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般领导，是需要艺术的；作为皇帝，则更加需要领导艺术。典籍记载皇太极“天赐睿智”，说他极聪明。三岁的时候，皇太极就已经脱颖而出，智商明显高于旁人；七岁以后，努尔哈赤就把家务委托给他，居然能够自行打理，井井有条。所以，皇太极有“智慧之王”的美誉。那么，他的领导艺术就一定备受瞩目了。

恩威并用

皇太极继承汗位以后，局面并不平静。因为他的继位不是父汗指定的，在大家的心目中，多尔衮的接班几率甚至会大于皇太极，他的母亲大妃阿巴亥大权在握，备受太祖信赖。这样，皇太极虽然继位接班，要巩固地位，还需要他运用政治智慧来做到，难怪德高望重的代善对汗位望而却步，力推皇太极上台。皇太极会怎么做呢？

皇太极经过缜密思维，想出了四个字“恩威并用”。

先是“威”字当头。努尔哈赤一死，第二天，皇太极就率领诸位贝勒逼迫大妃阿巴亥殉葬，很明显这是皇太极策划的，他必须除掉这个祸患，否则后患无穷。这是他使用的第一个杀威棒。除掉了大妃，一时之间，内外肃静，大家谁还敢于胡乱猜测和说话呢？

接下来，是安抚同类。皇太极称汗之后，先做两件事，以安抚宗室。

一是与三大贝勒并尊。

皇太极虽然继位称汗，但他遵循努尔哈赤在天命七年下达的汗谕精神，实现汗与三大贝勒并尊的局面。三大贝勒就是大贝勒代善、阿敏贝勒和莽古尔泰贝勒。实际上，三位是天命年间四大贝勒中的三位，而皇太极位居最末，是四贝勒。

与三贝勒并尊的形式是怎样的呢？查阅史料，有两个表现：一是决策并尊，天命十一年，皇太极想要与袁崇焕谈和约的条件，便派出秘书，一个一个征求其他三大贝勒的意见。先到代善家去，次到阿敏家去，最后到莽古尔泰家去，只有三大贝勒都同意了，才可以实行。二是座次并尊，一般来讲，我们认为既然皇太极称汗，就应该是他自己面南背北，其他人都朝他行跪叩大礼；可实际上不是这样，《满文老档·太宗·天聪》记载了皇太极与三大贝勒在朝会时的情形：“昔满洲国礼，大贝勒、阿敏贝勒、莽古尔泰贝勒三贝勒，以兄行敬，命坐于汗之左右，无论何处，亦命与汗列坐，不令下坐。”这种局面，实际上是皇太极施恩于诸位兄长，表达自己的敬礼之意。

二是封王市恩。

宗室兄弟封王，始于皇太极称帝之后。崇德元年四月，皇太极被尊称为“宽温仁圣皇帝”之后，自己洋洋得意，并没有忘记拥戴他的诸位兄弟子侄，决定对他们给予封爵赏赐。四月二十三日，皇太极下达册封令，对他的兄弟子侄大加赏封：代善封为和硕礼亲王，济尔哈朗封为和硕郑亲王，多尔衮封为和硕睿亲王，多铎封为和硕豫亲王，豪格被封为和硕肃亲王，岳托被封为和硕成亲王，阿济格被封为多罗武英郡王，杜度被封为多罗安平贝勒，阿巴泰被封为多罗饶余贝勒。很明显，这些被封赠的兄弟子侄心满意足，敢不努力工作吗？

皇太极知道，面对反对派的力量，必须采取霹雳手段，一旦手软，就会后患无穷。所以，他为了清除异己，不惜一切代价。以天聪九年为例，他囚禁了一向反对自己的姐姐莽古济格格，并对她的1000余名追随者予以清洗。皇太极的这一做法很有效，那些位高权重的宗室都感到了害怕，比如代善，他在皇太极面前再也不敢摆老资格了，主动要求向皇太极下跪称臣。试想，如果没有皇太极的霹雳手段，这是不可能实现的。

皇太极不仅对待宗室实行恩威并用的手段，实现自己的南面独尊，对待文武百官也是这样。对自己的亲信，比如范文程、冷僧机等，都给予恩惠，以激励他们为之卖命；而对于那些敢于反对自己的人则会毫不留情。

当然，我们对于皇太极的“恩威并用”要辩证地看，对于其中正能量的部分要予以吸收，而那些糟粕的东西，封建帝王的阴暗面则应该自觉抵制。

不徇私情

作为领导，徇私情的事情比比皆是，尤其是现代社会，那些大老虎级别的官僚们往往徇情枉法，要么贪污公款，要么建立关系网，各立山头，要么打击异己，总之都是以权谋私，对得起自己。那么，皇太极作为一位帝王，他是怎么对待这个问题的呢？

皇太极的宗旨就是“不徇私情”，这是他一以贯之的做法。

我们以多尔衮为例，说明皇太极的“不徇私情”。由于天命十一年皇太极破逼大妃殉葬，不仅吓坏了年仅15岁的多尔衮，也恨坏了多尔衮，可以说皇太极是多尔衮三兄弟的仇敌，是杀母之仇。按理，皇太极应该本着“斩草除根”的原则，想办法除掉多尔衮三兄弟，以免留下后患。可实际上，皇太极不仅没有这么做，反而重用多尔衮。

查阅史料，就能得出结论。天聪二年，多尔衮仅仅17岁，就被皇太极赐号为“墨尔根代青”，并赏给固山贝勒的封号；天聪三年，跟随皇太极入关伐明，攻克汉儿庄，十一月围攻北京；天聪四年，率军攻克永平；天聪五年，多尔衮统摄吏部事，参与大凌河之战；天聪六年，多尔衮随皇太极远征察哈尔林丹汗；天聪八年，多尔衮奉命入关伐明，攻克保安州、朔州，抵达五台山；天聪九年，多尔衮率军穷追林丹汗余部，或传国玉玺；崇德元年，多尔衮受封和硕睿亲王，这一年，他仅仅25岁，就获得了最高的封爵，令人侧目。

从多尔衮这个例子，我们看出皇太极是不徇私情的。还有一个例子，可以看出皇太极的不徇私情。

崇德六年八月，在明清之间展开了一场生死大战松锦之战。这场战斗非常关键，决定清朝的命运，皇太极非常重视。

锦州守将祖大寿依据城坚炮利，采取据城固守的策略。皇太极一筹莫展，命令清军在距离锦州城90里的义州城驻扎屯田，包围锦州。期间，皇太极再三叮嘱，一定要紧紧包围锦州，不可松懈。可是，多尔衮、豪格、杜度、阿巴泰等王公大臣却犯下大错：离城远驻，或者回家居住。

皇太极接到这个报告，勃然大怒，他要如何处理呢？这里面可由自己的亲儿子豪格呀。

皇太极不徇私情，决定按照程序办理。

先是诫勉谈话。他按顺序先提多尔衮讯问：“今违朕命，遣兵回家。如此，朕焉能以尔为可倚？”

提讯亲子豪格：“肃亲王，尔明知睿亲王失计，如何缄口不言？”

集体提讯阿巴泰、杜度、硕托：“尔等何为事不关己，是曰然，非亦曰然！”

提讯之后，皇太极命令他们自定其罪。多尔衮自定死罪，豪格自定死罪，其他人自定贬罚为民，以及罚银，等等。最后，皇太极进行了权衡，将多尔衮由亲王降为郡王，罚银一万，拿出两个牛录；亲子豪格由亲王降为郡王，罚银八千，拿出一个牛录，其他人只是轻微处罚了一下。由于皇太极不徇私情，重重处罚了亲子豪格，别人无话可说。

不仅如此，皇太极对于有恩于自己的那些宗室，尤其是拥戴自己的人，也是铁面无私，不徇私情。

比如岳托和萨哈廉兄弟，都对皇太极有拥戴大功，尤其是萨哈廉，在最关键的时刻，曾经两次拥戴皇太极，可以说，没有他们的拥戴，皇太极很难继位称汗，或称帝。但是，一旦发现他们的错误，皇太极会毫不留情。比如，代善有意和莽古济合作，被皇太极发现，大为恼怒，而萨哈廉却置若罔闻。为此，皇太极叫来萨哈廉，毫不留情予以批评，萨哈廉感觉到非常没有颜面。

对于岳托，皇太极更是要求严格，讲一个故事。崇德二年八月，皇太极宸妃诞育皇子，皇太极在演武场设宴款待蒙古使臣时，命诸王大臣竖起箭靶比赛射箭技法。岳托因不善射，向皇太极推辞说不想比赛。皇太极没有照顾他，道：“你可以慢慢射，你不射，恐怕其他的诸王贝勒不服。”并催促再三。岳托只好勉为其难，可拉弓射了5箭均坠落于地，没有一次射中。引起了蒙古使臣的哄笑，岳托竟将手中的弓向蒙古人群掷去。皇太极一看，大怒，命令诸王、贝勒议政大臣以及刑部承政共同会审岳托。最终，皇太极决定处罚岳托：罚银5000两，解兵部之任，削贝勒爵，降为固山贝子，暂令在家思过，不准出门。

皇太极如此不徇私情，一秉大公，使他的臣下不管是谁，都不敢过分造次，规规矩矩，否则，定会遭到重惩。

科学决策

决策是一个领导人的权利，只有领导才有决策权。皇太极作为一代帝王，当然有决策权。如何决策呢？有的领导往往做出错误的决策，尤其是帝王，没有谁敢于反对他，决策的对与否就只能看帝王的素质了。

今天看来，皇太极时期的政治、军事、外交等重大决策都是非常正确的，所以，大清的事业蒸蒸日上。人们把这些正确的决策归功于皇太极的聪睿，认为是皇太极的聪明才使他做出了正确的决策。我们固然不会否认皇太极的个人素质，作为清代最聪明的帝王，他的决策高人一筹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我们从唯物史观的角度分析，皇太极的做法就是科学决策。

皇太极每做大事，必召集贝勒大臣，共同讨论，集思广益，选择最佳方案。仅以天聪七年六月的一次大讨论为例，说明这个道理。这天，贝勒大臣们聚集殿下，皇太极问道：“大家讨论一下，明朝、朝鲜、察哈尔三者，我们应该先征讨谁呢？”一时之间，大家议论纷纷：

济尔哈朗认为，朝鲜虽然背叛了我国，但可以先不要理他。而对于明朝，济尔哈朗认为：“举兵深入其境，焚其庐舍，取其财物。”主张大兵深入，烧杀抢掠。

阿济格是个鲁莽之人，他摩拳擦掌，只想着掠夺：“率马步大军进边，边内人民财物禾稼，应杀者杀之，应取者取之，应**者**之。”

多尔衮则主张围困燕京，把明朝的首都团团围住，摧毁周围的屯堡和建筑，做长久包围之计。

多铎不同意多尔衮的建议，主张“直入长城”，养病蓄锐；而对于察哈尔，千万不要用兵；对于朝鲜，更是不要用兵，他们太弱小，不足争高低。

杜度主张，朝鲜就不要打了，他们已经在我们的掌握之中。至于察哈尔，杜度主张：“察哈尔与我逼，则征之；若远，可取大同地方。”

岳托则主张：“山海关、通州、燕京三处，先图其一，以立丕基。”他不主张从长城突入，与其他人的观点格格不入。

萨哈廉经过深思熟虑，对于皇太极提出的明朝、察哈尔、朝鲜三者，先进攻哪里，提出了自己的真知灼见：“当宽朝鲜，拒察哈尔，而专征明国。”至于进军路线，萨哈廉则提出了两个方案，一是从一片石入，夺山海关、宁远、锦州；一是从“故道而入，断燕京四面之路”。所谓“故道”，就是破长城，从大同入口。

豪格不主张从宁远、锦州进兵，认为胜算不大。他主张：“今宜尽率我众及边外新旧蒙古兵，从旧道而入，各处纵火攻略。”这个“旧道”，还是突破长城，从大同而入。

阿巴泰的看法比较奇特，他主张皇太极坐镇关外，派遣将帅分“八路驰入，驻军内地”，然后找到“有识之士”，指点迷津。

杨古利主张迅速出兵，不能迟疑，至于先后问题，杨古利认为：“朝鲜、察哈尔且置度外”，还是破关进攻明朝，但他不主张从山海关进入。杨古利还主张对“敌者杀之，拒者俘之，降者编为户口”，三种人要区别对待。

叶臣主张，今年就应出师，他指出了出师的具体路经：“先抵大同、宣府，秣马休兵即在彼处。”他不同意从锦州、山海关进入，那样的难度太大，胜算也不大。

此外，和硕图与篇古也发表了自己的见解。

这些贝勒大臣各抒己见，皇太极一一记下。他经过仔细分析，最终博采众长，科学决策，到天聪八年，皇太极认为时机已经成熟，率领大军从宣府、大同入关，拉开了宏大的“入口之战”。

皇太极向来主张大臣对他“直言不讳”，对自己的过失，不科学的地方要知错就改，《东华录》中记载：“予有失，即直言；若不见纳，方可弃予而不言”。皇太极号召贝勒大臣们指出他的过失，不对的地方，就要改正，这样，在决策的时候会更加科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