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一道圣旨降临翰林院，所有人跪听圣旨：“翰林院候补检讨曾国藩耐劳克俭、学识出众，着升授翰林院侍讲、詹事府行走。钦此。”

众人听后，都为此大吃一惊，而曾国藩本人更是诧异万分，他做梦也没想到在成为翰林院候补检讨六个月之后竟连升四级。此后，他便可以在翰林院和詹事府办公。年轻的曾国藩一下子从初级官吏荣升为中层官吏，这在当时是前所未有的。

但凡按照惯例被提拔的人，都要进宫叩谢龙恩。曾国藩便进宫谢恩。由于曾国藩对自己的晋升深感意外，所以就向太监曹进喜打听缘由。此时曾国藩才得知，原来是在上次大典中自己回答皇帝所提问题应对得体，使皇帝对他记忆深刻；此外，大学士穆彰阿、太常寺卿唐鉴等人在皇帝面前为自己说了不少好话，并向皇帝举荐自己，这样才能在一夜之间连升四级。

听完太监曹进喜的话，曾国藩对两位恩师固然心存感激。曾国藩深知，如果没有穆彰阿和唐鉴，就没有现在的自己，因此，在心里暗下决心，日后有机会一定要好好报答他们。

虽然曾国藩以前住的是会馆，但大清官制规定，五品以上官员是不允许住会馆的，所以曾国藩在离会馆不远处租了一个小四合院，院子虽小，但门房、正房、书房、卧室全都有，最令曾国藩满意的是院墙外有两棵大树，正适合炎夏纳凉。只是有官来访时，轿子只能停在院外，但价格比较实惠，所以曾国藩还是租下了。

住所解决之后，曾国藩面临的就是换官服的问题。以前做检讨时的七品官服不能再穿了，而且旧的也不能再次翻新。于是他准备再做一身五品官服，此时，正好身上还有二十几两银子，于是曾国藩就把这些银两交给裁缝，让他给自己做一身五品官服。曾国藩为了省钱，从不坐轿子，他都步行去办公，所以没多久，京城就传唱这样一句民谣：“皇城根儿一大怪，五品顶戴走着来。”这句话是那些满族官员借以讽刺曾国藩的无聊之举。意思是说，像曾国藩这样的五品官员每天竟然走着去当差，丢了大清的脸面。虽然曾国藩听到了这些流言飞语，但他仍然步行当差。

户部尚书英和得知曾国藩立门开府后，便把自己的一个下人介绍给曾国藩做门房。此时，曾国藩碍于英和的面子，再者，自己确实需要一个门房为他做些跑腿之事，于是他留下了此人。这位门房姓陈名升，也是湖南人。初次见面，曾国藩对这个陈升的印象就不好，后来也证实了他对此人的看法是正确的。

曾国藩升了官后，由于他租了房子，雇了门房，所以开销立刻增加了。这使他不得不写信告之家里，向家里要些银两，用来还债和度日。信写完之后，他感慨：自己官至五品，不但不给家中寄钱，反而还向家人要钱，想起这些，不由连连摇头苦笑。

当曾麟书看到曾国藩的家书得知他官升五品后，欣喜地跑到曾玉屏的面前，把这个喜讯第一时间告诉父亲曾玉屏。但是曾玉屏看到曾麟书兴奋的样子，很是不满意，他一脸沉静地说：“麟书啊，你也是一大把年纪的人了，怎么说话办事还这么毛躁，能不能沉稳一些呀？别忘了自己还是个教书先生呢？”

此时的曾麟书仍沉浸于喜悦之中，他笑着答道：“爹教训得极是，可您孙儿升官了，而且这一升就是五品的翰林院侍讲！我能不兴奋吗？”

曾玉屏瞪着他说：“胡说八道，升官哪能这么容易？孙儿被引见才几天呀，就成五品了？”

曾麟书见父亲不相信他的话，就急了，“爹，儿子说的全是实情。”

但曾玉屏还是对此半信半疑，正当此时，屋子里来了好多人，一起跪在地上大声说：“恭喜大少爷升官，恭喜老太爷寿比南山！恭喜老爷福如东海！”直到此时，曾玉屏才相信自己的孙儿真的升官了。

此时，曾麟书又说道：“依孩儿之见，我们应该让全村的乡亲都知道这个好消息，大家也好好庆贺一番。国藩这次可是一下子连升四级，这多么难得啊！”曾玉屏挥了一下手，打断了曾麟书的话。然后曾玉屏跟众人一一道别，送客出门。

曾玉屏见众人离开后，才意味深长地对曾麟书说：“国藩做的官越大，我们越不能张扬，越要安分守己，只有这样，他的官才能做得安稳。你万不能犯一点糊涂，否则，就会连累到国藩。”曾麟书听后连连点头称是，再也不敢宣扬儿子升官的事了。

曾国藩得到五品顶戴后，心中的信念就更坚定了。他在日记中写了这样一段话：“当官以不爱钱为本，廉洁自律，方能上对得起天、皇上、国家，下对得起百姓、亲友、子侄。只要自己坚守一个廉字，就算做事偶尔有失公允，也不会惹来麻烦。”

然而没过多久，门房陈升就把这一包银子放在曾国藩的面前，曾国藩一看，足有一百两银子，便问是谁送的？可这陈升还摆出一副不耐烦的样子，对曾国藩只简单地说一句：“一个瘦高个子。”曾国藩问他：“人呢？”陈升答道：“走了。”然后曾国藩又问：“有没有留下什么话或书信之类？”陈升一拍脑门想起来，由于自己大意，所以把那人留的信落在门房了。于是陈升只好跑出去取了。

待陈升取来信后，曾国藩急忙打开一看，这才知道原来是正四品鸿胪寺卿穆同穆大人。这穆同便是曾国藩的座师穆彰阿穆中堂的一个出五服的本家侄子，于是曾国藩仔细阅读信中内容。

书信的主要内容就是让曾国藩在皇帝面前为他多美言几句，因为这穆同想做浙江副主考，而穆中堂大人也是这个意思。他送来一百两银子全当薄礼，事成之后还会重重答谢。

曾国藩看完信之后，思索了一番，便提笔回信，表明自己会尽力而为，但银子绝不能收。信写完之后，曾国藩便让陈升把信和银两一起送到穆同府上。

此时的陈升酒劲已过，他小声对曾国藩说：“这一百两银子，他已拿了一些买酒喝了。”曾国藩听到这里，气得浑身发抖，一个小小的门房竟有如此大的胆子，私自动用客人的银子。于是曾国藩忍无可忍辞退了陈升。

曾国藩在用人上有三个原则和四个标准。三个原则即选人切勿眼光过高，首选忠义血性之人，德才兼备以德为本。四个标准即有治民之才、不怕死、利心不能太强、能吃苦。像陈升这样的人，根本达不到他用人的标准。

陈升走后，曾国藩填补了银两，拿起信和银两来到长沙会馆，麻烦会馆的茶房跑一趟。

次日便是官休，老翰林陈公源来到曾国藩府上。此人和曾国藩比较投缘，且他也一个人在京城居住，所以每到官休之日，二人便相互走动。陈公源是个爱吸烟之人，曾国藩吸纸烟也是受了他的影响。

陈公源走后，翰林院的梅曾亮、邵懿辰、胡林翼等人也前来给曾国藩道喜。曾国藩为了做到既不失信于自己，又不得罪其他官吏，他费尽心思，想出了这样一条妙计，可谓双管齐下：他不收礼金，让翰林公们每人写一副对联当礼物，这样既不失面子，又有意义。

很快，曾国藩这种参加宴会，题写对联的方式在京城变成了一种时尚，因为这件事，道光帝更加器重曾国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