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古时候，人们都崇尚科举，都认为只有参加科举，才能功成名就，才能光宗耀祖，才能大富大贵。大部分儒生把升官当做发财的桥梁，正应了那句古语“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千钟粟；书中自有颜如玉。”其实刚开始曾国藩也是这样想的，但当他真正做了官，这种想法却在他脑海中彻底消失。受祖父的影响，他立下了“做官不为财，而为天下百姓”的誓言。

做官之人皆知为官清廉便是做官最基本的要求，可是从古至今，又有几人能做到这点。纵观历史，清官屈指可数，但曾国藩却是一位难得的清官。同治五年六月，已是封爵开府的曾国藩，仍然过着节俭的生活。在他中进士之后，祖父曾对曾国藩的父亲说过这样一句话：“宽一点翰林，我家仍靠作田为业，不可靠他吃饭。”后来，曾国藩的父亲又将这句话写信告之曾国藩，让曾国藩感触颇深。从那时起，他便下定决心做一名清官。他在日记中写下这样一句话：“我从三十岁开始，便以做官发财为耻辱，以官宦公饱私囊，为子孙聚敛财富为耻、为羞。因此我立下誓言，此生绝不靠做官发财，为后人敛集财富。神明作证，我绝不食言。”

曾国藩的这一番话并非虚言，也非冠冕堂皇的场面话。他的确是说到做到，言行一致，而且在京做官十二年中，从未破例一次。当时的晚清社会，贪污成风，朝中大臣几乎人人贪污。而曾国藩却身处淤泥而不染，两袖清风，言出必行，也正是由于这一点他才能得以重用。

当时的清朝国库已不再富足，所以薪俸都不高，人口多的家庭还填不饱肚子。为了生计，许多大臣都随贪污之风，特别是地方的封疆大吏，由于远离天子，更是无所顾忌，聚敛成性。当时的皇帝也知道官员贪污，但却静观其变，当这些官员成为巨蠹时，他马上来个出其不意，抄家问斩。人们称之为“宰肥鸭”。这种“宰肥鸭”的举措对小胆的官吏多少有些影响，但对那些大胆的官吏丝毫不起作用。因为贪污的数额之大，时间之久，所以难以收手。当曾国藩入翰林时，贪风甚为猖狂。

历朝历代皆有贪官和清官，汤斌便是一位很有名气的清官。曾国藩特别推崇清官汤斌，并把他当做学习的榜样。因此，无论曾国藩的官位做到哪级，他都把清廉摆在首位。他一生最看不起的就是贪官，不和此等人交往，若因政事必须交往时，也保持着距离。他为官期间：“署中没有敢以苞首（蒲包，指赠送的礼物，引申为贿赂）进者”，连自己的夫人也没有珍贵的配饰。曾家唯一一次“收礼”，是提督黄翼升的夫人进献的，但这却是与政事有关的一次“收礼”。

黄翼升是曾国藩的心腹大将，在曾国藩组建水师时立下了许多功劳。淮扬水师建立后，黄翼升被升为统带。在1862年，黄翼升成为李鸿章的得力助手。而此时的曾国藩缺少人才，加之黄翼升人品佳、性情良，众将士都非常喜欢他，于是曾国藩想把黄翼升调回自己身边，便和李鸿章协商，李鸿章对黄翼升也是赞赏有加，哪有放手之意。双方交涉很长一段时间后，李鸿章也没答应。因为此事，曾国藩和李鸿章还差一点翻脸。

在黄翼升左右为难之际，就把此事告诉自己夫人。于是黄夫人就想了一个妙计，事情才得以缓和。在曾夫人寿诞那天，黄夫人特地挑选了几件礼物来拜寿。见到黄夫人之后，当着众人的面，黄夫人先是说了一些客套话，然后执意要拜曾夫人为义母。曾夫人一看满屋的宾朋都看着她，于是只好点头答应，收了这个干女儿。众人散去之后，曾夫人便把收干女儿之事告诉了曾国藩，曾国藩刚开始很生气，心想：这么大的事怎么能如此草率？后来又一想，此事黄夫人做得甚妙，不仅缓和了黄翼升和李鸿章的关系，而且又能笼络将心。

实际上，许多人都想象不出曾国藩的生活是多么清苦。在曾国藩进京的第二年，也就是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此时的曾国藩虽为翰林院的下级官吏，但生活却苦不堪言。那时，曾国藩的俸禄极少，勉强够糊口，但是他还要寄些银两给家里，所以只能东借西凑，常常是拆东墙补西墙。好不容易盼到了年底，因为年底有个旧例，外官例寄炭敬，就是地方官炭敬外官，这样好歹可以过个丰年。可是那一年，却让曾国藩很失望。由于当时的他手中没有实权，所以当地的官府也没有给曾家敬炭的。无奈之下，曾国藩向别人借些银两过年。

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曾国藩的生活依然没有好转，依旧是借东家补西家。半年下来，他的账本上已有外债二百两的记录。到了年底，账本上的数目更是翻了一倍，由二百两变成了四百两。尽管曾国藩日子清贫，外债累累，但他从来都不忘寄银两孝敬父母，并劝父母在吃喝方面不要过于节俭，以身体为重。虽然曾国藩在京城朋友较多，借钱比较容易，但是借钱毕竟是要还的，而且时间长了自然脸面无存。这让曾国藩困惑不已。因为他没有钱，所以连用人都看不起他。

直到大考升官后，曾国藩的生活才比以前好一点。但是对于他来说，压力实在太大了，他要偿还家里供他读书欠下的外债，还要养活家里的二男五女，交诸弟们的学费，每次升官请客，人情往来等等。几乎每天都有花销，却少有收入。一年下来外债高筑，此时的曾国藩早已习惯这种生活。在京为官的十二年中，他一直过着很清贫的生活。

在大多数人眼里，京官都是美差，特别是在外官眼里，京官办起事来比较方便，所以各种收入就多。曾国藩的一个在外为官的好友刘觉香，就特别羡慕京官。有一天，他从外省来找曾国藩，向曾国藩表明在外做官是多么的苦，远远不及京官好。这位好友根本不知道其实曾国藩比他还苦。

曾国藩的几个舅舅家境都十分清贫。当他做官之后，经常写信给舅舅，并在外债累累的情况下，借钱寄给舅舅，以示孝心。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曾国藩的二舅去世，当时因家贫穷而没有钱做道场超度。第二年，曾国藩便寄信写道：“兄念母舅皆已年高，饥寒之况可想。而十舅且死矣，及今不已援手，则大舅、五舅者又能沾我辈之余润乎？想为二舅补做道场，并征求诸弟们的意见。”

即使是后来做了二品侍郎的曾国藩依然捉襟见肘，因为他的负担重，所以花销自然多，为了减少费用，他尽量少回家，把思家之情或是埋于心中，或是写在日记里。直到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六月，曾国藩成为四川正考官，经济才有了一点改善。

清朝有个习惯，根据得差早晚翰林分为“红翰林”与“黑翰林”。一充试差时，官员会有一笔可观的进项。由于曾国藩得试差早，所以称得上是“红翰林”。七月，曾国藩便离开了京城，同行的还有副考官赵楫。

这一行便用了将近半年的时间。直到十一月二十日，曾国藩才回到京城。当时官场盛行“规礼”，所以这次试差让曾国藩获得了一笔小收入。他拿这笔钱一部分偿还了债务，一部分寄回家中，身上已所剩无几。此次试差虽然改善了曾国藩的拮据，但以后他的经济也没有很宽裕。

曾国藩的公私分明、克己奉公、廉洁自律的精神感动了不少文武百官，只要提起曾国藩的节俭，大家都佩服至极。这为以后他的官运亨通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