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治皇帝有那么多名师大家给他上课辅导，还有那么好的读书环境，他的成绩究竟怎么样呢？

同治初年，小皇帝还是比较听话的，加之老师们的艰辛努力，同治帝的进步还是很快的。同治三年，启蒙老师李鸿藻对他很满意，在他的日记中，经常看到这样的评论，说同治帝“功课甚顺”，“功课尚顺”，“功课尤顺”，“功课极顺”，看来，同治皇帝还是比较听话，成绩是稳步上升的。

可是，两宫太后没想到，这个孩子随着年龄的增长，居然增长了很多毛病，比如贪玩，比如好动，比如嬉闹，等等，更让人担心的是他不听话了。

他了解了自己是一个高高在上的帝王，优越无比，便开始不听老师的话了，敢于和老师周旋，甚至于做“斗争”。同治六年六月，12岁的同治皇帝不想上学了。于是，他向翁同龢老师请假，说自己“头晕恶心，胸中烦忧”。翁同龢怎么敢于耽搁呢？慌忙向慈禧报告，慈禧也不了解，赶紧给他放假治疗。可是，时间长了，才发现是他在装病。

慈禧这才发怒，下旨，今后师傅要搞清楚，不允许随便给皇帝放假；太监等奴才要多加注意，有情况及时汇报，不得帮助皇帝撒谎，否则重惩不贷。慈禧明知道是自己儿子在撒谎，可还是要其他人为之承担责任。

所以，同治皇帝的成绩出现了下滑的趋势。

先看看他的论作。

同治八年，李鸿藻老师给他出了一篇命题作文，题目叫《任贤图治》。14岁的同治皇帝开始思索，然后，提笔作文。他用了一个多小时的时间，写了这些内容：“治天下之道，莫大于用人。然人不同，有君子焉，有小人焉。必辨其贤否，而后能择贤而用之，则天下治矣。”

对这篇短短的议论，李鸿藻等老师都感到非常满意。我们观之，算是思路清晰，语句通顺，观点明确。不过，一个多小时的时间，就写出这么一点儿内容，未免太过空泛，结构太过简单。可即使如此，李鸿藻等老师，也感到很知足了。

除此之外，同治帝的作品就拿不出手了。翁同龢对于同治皇帝的作品大伤脑筋，在《翁同龢日记》中大加评论。

比如同治帝作《居上不骄》一文，文路不通，没有悟透题目；比如作《遣使赈恤》一文，因为是头一次接触这类课题，便茫然无措；比如作《德日新》一文，因为要加入评论性的文字，便没有思路，写得一塌糊涂。这些题目，都是根据载淳的帝王身分而命题的，对他以后的亲政会大有帮助，是对症下药的好题目。

同治帝不理解，也不珍惜，翁同龢老师对他的评价是三句话：结构不通；文思不畅；语句晦涩；文作不佳。对自己学生作品的评论，简直就是一无是处了。

同治帝的诗作则良莠不齐。

诗作《松风》有两句“春风鼓太和，好雨知时节。”前句可以，后句则明显是引用，懒到一字不易。不过，向“百花皆未及，一树独先开”这样的句子，翁同龢认为就算是不错的了，至少有一点儿意境在里面。但是，遍览同治帝的诗作，大部分是五言居多，大概七言诗难写，又不好驾驭吧。

对于同治帝的成绩单，慈禧太后明显是不满意的。就文化而论，慈禧的文论水平并不高，尽管她一直学习《治平宝鉴》，读写水准仍很有限，这一点儿我们从她罢免恭亲王奕訢的谕旨中就能看出大概。但是，她还是能够看出自己儿子的水平非常差劲儿。

所以，慈禧一方面严肃批评儿子不长进；另一方面，慈禧对她精心选择的老师多有不满，难免流露出责备之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