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斗胆直谏,触怒龙颜(1 / 1)

咸丰帝刚登上宝座时,各地爆发了多起农民起义。咸丰闻听此事,忧心忡忡,也担忧大清江山会毁在自己手中。而此时的曾国藩更是像热锅上的蚂蚁,急得是团团转。他曾写信给朋友,说自己的多篇上疏和大臣们的奏章都被皇帝扔在一边,皇帝根本看也不看,敷衍了事。这致使他对皇帝“将书生之血诚,徒供胥吏唾弃之具”的做法表示不满。

1851年1月11日,太平天国起义在广西桂平爆发,在几个月之内就把清朝钦差李星沅和广西巡抚周天爵打得落花流水。而首战告捷即让太平军人人振奋,他们扯旗北上称王封制,各地农民起义军也有前去加入的,这致使太平天国的队伍不断壮大。这自然就成了咸丰帝的心腹大患,他的首要任务就是委派人铲平太平天国,树立大清国的威信。于是,咸丰帝便派自己的舅舅赛尚阿亲自奔赴前线,担任总指挥,同时任命顺天府尹邹鸣为广西巡抚,想以此狠狠地灭灭太平军的威风。这赛尚阿是首席军机大臣,当时朝廷职位最高的人,和咸丰帝的关系很是亲密。咸丰此举在朝廷引起了很大反响,而大家也都知道,这一下咸丰帝是被逼急了。

“为国藩篱”的曾国藩一直很努力地想使清朝实现国泰民安、政治清明的格局,而为此他也恪尽职守,为大清国付出了很多精力和心血。可是无论他付出多少,咸丰帝就是不领他的情,而且更不理解他作为一位老臣对岌岌可危的大清的一片苦心。

曾国藩再也坐不住了,他准备直接向皇帝上疏,而这一次上疏与以往不同,这一次是冒着生命危险去上疏的——为了大清的百姓,为了已逝去的道光帝,他挺身而出,锋芒直指咸丰帝。而在此次上疏之前,他给家人写了一封信,信中说自己这次是冒死上疏的,原因是曾家曾受先皇恩德,不能有负先皇。自己身为二品大员,如果此时不直言上疏,既对不起先皇,又对不起百姓。此时朝廷正刮起“唯阿之风”,如果不及时制止,此风气将会给皇帝带来不良影响,甚至养成“恶直而好谀”的习惯。如此,将会是大清的祸事,而到那时更是无法改变了。不如现在趁着元年新政,说破机关,让新皇“日就竞业”,为大清树立进取之风气。

于是,1851年5月,曾国藩一针指向咸丰帝,上疏《敬陈圣德三端预防流弊疏》,其间字字见血,把咸丰帝刺得是脸面全无,以致下不了台。

可以说,曾国藩的此次上疏古今少有,非比寻常——他担心这篇上疏又像前几次那样杳无音讯,于是便把重要的地方当着文武百官的面背了出来。而这一次是当着满朝文武大臣的面给皇帝提意见,即当面揭皇帝的短。大致内容是批评咸丰注重小节,疏于大处,往往因小失大。对广西前线的将帅安排方面欠妥当;批评咸丰帝不求实际,言行不一,出尔反尔,刚愎自用,骄傲自满。

众所周知,谁都不希望自己的短处被人揭出,更何况是堂堂一国之君呢?

当时,曾国藩说的是湖南话,他怕皇帝听不清,故意说得很慢。满朝文武百官个个听得是十分清楚,这字里行间全是指责皇帝的不对,因此谁也不敢说半个字,大气都不敢喘,就等待着早已预知的结果了。

当咸丰帝听完第一段时,已经怒火中烧,但他不愧为一国之君,这点度量还是有的。可此时他虽仍然耐着性子继续听曾国藩的指责,但心里却早已把曾国藩骂得狗血淋头了。

接下来,曾国藩批评皇帝开言路是做样子,指责皇帝“骄矜”、“虚文”等,并且针对这些,曾国藩还一一举出了例子。此时,这位高高在上的一国之君终于忍不住了,要知道此时他的尊严何在,颜面何在。于是他大喝一声:“狂悖!该当何罪!”一脸的怒火,似乎要喷发出来。然后,咸丰帝马上命令军机处拟曾国藩的罪。

曾国藩被皇帝的这一声呵斥吓了一大跳,尽管先前他作好了思想准备,但他还是有些慌张,在这种情况下,曾国藩连忙说了声:“臣罪该万死!”旁边的大臣们看皇帝要治罪于曾国藩,便下跪为他求情,说他虽罪该万死,但这样做也确实是为了大清社稷,由此可见他对国家的一片忠心。又称皇帝为舜尧,还说自古“忠言逆耳、君圣逆直”,总之说了不少皇帝爱听的话,所以曾国藩没被治罪。如若不然,他这一次可以说性命难保。

曾国藩的这一次冒死直谏虽然没有给大清带来多少福气,但他却赢得了不少人的夸赞。特别是在他湖南的老家,人们对他的评价更高了,说他是大清的福星,是能给百姓带来幸福的人。

而对于曾国藩,由于此次进谏没有收到预期的效果,心情自然坏透了。他认为在这样一种不好的风气之中,自己很难有一番作为。好多次他都想结束这种碌碌无为的官场生涯,但大清正是用人之际,皇帝岂能同意他的要求?而这一次他的直谏咸丰不仅没有处罚他,反而还让他兼署刑部侍郎一职。不过,这一切丝毫都没有引起曾国藩的兴趣。

这几次上疏都表现了曾国藩的远大抱负和治国决心,他不同于一般的大臣,他一心为国为民,而其他大臣大多考虑的是自己。而他的多次上疏为自己赢得了敢于直谏、忠诚为国的政治声望。他的朋友胡大任来信,对曾国藩这一做法很是称赞。其他的老朋友刘蓉、郭嵩焘、江忠源、彭筱房、朱尧阶、欧晓岭等人,也十分钦佩曾国藩的勇气,他们称赞曾国藩此举是“大疏所陈,动关至计,是固有言人所不能言、不敢言者”,说此举可“慰天下贤豪之望,尽大臣报国之忠!”而这也为曾国藩日后组建湘军、吸纳人才奠定了一定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