清末思想家、文学家龚自珍有诗云：“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对于这句诗，曾国藩是深有体会，他时时为大清无人才而苦恼。他曾对心腹们说，大清如果不想和外国讲和，必须有四五个得力大将站出来，可是万里疆土却怎么也找不出几个这样的人才。为了国家，他在选择和培养人才方面花费了不少心血。只要是稍有能力之人，或是有一技之长之人，曾国藩都极力推荐或培养，从不因此人会影响到自己的前途而放弃培养或贬低此人。曾国藩的胸怀可以说是能容常人所不容，非常宽广，即使这个人和他心存隔阂，甚至因为某事得罪过曾国藩，但是只要这个人确实有一定能力，曾国藩就会不计前嫌地向皇帝推荐此人。大到总督，小到营兵，由曾国藩提拔和培养的人才不计其数，以至于连他自己也数不清。

为国家推荐人才才算得上一个合格的政治家。他经常说：“居高位者，以知人晓事二者为职。”并言：“今日能知人能晓事，则为君子；明日不知人不晓事，即为小人。”

曾国藩保举人才，主要有三种：汇保、特保、密保，根据不同的情况、级别、待遇而区分。曾国藩所带领的部队每打一次胜仗，他都会汇保一次，奖励所有的将士。除此之外，他还根据劳绩对办理粮台、文案、善后诸务的幕僚作出相应的奏保。这样，官兵及众人备受鼓舞，士气急剧上升。

曾国藩认为，为国求才无须避嫌。他推荐人才总是不计较个人间的嫌隙，以大局为重，为朝廷着想，他的宽广胸怀令人钦佩。他推荐左宗棠便是很好的一例。

曾国藩和左宗棠由于不投脾气，双方之间经常发生争执，时间一长便生嫌隙。曾国藩一向讲究个人修养，言语之间很是得体，做事一向稳重。而自称为“今亮”（今世的诸葛亮）的左宗棠恃才傲物，心直口快，凡事一吐为快，而且一向快刀斩乱麻，这两个人待在一起经常是矛盾重重，谁也看不上谁。左宗棠的多次赶考未中，让他很是敏感，稍微怠慢他或是过于谦让他，都让他的自尊心受不了，所以这个度让首次和他打交道的人根本掌握不好。曾国藩曾经就是因为过分谦让激起了左宗棠的强烈反应。有一次，曾国藩给左宗棠写信，出于礼貌和谦让，他用了“右仰”。左宗棠看到后很是生气，以为曾国藩故意拿他开心，所以他说：“他写了‘右仰’，难道要我‘左俯’不成！”此话传入曾国藩的耳中，曾国藩当然不悦，本来是出于礼貌才这样写的，却被他视为侮辱人的话。后来，曾国藩曾作语调侃左宗棠：“季子敢鸣高，与予意见大相左。”此语包含了左宗棠的姓（左）和字（季高），可谓是寓庄于谐，明事达意。左宗棠得知后气得直跳，为了扫平心中之怨气，他也还语一击，但是他这一语过于恶毒：“藩臣徒误国，问他经济有何曾？”此语中也包含曾国藩的姓（曾）和名（国藩）。虽然对得工整，但言语中却凶神恶煞。长此以往，曾国藩和左宗棠之间便嫌隙渐深。

后来迫于政治形势，曾国藩写信让左宗棠来曾府为朝廷出力，而左宗棠也为了能在曾国藩的手下大长名气同时实现功成名就的愿望，来到曾国藩的手下做了一名营官。后经曾国藩的推荐，左宗棠得以“以四品京堂候补，随同曾国藩襄办军务”。

之后，左宗棠在曾国藩的推荐之下，步步高升，由最初曾国藩手下的一名营官做成了独当一面的浙江巡抚，督办浙江全省的军务。在左宗棠的升迁中，曾国藩绝对功不可没。作为两江总督的曾国藩负责统率江苏、安徽、江西三个省的军务，而皇帝又下了一道旨：“并浙江全省军务，所有四省巡抚、提镇以下各官，悉归节制。”曾国藩接到该旨后，马上给皇帝上了奏折说：“以臣遥制浙军，尚隔越于千里之外，不若以左宗棠专办浙省，可取决于呼吸之间。”他在奏折中说以左宗棠的胆识谋略可以独当一面，担此大任，请皇帝降谕旨于左宗棠，浙江省所有军务他全能管理妥当。此时的左宗棠在广信负责驻防工作，几日之后便收到了皇帝命他管理浙江省军务的谕旨。同治元年（1862年）正月十五日，左宗棠从江西开始出发向浙江一带前进。进驻浙江开化县之后，曾国藩又为他提供一系列的战略决策，按照曾国藩的决策，左宗棠逐步走近成功。同治三年（1864年）二月二十五日，左宗棠攻下了杭州；同年八月，左宗棠占领了浙江省的大部分地区。

这时的左宗棠担任浙江巡抚之职，并被补授为闽浙总督。他在官场中已稳稳站住脚跟，地位和曾国藩不相上下。后来，无论左宗棠处于低谷时还是高峰时，曾国藩始终不遗余力地给予支持和帮助。只要是事关大清，他都鼎力相助。在左宗棠为西征无饷而发愁的时候，曾国藩挺身而出，竭尽全力为左宗棠西征筹划军饷，同时让自己最得力的湘军领袖刘松山协助左宗棠。其实，当年左宗棠能在新疆取得胜利依靠的就是刘松山率领的湘军。

显然，曾国藩的大度是许多人无法做到的。尽管与左宗棠曾经恶语相向，但曾国藩为了大清的江山，他不仅不去计较这些恩怨，还把左宗棠推上了高位。对左宗棠尚且如此，可见他对其他人才更是珍爱有加。曾国藩恐怕连自己也记不清楚，一生中到底为大清推荐和提拔过多少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