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太极在工作中，不仅状态极佳，而且效率很高，几年的功夫，国家实力大大加强，备受世人瞩目。那么，皇太极凭的是什么，今天总结起来，就是工作技巧，他有很好的工作技巧，凭此提高了工作效率。

善于用计

皇太极用兵如神，很少打败仗，几乎是常胜将军，最基本的技巧就是“善用兵计”。对于带兵打仗的将帅来说，都知道“兵不厌诈”的道理，皇太极也是一样。他在对外作战中，把书本上学来的兵计活学活用，取得了一个又一个胜利。

皇太极心目中，最大的敌人就是明朝，只有打败明朝，才能实现他的建国梦想。为此，他开动脑筋，提出了“和谈”与“自固”的策略，就是对明朝打出和谈的幌子，以友好的面目，来麻痹明朝对他的警惕心理，乘势发展自己，一旦时机成熟，再彻底撕破和谈的面纱，打败明朝。

在与明朝的斗争中，皇太极反复使用兵计，归纳起来，大体上有以下几种：

一是“借刀杀人”。

前文已经讲过，皇太极在征明的过程中，腹背受敌，前有袁崇焕，后有毛文龙。这两个人中，袁崇焕足智多谋，曾经打败了他的父汗努尔哈赤，是皇太极的心腹大患，必须除掉。毛文龙拥有重兵，手握崇祯帝的尚方宝剑，不时骚扰皇太极的军队，也成为后金的心腹大患，必须予以除掉。

可是，皇太极凭借自己的力量无法做到。于是，他开动脑筋，采用借刀杀人的办法。先刺激袁崇焕，假意答应袁崇焕，与之议和，实现他向崇祯帝承诺的“五年复辽”目标。当袁崇焕上钩以后，向他提出条件，必须杀了毛文龙，表示诚意。袁崇焕上当了，毛文龙死于他的刀下。接下来，皇太极再用计，入围燕京，调袁崇焕入关勤王，再施用“反间计”，离间崇祯帝和袁崇焕之间的关系，崇祯帝中计，认为袁崇焕是奸细，是叛徒，便杀了他。

二是巧用战术。

比如，在天聪五年，大凌河战役中，皇太极就凭借多种战术取胜。

“引蛇出洞”。大凌河的明朝将领祖大寿，坚守不出，皇太极束手无策，于是，他命令八旗兵化妆成明朝援兵的样子，前往大凌河救援祖大寿。祖大寿果然上当，率兵出城，遭到八旗兵的伏击。

“八面埋伏”。为了解大凌河城之围，明朝派出各路援军，支援祖大寿。皇太极一面派出八旗兵，正面与之交锋，一面在明朝援兵经过的各个路口设下埋伏，等他们经过的时候，歼灭他们。为此，明朝援兵将领吴襄、张洪谟、杨华征、张吉甫、王之敬等都中了他的埋伏，吃了大亏。

比如在天聪八年的“入口之战”中，皇太极采用了另外一个战术，那就是“避实击虚”。他亲自率领大军，避开明军实力雄厚的山海关，而选择了相对薄弱的宣府和大同，从两处破关而入，采用的就是这个战术。

比如天聪元年，对察哈尔林丹汗用兵，皇太极采取了“分化瓦解”的策略。为了彻底打败林丹汗的察哈尔部，皇太极积极争取林丹汗的对立面，一个是奈曼部，一个是敖汉部，皇太极向他们频送秋波，要求建立友好关系。两个部落的首领求之不得，并且表示要率众归附后金。皇太极热烈欢迎，归附的人越来越多。这年底，另有喀喇沁部、鄂尔多斯、阿巴亥、阿苏特、喀尔喀也有归附之心，他们联合组成了10万大军，阻击林丹汗的4万大军，取得全胜。这一切，都是皇太极“分化瓦解”的成果，为日后彻底击垮林丹汗奠定了基础。

比如崇德五年，对索伦部首领博穆博果尔，皇太极采用了两个策略，一个是“声东击西”，一个是“虚张声势”。皇太极先恫吓博穆博果尔，说要向北进军，抓住他，吓得博穆博果尔仓皇北逃，实际上，皇太极早就暗中派出希特库、济席哈率军从蒙古北边追击，博氏中计北逃，正好钻进希特库的圈套之中，束手被擒。

此外，皇太极每当派遣大军出征之时，只要他不亲自带兵，都要面授机宜，亲自教授兵计，要求将帅灵活多样地用兵计取胜。同时，皇太极还广泛征求计策，以期百战百胜。比如，崇德五年，对于明朝在关外的坚城锦州，皇太极就采纳了张存仁的策略：“鼓励三军士气，坚持围困之策”。张存仁主张长期围困，打持久战，皇太极采纳了他的建议。

善于用人

皇太极做事非常认真，对自己的要求也非常严格。不管做什么事情，他都要身先士卒，通过自己的作为，给官兵做出表率。

比如策划“反间计”，《清太宗实录》中就留下了清晰的记录。皇太极亲自登台表演，这在历史上是罕见的事情。作为汗王，皇太极亲自出马，亲自授计，终于使崇祯帝中计，假借其手杀掉了袁崇焕。再比如大凌河之战，皇太极更是身先士卒，身穿厚重的铠甲，率领二百名亲兵，飞马过河，直接冲向敌阵。

但是，作为优秀的统帅，皇太极更加明白，并非事事事必躬亲，否则还不把人给累死吗？最关键的，要知晓用人，善于用人。关于用人，统治者都是很重视的。皇太极作为最聪明的一代帝王，更是非常重视人才的培养和建设。看看皇太极是怎么做的。

首先，他很好的利用了汉人。

在皇太极信任的大臣中，有一个汉人最为引人注目，就是范文程。范文程在努尔哈赤时期就已经投靠了后金，可是，他的一身才华并没有被很好地利用，他足足做了八年冷板凳，无人理睬。范文程真正被重用，是在皇太极上台以后，对他信任有加，几乎是言听计从。而且每逢诸臣议事，若范文程不在场，皇太极必定先问：“范章京知否？”每当群臣意见不一议事不决的时候，皇太极就说：“何不与范章京商议一下？”只有当众臣下说：“范文程已经同意。”皇太极才最后批准。有时，如果范文程生病没上朝，皇太极甚至会将一些事情延后，等范章京病好后再作裁决。后来，凡是范文程起草的文件，他不再过目便予批准，他说：“我相信范章京不会出错。”就此，范文程成了真正的大章京。君臣二人私下的关系也极为亲密。皇太极经常将范文程召入宫中议事，二人经常一坐就是几个时辰。有时，范文程深夜刚刚离开皇宫回家躺下，皇太极又派人来请范章京进宫议事。

其次，皇太极很好的利用了敌人。

在皇太极的功臣中，有很多曾经是他的敌人。比如洪承畴和祖大寿，这两个明朝将领，洪承畴与皇太极曾经有过生死对决，洪承畴被俘虏后，皇太极非常爱慕他的才华，几经周折，才收降他。至于祖大寿，更是具有传奇色彩，先是在天聪五年的大凌河之战中诈降皇太极，接着在10年后的崇德五年，又与皇太极在锦州决战；可是，皇太极非常爱惜祖大寿的才干，足足等了他10年的漫长时日，最终收降了祖大寿。

除此之外，皇太极还接收了明朝的三员大将，一个是孔有德，一个是耿仲明，一个是尚可喜。这三个人都曾经是明朝的边关将领，拥兵自重。他们仰慕皇太极的英明，便纷纷起义，投靠皇太极，皇太极大喜过望，最主要的是没有让这些人失望。不仅被封以王爵，孔有德被封恭顺王，耿仲明被封怀顺王，尚可喜被封智顺王。皇太极出征打仗的时候，这些投诚的汉王都随军前往，为皇太极效力。

再次，皇太极很好地利用了“下人”。

皇太极用人惟贤，他曾经说过：“朕惟图治，以人才为本，人臣以进贤为要。”反映出皇太极用人的原则，既要用人，还要用贤人。而且，皇太极用人不讲出身。如果有才华，就是奴才下人出身，他也不拘一格。比如，宁完我，曾经是萨哈廉的家奴，因为他通文史，皇太极曾经亲自面试，破格录用，成一代名臣。

皇太极选人用人的方法也很值得借鉴。

一是大臣推荐。推荐是最直接的办法，可是，由于人为操作，就会滋生腐败。怎么办呢？《东华录》记载：“荐举不实，请定功罪连坐法”。就是如果大臣荐举了贤良之才，有功受表扬；如果荐举了庸才，那就将大臣连同庸才一起受到处罚。

二是考试。考试取才是汉人政权行之有效的做法，皇太极借鉴了这一做法。天聪三年九月初一日，后金满蒙汉知识分子首次进京赶考，天聪八年三月，又举行了第二次考试，大批人才被发现并录取使用。

三是自荐。皇太极号召那些有才华的人要自我推荐，可以上书自陈。皇太极说，人才不怕多，金银财宝用过就没了，可是得到一个可靠人才却对国家有无穷的作用。所以，皇太极不肯漏掉一个人才，对那些没人推荐的，又没机会考试，或考试落榜的人才，可以让他们自我推荐，择优录取。

四是重用一线人员。皇太极所处的时代，正是战争杀伐的年代，皇太极所用人才必然会带有时代的特征。皇太极就非常重用那些有战功而又地位低下的人，甚至于重用一线的士兵。比如，天聪三年，皇太极就看中了一个小卒萨木哈图，他仅仅是一名士兵，可是在攻打遵化城的时候，他作战勇敢，第一个登城杀敌。皇太极非常重用他，不仅赏给了他世袭的职位（备御），赐予巴图鲁的称号，还给予大量的物质奖励，使得这个萨木哈图受宠若惊。皇太极的这种做法，激励了广大低级士兵，他们在战场上奋勇杀敌，勇立战功。

善于改革

努尔哈赤去世之后，后金面临着很多困难：宗室之间的内部矛盾，满汉之间的民族矛盾，与朝鲜、蒙古、明国之间的周边矛盾，错综复杂，交织在一起。怎么办呢？新主皇太极陷入了沉思。

皇太极是最聪明的智慧之王，他马上就意识到必须改革旧有体制，不改革是没有出路的。可是，改革就意味着对过去的“背叛”，而过去的事情是父汗努尔哈赤制定的；改革还意味着对现有体制的变革，意味着权利和利益的再分配。皇太极必须克服这些矛盾，战胜自我，才能够顺利进行改革。

事实证明，皇太极很快进入角色，他破釜沉舟，对旧有体制进行了彻底的革命。

首先是政治体制改革。

政治体制中，最需要改革的就是满汉关系。努尔哈赤时期，为了满族一小部分满洲贵族的需要，把那些俘虏的明朝士兵和征服的辽沈之民，悉数变成奴隶，供其役使。满汉之间是紧张的主奴关系，两个民族之间势同水火，有的汉民向满族居住区的井中投毒，甚至在街上走路时，汉民会突然袭击满洲人。为此，努尔哈赤曾经制定制度，要满洲人提高警惕，防止汉民偷袭。这就是皇太极继位时，所面临的紧张的满汉关系。

对此，皇太极进行了改革。

一是提高汉人的政治地位，他规定：“满汉之人，均属一体，凡审拟罪犯，差徭公务，毋致异同。”说的再清楚不过了，满汉地位一样，没有高低贵贱。

二是解放奴隶。努尔哈赤时期，汉人被编入满洲旗下，成为满洲人的奴隶，供其役使。皇太极改变了这一制度，解放了汉民的奴隶身份，与满洲人分开居住，恢复了他们的自由。

三是给予汉奴一定的权利。皇太极重新制定了《离主条例》，就是对那些荒**无道的满洲主人，汉奴可以控告他们，也可以选择离开。同时，皇太极对那些逃跑的汉奴也放宽了政策，过去，汉奴一旦逃跑，抓住就是处死，这次改变了，即使逃跑，也不会处死，进行严肃的教育，或者不许他们再回到后金，仅此而已。

其次是官制改革。

皇太极深知本民族历史相对较短，制度建设上不如汉人久远，便学习明朝制度，改革以前不成熟的官制，建立了一整套较为完善的官制。天聪三年，设文馆，负责两项只能：翻译汉文典籍，以资借鉴；记注本朝政事，总结执政得失。天聪十年改文馆为内三院，包括內国史院、内秘书院、内弘文院，各有职责，內国史院，负责当朝的帝王起居、撰拟诏令、纂修实录等等事宜；内秘书院负责各衙门文奏往来和外藩往来书信的撰写；内弘文院负责负责注解历代帝王得失，为皇帝讲经说史。各院设大学士，由满蒙汉大臣中佼佼者担任，其职责类似于宰相。天聪五年，皇太极设立六部，即吏部、户部、礼部、兵部、刑部、工部，各部明确了分工，提高了工作效率；崇德元年，再设督察院，负责监察各个部院包括皇帝的得失；崇德三年，又设立理藩院，专门负责蒙古事物。至此，大清朝基本形成了内三院、六部和两院，也就是所谓的“三院八衙门”，各设官员，各司其职，而皇太极总领于上，大权集于一身。

再次是皇权的改革。

天命十一年八月，努尔哈赤不幸病逝，皇太极被推举继位称汗。可是，努尔哈赤早就规定是集体执政，不是一个人说了算。所以，皇太极继位当天，就率领诸贝勒向代善、阿敏、莽古尔泰行三拜礼，对他们三位不以臣礼相待，而以兄弟之礼相待。这很好理解，三位是努尔哈赤时期的大贝勒，位序都在皇太极的前面。三大贝勒在朝见群臣的时候，也是并列而坐。不仅如此，三位还是大权在握的旗主：代善是正红旗、镶红旗的旗主，阿敏是正白旗的旗主，莽古尔泰是正蓝旗的旗主。这样，皇太极做事，决定事情很难，达不到乾纲独断的程度。面对政令不通，权利分散的局面，皇太极进行了改革：

一是设立部院，主要是设立六部，每个部院中有专门的承政管理事务，这就在一定程度上削弱和剥离了三大贝勒的权利。因为六部对皇帝直接负责，等于强化了皇权。

二是改变“四神并尊”为“南面独坐”。四神就是四大贝勒，共同面南背北，共同理政，皇太极只是一个领头人而已。为此，皇太极采取各个击破的策略，实现“南面独坐”。

天聪四年，皇太极以阿敏曾经屠戮永平等四城平民为借口，定大罪十六条，将阿敏幽禁。天聪五年，皇太极以“御前露刃罪”，革除莽古尔泰大贝勒爵位，天聪六年，莽古尔泰暴亡。三大贝勒之中，仅仅剩下一个大贝勒代善了。

皇太极为了实现南面独尊，扳倒代善，于天聪九年找了一个借口，就是代善款待皇太极非常讨厌的莽古济格格，于是，当着满朝文武大臣的面，严厉申斥代善，使得代善无地自容，从此闭门思过，权势大减。到崇德元年，皇太极称帝的时候，代善被迫向皇太极立誓：“自今以后，若不恪守忠贞，殚心竭力，而言与行违，又或如莽古尔泰、德格类谋逆作乱者，天地谴之，让代善不得善终。”这样，代善再也不敢与皇太极平起平坐，皇太极彻底实现了南面独尊。

三是弃汗称帝。皇太极最大的变革，莫过于他敢于弃汗称帝。实际上，虽然在天聪九年他实现了南面独尊，但是毕竟还是汗王，与明朝的帝王之间还有很大的差距。皇太极非常羡慕明朝的帝王，羡慕皇权的集中。所以，当他得知多尔衮获得了传国玉玺，漠南蒙古归入后金版图的时候，他接受了重臣的“劝进”，弃汗称帝。这样，不仅进一步巩固了“南面独尊”的成果，而且进一步加强了皇权，使他真正实现了乾纲独断。

最后是改革后宫制度。

一个成熟的王朝，必然有成熟的后宫。努尔哈赤称汗时期，就没有成熟的后宫，他的女主人还成为“福晋”，到后来，才有“大妃”的称谓，很不正规。崇德元年，皇太极弃汗称帝，便改变这一现状。

这年（1636年）五月，皇太极仿明制钦定后妃名号，并举行了隆重的册封仪式。册封哲哲为国君福晋，居清宁宫；册封海兰珠为东宫大福晋，居东关雎宫；册封娜木钟为西宫大福晋，居西麟趾宫；册封巴特玛·璪为东次宫福晋，居东衍庆宫；册封布木布泰为西次宫福晋居西永福宫。清代的后宫制度以此为蓝本，逐步成熟起来。

总之，改革使得皇太极获益匪浅；改革也使一个新兴政权从随意走向规范，从弱小走向强大，为大清入关，定鼎中原打下了坚实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