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的许多皇帝都主张禁酒，但是，以乾隆帝力度为最大。他即位伊始，便着手禁酒事宜。

乾隆元年（1736），乾隆皇帝接到内阁学士方苞的上书。方苞在奏疏中说道烧酒的危害是“耗民财，夺民食”，方苞还提出严禁烧酒的做法：“禁造烧曲，毁其烧具”。乾隆帝赞赏方苞的建议，发布谕旨道：“养民之政多端，而莫先于储备，所以使粟米有余……夫使粟米有余，必先去其耗谷之事，而耗谷之尤甚者，则莫如烧酒。”

乾隆帝看得很清楚，酿造烧酒，会浪费大量的粮食。所以，从乾隆二年（1737）五月开始，朝廷下旨，严禁酿造烧酒。可是，禁酒令刚一下达，立即有人抗旨上书，反对禁酒令的颁布。首先是左都御史孙嘉淦，他认为，永禁烧酒“不惟无益，而且有损”。他的理由是烧酒用高粱等粗粮酿造，而黄酒用米麦等细粮酿造。烧酒价廉物美，黄酒价贵而耗粮，禁烧酒导致粗粮弃舍无用，进而导致民间转造黄酒，所以，禁酒令弊大于利。

孙嘉淦言之凿凿，居然有大员响应，兵部尚书讷亲立即上书，对孙嘉淦表示支持，他说酿造烧酒应该“照旧奉行，并除酒税”，不但要继续酿酒，还要免除酒税，等于朝廷支持酿造烧酒。

这时，直隶总督李卫也参与辩论，他主张，在歉收之年，粮食短缺，一定严禁酿造烧酒；而在丰收之年，则没有必要概行禁止。河南总督尹会一认为，不可一概而论，对那些以酿酒为生的人要严厉打击。陕西巡抚张楷、山西巡抚严瑞龙等也表达了同样的观点。

乾隆帝思虑再三，最终颁布谕令：富商凡是广收大麦高粱、肆行踩曲、大开烧锅者，严行禁止；违禁者，除照原先法律杖责一百，再枷号两个月以外，失察的地方官员每出现一案降一级，失察三次者降三级，随即调用。这个谕令只禁止那些以买卖酒为业的富商，对民间用于自己消费的烧酒则不严行禁止。这就比较科学了，即禁止了大量酿造烧酒导致的浪费，又满足了北方多数民众的饮酒需求，是一个比较科学的禁酒令。

当然，乾隆帝自己并非禁酒之人。他是很喜欢喝一些小酒的。乾隆帝喜欢的酒是玉泉酒。玉泉酒是采用纯正的玉泉水酿造的，甘冽香醇，宫廷里面大量使用。乾隆帝十分重视玉泉酒的使用，乾隆五十五年，他发现玉泉酒浪费严重，竟然要求内务府开列出详细的使用说明。于是，内务府向他呈报了这一年清宫各处使用玉泉酒的详细清单：

奉先殿371斤14两，英华殿182斤，御花园26斤4两，内膳房46斤，内城隍庙、永佑庙2斤，御茶房58斤12两，赏阿哥生辰酒筵25斤10两，御药房30斤4两，雷神庙8两，木神庙1斤，雍和宫3斤，保和殿、正大光明殿筵宴90斤，山高水长、热河万树园筵宴60斤，热河普宁寺3斤，绵总阿哥娶福晋筵宴、迎妆奁、成婚礼筵宴共64斤，和孝公主初定礼、成婚礼共用70斤，以上共用1039斤4两。

这份清单被载入典籍之中，反映出乾隆帝对玉泉酒的喜爱，也反映出此酒的弥足珍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