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202年——220年）

汉朝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由农民起义、推翻封建王朝的统治后建立的朝代，分为“西汉”（前202年——8年)和“东汉”(公元25年——公元220年）两个历史时期。西汉为汉高祖刘邦所建立，建都长安；东汉为汉光武帝刘秀所建立，建都洛阳。其间还有王莽短暂的自立新朝（公元8年——公元23年）。

汉朝是一个强大的帝国，创造了辉煌的文明。汉朝统治时期所确立的社会与政治制度，一直延续到20世纪。到现在中国人仍然称呼自己为“汉人”，而以华夏族为主的中原部族集团亦慢慢被统称为“汉族”，其文字系统亦称为“汉字”。

历史关键词

政治区划

一、西汉政区

一级政区：郡（国）

汉初年有60多个郡，公元2年共103郡、国。郡长官最初称郡守，景帝时改称太守。国为诸王封国，行政长官为中央政府所派遣的国相。

二级政区：

县（侯国、邑、道）邑是皇太后、公主所封的食邑；道是设在少数民族地区的县级政区。公元2年，共有县、侯国、邑、道等县级政区1587个。万户以上的县称县令，万户以下的县称县长。

行部（又称刺史部）：自元封五年（公元前106年）始在郡之上又设了13行部，每个行部管辖若干郡（国）。但此时的行部是监察区，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行政区。

二、东汉政区

一级行政区划为郡、国（王国）、属国都尉。

二级区划为县、邑、道、公国，侯国。

东汉的封国，—等为王，二等为公国，三等为列侯。

经济人口

秦代末年，由于长期战乱，人口下降。到汉武帝即位时，西汉人口已经上升到5000多万。但是到武帝末年，由于长期的军事行动，人口降到武帝初年的一半。武帝之后，继任者吸取了教训，采取了相当缓和的政策。至汉平帝时，人口已经达到5960万。

经过王莽时期农民起义的战乱，到了东汉初期，人口只剩2100万。经过稳定恢复，至汉桓帝时恢复到5650万人。后又由于三国时期的战乱，到晋朝初期，全国人口只有1600万人。

汉朝的经济政策是重农抑商，田赋只有1/30，对商业课以重税，并不许商人“衣丝乘车”，商人的后代不得仕宦为吏。但由于有人口税、户口税、男丁税，农民的负担并不轻。

铁制农具在汉代大量使用。汉代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推广牛耕的时期。从中国多个地区所发现的汉代人工凿井，可以证明当时的农民已经普遍地利用地下水灌溉农田。此外，在同一块农耕地上每年轮番种植不同农作物的“代田法”也开始出现。

科学文化

两汉是我国历史上科技与文化非常辉煌的一个时期。

诗歌、绘画、音乐、哲学、文学和史学都非常繁荣。司马迁的《史记》是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是二十四史的第一部。而班固等所编写的《汉书》更是成为了以后历代王朝撰写本朝历史的范本。很多西方学者认为，汉代史家开创的史学标准，直到18世纪都一直领先于世界。

汉政府设立乐府，搜集民间诗歌，即为乐府诗。后世的《乐府诗集》、《古诗十九首》、《玉台新咏》中便搜集了不少汉代乐府诗，长篇叙事诗《孔雀东南飞》也是写成于汉代末年。贾谊的《治安策》《过秦论》，枚乘的《七发》，司马相如的《子虚赋》、《上林赋》，张衡的《二京赋》等均为千古传颂的文学名篇。

汉时，隶书亦渐渐取代小篆成为主要书写字体。而隶书的出现则奠定了现代汉字字形结构的基础，成为古今文字的分水岭。这一时期，还出现了标点符号的雏形。

汉代在立国时用法家之法。文景时期，又以道家黄老思想为主，辅之以儒家和法家思想。不仅强调无为，还注重礼与德的作用，既承认法律的重要性，又坚持约法省简、务在安民。 武帝以后，统治者又确立儒家思想成为正统思想，并辅之以法家思想为法制指导思想，中心是“德主刑辅”。即先用德礼教化，教化无效再施之以刑罚。这种刚柔相济的治国之道，成为汉武帝以后汉王朝法制的指导思想，对后世影响很大。

西汉时已经开始使用丝絮和麻造纸。东汉时蔡伦改进了造纸术，造纸术成为中国的四大发明之一。东汉张衡制成了世界上第一台能够预报地震的候风地动仪。张仲景因《伤寒杂病论》而被尊为“医圣”。而史书记载华佗更是世界上最早采用全身麻醉的医生。公元前一世纪的《周髀算经》及东汉初年的《九章算术》则是数学领域的杰作。落下闳等人制定的《太初历》第一次将二十四节气订入历法。

汉代也是中国最早发明瓷器烧造的时代。这个时期还发明了蒸馏法、水力磨坊、现代马轭和肚带的原型、漆器、用于冶金的往复式活塞风箱、出现于汉末的独轮车、水车和吊桥。造船已经采用了防水隔舱、多重桅和船尾柱舵，并且开始使用罗盘。此外，血液循环也是首先在此时发现。

两汉时期，中国的冶炼技术也有长足的发展和进步。铸钱技术成熟，如三铢钱、五铢钱等。彩绘工艺独特，如马王堆出土的帛书彩绘，各种生活用品齐全，如有“汉代魔镜”之称的铜镜。煮盐技术也不断提高，两汉出现了蒸馏酒，酿酒技术臻于完美。农业技术大幅度提高，东汉早期还出现了水排灌溉工具。

亮点人物

汉初三杰

汉朝的建立离不开“汉初三杰”——张良、萧何、韩信。

汉高祖刘邦曾问群臣：“吾何以得天下？”群臣回答皆不得要领。刘邦遂说：“我之所以有今天，得力于三个人－－－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吾不如张良；镇守国家，安抚百姓，不断供给军粮，吾不如萧何；率百万之众，战必胜，攻必取，吾不如韩信。三位皆人杰，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者也。”

一、张良

张良出身于贵族世家。祖父开地，连任战国时韩国三朝的宰相。父亲张平，亦继任韩国二朝的宰相。至张良时代，韩国已逐渐衰落，亡失于秦。心存亡国亡家之恨，张良投身于倥偬的兵戎生涯，为汉王朝的建立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劳。

青年时代的张良，怀着这种报国复韩的雄心，不顾弟弟的丧葬，悉散家财，访求刺客。后来得一力士，制铁椎重百二十斤(约合今制五十斤)，秦始皇二十九年(公元前218年)，秦始皇率大队人马，浩浩****，离京东游。张良趁此机会，与力士椎击秦始皇于博浪沙，结果误中副车，不得不急速而逃。

张良椎击秦王未遂，被悬榜通缉，不得不埋名隐姓，逃匿于下邳(今江苏睢宁北)，静候风声。一天，张良闲步沂水圯桥头，遇一穿着粗布短袍的老翁，这个老翁走到张良的身边时，故意把鞋脱落桥下，然后傲慢地差使张良道：“小子，下去给我捡鞋!”张良愕然，但还是强忍心中的不满，违心地替他取了上来。随后，老人又跷起脚来，命张良给他穿上。此时的张良真想挥拳揍他，但因他已久历沧桑，因而强压怒火，膝跪于前，小心翼翼地帮老人穿好鞋。老人非但不谢，反而仰面长笑而去。张良呆视良久，只见那老翁走出里许之地，又返回桥上，对张良赞叹道：“孺子可教矣。”并约张良5日后的凌晨再到桥头相会。张良不知何意，但还是恭敬地跪地应诺。

5天后，鸡鸣时分，张良急匆匆地赶到桥上。谁知老人故意提前来到桥上，此刻已等在桥头，见张良来到，忿忿地斥责道：“与老人约，为何误时？5日后再来!”说罢离去。结果第二次张良再次晚老人一步。第三次，张良索性半夜就到桥上等侯。他经受住了考验，感动了老者，于是送给他一本书，说：“读此书则可为王者师，10年后天下大乱，你可用此书兴邦立国；13年后再来见我。”说罢，扬长而去。这位老人就是传说中的神秘人物：隐身岩穴的高士黄石公，亦称“圮上老人”。

张良惊喜异常，捧书一看，乃《太公兵法》。从此，张良日夜研习兵书，俯仰天下大事，终于成为一个深明韬略、文武兼备，足智多谋的“智囊”。秦二世元年(公元前209年)七月，陈胜、吴广在大泽乡揭竿而起，举兵反秦。紧接着，各地反秦武装风起云涌。矢志抗秦的张良也聚集了100多人，扯起了反秦的大旗。后因自感身单势孤，难以立足，只好率众往投景驹(自立为楚假王的农民军领袖)，途中正好遇上刘邦率领义军在下邳一带发展势力。两人一见如故，张良遂另投刘邦。

张良虽系文弱之士，不曾挥戈迎战，却以军谋家著称。他一生反秦扶汉，功不可灭；筹划大事，事毕竟成。历来史家无不盛赞他那神妙的权谋。但他也有值得非议的地方，比如前期反秦的动机及其暗杀秦王的行为。

二、萧何

早年任秦沛县狱吏，秦末辅佐刘邦起义。攻克咸阳后，诸将皆争夺金银财宝，他却接收了秦丞相、御史府所藏的律令、图书，掌握了全国的山川险要、郡县户口，并知民间疾苦，对日后制定政策和取得楚汉战争胜利起了重要作用。项羽称王后，萧何劝说刘邦接受分封，立足汉中。刘邦为汉王，以萧何为丞相，萧何极力推荐韩信为大将军，还定三秦。楚汉战争时，他留守关中，侍太子，为法令约束，使关中成为汉军的巩固后方，不断地输送士卒粮饷支援作战，对刘邦战胜项羽，建立汉代起了重要作用。汉代建立后，以他功最高封为“酂侯”，位次第一，食邑八千户。萧何采摭秦六法，重新制定律令制度，作为《就章律》（《盗律》、《贼律》、《囚律》、《捕律》、《杂律》、《具律》，增加《户律》、《兴律》、《厩律》），在法律思想上，主张“无为”，喜好“黄老之术”。高帝十一年（前196年）又协助高祖消灭韩信、英布等异姓诸侯王，被拜为相国。而他未能象张良那样及时地“假托神道明哲保身”，于是为了避免高祖的诛杀，他便以“自毁其名”的方法，以逃避被杀的危机。高祖死后，他辅佐惠帝。惠帝二年（前193年）卒，谥号“文终侯”。

萧何死后，曹参继任丞相，一切公务悉照旧章，照例而行，清静治民，乐在其中。一些朝臣便在惠帝面前参奏他因循苟且，惠帝也疑心他倚老卖老，便召见曹参问其缘故。曹参反问惠帝道：“陛下自思圣叨英武，能及先帝吗？”惠帝被问得涨红了脸，答道：“朕年未成冠，且无阅历，如何及得先帝!”曹参又问：“陛下视臣及得萧丞相吗？”“朕看来似乎也不能及。”惠帝答道。“陛下说的正是!先帝以布衣起家，南征北讨，方有天下。若非大智慧、大勇毅，焉能至此。萧丞相明订法令，中具规模，行之已久，万民称颂。今陛下用臣为相，只要能够奉公守法，遵照旧章，能继旧业，已属幸事。若自作聪明，推翻成法，必致上下紊乱，恐欲再求今日之太平，已无可得矣!”惠帝恍然大悟。这就是成语“萧规曹随”的来历。就这样，曹参位相3年，极力主张清静无为不扰民，遵照萧何制定好的法规治理国家，使西汉政治稳定、经济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日渐提高。

三、韩信

汉初军事家。淮阴（今属江苏）人。年少时父母双亡，家道贫寒，却刻苦读书，熟演兵法，怀安邦定国之抱负。苦于生计无着，于不得已时，在熟人家里吃口闲饭，有时也到淮水边上钓鱼换钱，屡屡遭到周围人的歧视和冷遇。一次，一群恶少当众羞辱韩信。有一个屠夫对韩信说：你虽然长得又高又大，喜欢带刀配剑，其时你胆子小得很。有本事的话，你敢用剑你的配剑来刺我吗？如果不敢，就从我的裤裆下钻过去。韩信自知形只影单，硬拼肯定吃亏。于是，当着许多围观人的面，从那个屠夫的裤裆下钻了过去。史书上称“跨下之辱”。

陈胜、吴广起义后，韩信配剑从军、投身项梁的西楚军。项梁战死后，继随项羽，但未受项羽重用，只是充当一名执戟卫士。他多次向项羽献策，均不被采纳。于是他愤然逃出楚营，投奔汉王刘邦。刘邦初始也没把他当将才使用，只任命他为治粟都尉。韩信见刘邦不肯重用，决意离汉营而去。丞相萧何素知韩信之才，闻讯即刻骑马月夜苦追，将他劝回，由此留下了“萧何月下追韩信”的美谈。后来，刘邦在萧何的屡次劝说下，亲自与韩信讨论军国大事，确信韩信为稀世之才，遂举行仪式，拜为大将。

韩信以项羽帐下执戟卫士的低微身份，几年内登坛拜将，屡建奇勋，终至成为左右楚汉战争的一方诸候。蒯通以“略不世出”来赞誉这位叱咤风云的军事人物。其用兵之道，为后世兵家所推崇。据《汉书·艺文志》记载，他曾著有《韩信兵法》三章，可惜已经失传。韩信的军事才能令刘邦极度不安，故在项羽败亡后，即夺其兵权，徙为楚王，继又黜为淮阴侯，软禁于刘邦身边。一天，刘邦问韩信：“你看我能带多少兵？”韩信答“陛下不过能带十万之军。”刘邦又问：“那么你呢？”韩信怔了一下，突然狂傲的大笑：“我是多多益善啊！” 韩信的绝世军功和才华终于招来了杀身之祸，汉高祖11年（公元前196年），吕后和萧何诱韩信至长乐宫的钟室，以谋反罪名杀之。一代名将，死非其所，实堪哀伤。

刘彻

武帝在位期间采取了一系列改革措施，锐意进取，使得汉朝的政治、经济、军事变得更为强大。

政治上，加强皇权，先采用主父偃的建议，施行推恩令，削弱了诸侯王的势力。从此，诸侯王的势力不再能够对中央构成威胁；后又以诸侯献上的黄金成色不纯为由，取消了百余位列侯的爵位，即史书上所称的酎金失侯事件。经此二次事件后，中央集权得到了大大的加强。

文化上，废除了汉初“黄老学说、无为而治” 的治国思想，积极治国；并采纳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使儒家思想从此时起成为了中国历经2000年的主流思想。

军事上，积极对付汉朝的最大外患——匈奴。在这期间，汉朝先后出现了卫青、霍去病等天才将领，终于击败匈奴单于，使得漠南无王庭。又吞灭南越国，征服朝鲜，使中国成为东亚盟主。

外交上，两次派张骞出使西域，开辟了丝绸之路。并先后以两位翁主刘细君、刘解忧和亲西域大国，达到了离间西域和匈奴，进而控制西域的目的。

经济上，将铸币、盐铁收归中央管理，加强农业生产，实行和籴法，开凿白渠，并创立均输、平准政策，稳定物价，与民争利。

这一系列的变革对中国后世的封建社会政治、经济制度影响极大。但是汉武帝连年穷兵黩武、四处扩张，也耗费了大量资源，使西汉国力衰弱。

司马迁

司马迁(前145—约前87），字子长，左冯翊夏阳（今陕西韩城南）人。出身史学世家，父亲司马谈官至太史令。司马迁十岁时随父到长安，先后拜学于董仲舒和孔安国。二十岁开始游历名山大川，继父亲太史令的职位后，又随汉武帝到泰山、长城、河北、辽西等地出游，增长见识。

任太史令期间，饱览朝廷藏书，并开始整理史料，以完成父亲的遗愿。汉武帝天汉二年（前99年），李陵投降匈奴，司马迁因上疏为李陵辩护，触怒汉武帝，被处以宫刑。司马迁受此大辱，愤不欲生。但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决心“隐忍苟活”，发愤写作，终于完成了伟大的历史名著《史记》，实现了“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理想。《史记》记载了上起轩辕黄帝，下至汉武帝时的史事，是中国最早的一部纪传体通史。不论是在史学上还是在文学上都有巨大的价值，被鲁迅称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大事件

跟匈奴的斗争

西汉王朝建立之初，整个中国并没有从秦末的混乱中脱离出来。在帝国的北方，强大的游牧民族匈奴一直是汉朝无法回避的威胁。高祖刘邦被匈奴困在白登山七天七夜之后，整个汉朝蒙上了一层阴影。自此数百年，汉朝只好采取“和亲”的办法，把汉室公主嫁给单于，每年送去大批的丝绸、粮食、酒等。但是和亲政策，并不能阻挡匈奴的掠夺。公元前166年（文帝十四年），匈奴老上单于率骑兵十四万攻杀北地郡（郡治在固原附近）郡尉，前锋到了雍（陕西凤翔）和甘泉（陕西淳化），火烧回中宫。八年后，匈奴又从云中（内蒙古托克托旗）、上郡（陕西榆林南鱼柯堡附近）两郡各侵入三万骑，长安城警报频传。文、景时期，虽然对匈奴采取和亲政策，但为抵御匈奴的侵扰，也作了些防备工作。如文帝改革了边防军轮换制度，用免税、赐爵、赎罪等办法移民“实边”。还大力提倡养马，准备对匈奴进行反击。

直到汉武帝刘彻统治时期，汉王朝才开始对西北少数民族的入侵进行强烈抵抗。同时，也开始集中国内的人力物力资源向西北扩张国境线。汉武帝是一位有野心的帝王，他绝对不会在匈奴的挑衅下心平气和，况且，他又何尝不想扩张领土？

汉武帝共对匈奴发动过三次大规模的战役。第一次战役发生在公元前127年。这一年匈奴侵入上谷、渔阳（北京密云县）。汉武帝派车骑将军卫青、将军李息率兵出云中，对河套及其以南的匈奴军发起突然袭击，匈奴白羊王逃走。西汉完全收复了河南地区，解除了匈奴对长安的威胁。西汉在这里设置了朔方郡（内蒙古杭锦旗）和五原郡（内蒙古五原）。

第二次战役，在公元前121年。汉武帝派霍去病出陇西，越过焉支山（甘肃山丹县东南胭脂山）西进，入匈奴境千余里，和匈奴军短兵肉搏，大获全胜。同年夏天，霍去病第二次西征，越居延泽（内蒙古居延海），攻到祁连山，大破匈奴军，河西的匈奴贵族损失惨重。同年，匈奴贵族内部分裂，浑邪王率四万人降汉。这次战役后，汉在这里置武威、酒泉、张掖、敦煌四郡，历史上称“河西四郡”。从此打开了汉通西域的道路。

第三次战役发生在公元前119年。为了彻底击溃匈奴，汉武帝召集诸将商议，决定深入漠北反击匈奴。这一年，大将军卫青和骠骑将军霍去病率领十万骑兵，分东西两路进军。针对匈奴贵族认为汉军不能远征的错误判断，西汉采取了奔袭追击的战术。卫青率领的西路军，从定襄越沙漠，北进千余里，对匈奴单于大军进行包围。经过激战，匈奴单于率数百骑突围远逃，其主力全部被歼，汉军直追至赵信城（蒙古杭爱山下）。霍去病的东路军从代郡（河北蔚县一带）出兵，深入二千余里，跨过大沙漠，同匈奴左贤王接战，大败对手，凯旋而归。经过这次战役，匈奴力量大大削弱，无力大举南下。

昭帝时，发生了五单于争立事件，接着分裂为南北两部。公元前51年，南匈奴呼韩邪单于降汉，北匈奴的郅支单于被迫西迁，后被西汉所杀。呼韩邪单于在汉朝的帮助下,重新统一了匈奴。公元前33年（竟宁元年），汉元帝以宫人王嫱（昭君）嫁给了呼韩邪单于，结束了百余年来汉、匈之间的武装冲突。此后约有半个世纪，北部边境一派和平景象。

文景之治

西汉初年，经济萧条，一片荒凉景象。汉高祖及其后的汉文帝、汉景帝等，吸取秦灭的教训，减轻农民的徭役和劳役等负担，注重发展农业生产。文景时期，提倡节俭，重视“以德化民”，社会比较安定，经济得到发展。历来被视为封建社会的“盛世”，史称“文景之治”。

汉文帝十分重视农业生产，他即位后多次下诏劝课农桑，按户口比例设置三老、孝悌、力田若干员，经常给予他们赏赐，以鼓励农民发展生产。同时还注意减轻人民负担，文帝前二年（前178年）和前十二年，曾两次“除田租税之半”，即租率减为三十税一，前十三年还全部免去田租。自后，三十税一遂成为汉代定制。文帝时，算赋也由每年120钱减至每人每年40钱，徭役则减至每3年服役一次。景帝二年（前155年），又把秦时17岁傅籍给公家徭役的制度改为20岁始傅，而著于汉律的傅籍年龄则为23岁。此外，文帝还下诏“弛山泽之禁”，即开放原来归国家所有的山林川泽，从而促进了农民的副业生产和与国计民生有重大关系的盐铁生产事业的发展。文帝前十二年还废除了过关用传的制度，这有利于商品流通和各地区间的经济联系。对于农业生产的发展也有一定的促进作用。

汉文帝对秦代以来的刑法也作了重大改革。

①秦代大多数罪人，即被判处为隶臣妾以及比隶臣妾更重的罪人，都没有刑期，终生服劳役。文帝诏令重新制定法律，根据犯罪情节轻重，规定服刑期限；罪人服刑期满，免为庶人。

②秦代法律规定，罪人的父母、兄弟、姊妹、妻子和子女都要连坐，重的处死，轻的没入为官奴婢，称为“收孥相坐律令”。文帝明令废止。

③秦代有黥、劓、刖、宫四种肉刑。汉文帝下诏废除黥、劓、刖，改用笞刑代替，景文帝又减轻了笞刑。

文帝时许多官吏断狱从轻，持政务在宽厚，不事苛求，因此狱事简省，人民所受的压迫比秦时有显著的减轻。

文景两代对周边少数民族也不轻易动兵，尽力维持相安的关系。吕后时，南越王赵佗自立为帝，役属闽越、西瓯、骆，又乘黄屋左纛，与汉王朝分庭抗礼。文帝即位后，为赵越佗修葺祖坟，尊宠赵氏昆弟，并派陆贾再度出使南越，赐书赵佗，于是赵佗去黄屋左纛，归附汉王朝。文帝后二年（前162年），又与匈奴定和亲之约，此后匈奴虽背约屡犯边境，但文帝只是诏令边郡严加备守，并不兴兵出击，以免烦扰百姓。

秦代以来有所谓“秘祝”之官，凡有灾祥就移过于臣下。文帝前十三年下诏废除并且声明：百官的错误和罪过，皇帝要负责。次年，他又禁止祠官为他祝福。文帝自奉也相当节俭，他在位23年，宫室苑囿，车骑服御之物都没有增添。他屡次下诏禁止郡国贡献奇珍异物。文帝曾想建造一座露台，听说要花费百金，等于中人十家之产，于是作罢。因为文帝提倡俭约，所以当时的国家财政开支有所节制和缩减，贵族官僚也不敢滥事搜括，奢侈无度，从而减轻了人民的负担，这是“休养生息”政策的重要内容之一。

文景两代采取了上述一系列措施的结果，使当时社会经济获得显著发展，封建统治秩序也日臻巩固。西汉初年，大侯封国不过万家，小的五六百户；到了文景之世，流民还归田园，户口迅速繁息，一派繁荣景象。

张骞出西域

汉武帝时，西汉国力强盛。为了联络西迁的大月氏共击匈奴，公元前138年，张骞应募出使，历尽艰辛，直到公元前126年才回到长安。

公元前119年，张骞再度出使西域，并派副使访问了一些国家，扩大了西汉的影响，西域各地和中原的政治经济联系日益密切。历史上称他的出使是“凿空（孔）”，意思是张骞打通了中原通往西域的孔道。

这次出使虽然没有达到汉武帝要求的政治目的，但是通过他的旅行观察，却获得了西域各国极为丰富的地理知识，使生活在中原内地的人们了解到西域的实况。张骞把这些地理知识写成报告上奏汉武帝，后来司马迁即据此写成了《大宛列传》，得以保存至今。

张骞出使西域，开通了促成东西方经济文化交流的交通线——丝绸之路。中国精美的手工艺品，特别是丝绸、漆器、玉器、铜器传到西方，而西域的土产如苜蓿、葡萄、胡桃（核桃）、石榴、胡麻（芝麻）、胡豆（蚕豆）、胡瓜（黄瓜）、大蒜、胡萝卜，各种毛织品、毛皮、良马、骆驼、狮子、驼鸟等陆续传入中国。西方的音乐、舞蹈、绘画、雕塑、杂技也传入中国，对中国古代文化艺术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为了促进西域与长安的交流，汉武帝招募了大量身份低微的商人，利用政府配给的货物，到西域各国经商。这些具有冒险精神的商人中大部分成为富商巨贾，从而吸引了更多人从事丝绸之路上的贸易活动，极大地推动了中原与西域之间的物质文化交流，同时汉朝也通过收取关税获得了巨大利润。出于对匈奴不断骚扰与丝路上强盗横行的状况考虑，为加强对西域的控制，汉宣帝神爵二年（公元前60年），设立了汉朝对西域的直接管辖机构——西域都护府。以汉朝在西域设立官员为标志，丝绸之路这条东西方交流之路开始进入繁荣的时代。

光武中兴

西汉武帝以后，统治阶级逐渐腐败。到了汉平帝时，外戚（指帝王的母族和妻族）王莽掌握了西汉王朝的大权。到了公元8年，王莽索性篡位建立“新朝”。王莽夺位后，曾设法推行一系列的社会改革，可惜改革不得其法，反而加深了社会矛盾，终于爆发了大规模的农民起义，最后推翻了王莽政权。

公元25年，曾参加过农民起义军的西汉皇族刘秀，即位称帝，定都洛阳。洛阳在长安的东面，因此，历史上称刘秀建立的王朝为东汉，以别于刘邦建立的西汉，刘秀便是汉光武帝。汉光武帝成功地推行了一些社会改革，复兴汉朝，历史上称这段时间为“光武中兴”。

党锢之祸

东汉中叶以后，外戚与宦官的争权夺利愈演愈烈。桓帝时期，以李膺、陈蕃为首的官僚集团，与以郭泰为首的太学生联合起来，结成朋党，猛烈抨击宦官的黑暗统治。宦官依靠皇权，两次向党人发动大规模的残酷迫害活动。公元166年，宦官将李膺等逮捕，后虽释放，但终身不许做官。灵帝时，外戚解除党禁，欲诛灭宦官，事泄。宦官于169年将李膺等百余人下狱处死，并陆续囚禁、流放、处死数百人。后灵帝在宦官挟持下下令凡“党人”的门生故吏、父子兄弟，都免官禁锢。历史上称为“党锢之祸”。

东汉初年的“光武中兴”，犹如昙花一现。章帝以后，外戚开始掌权，他们“贪孩童以久其政，抑明贤以专其威”，所以出现了一批娃娃皇帝。外戚专权造成政治上异常的黑暗。和帝时，窦太后临朝称制，其兄窦宪当政，“窦氏父子兄弟并居列位”，“刺史、守令多出其门”。冲帝、质帝时期，外戚梁冀势力更大，皇帝的废立全取决于他。质帝骂他是“跋扈将军”，立即被毒死。外戚专权，妨碍皇权。皇帝为了打击外戚势力，便依靠身边的宦官，和帝、安帝、顺帝如此，桓帝也不例外。延熹二年（公元159年），梁后死，桓帝把宦官偷偷叫到厕所里密谋，并利用宫中卫士翦除了梁氏外戚势力。从此，开始了宦官擅权的局面。

宦官在支持皇帝反对外戚专权的斗争中，取得了皇帝的信任和重用。宦官郑众因翦除窦氏外戚有功，被和帝封为鄛乡侯，参与政事。郑众死后，其养子继任，从此打破了宦官不能世袭爵位的旧制。在打击梁氏外戚集团之后，桓帝为了酬谢宦官，一天之内就封单超、徐璜等五人为县侯，世称“五侯”。宦官利用接近皇帝的便利条件，假传圣旨，飞扬跋扈，许多官僚士绅为了谋求私利，也巴结宦官。宦官像外戚一样，到处安插亲信，在中央和地方培植自己的势力，形成了一个强有力的政治集团。

在外戚和宦官疯狂的掠夺下，加以自耕农纷纷破产，国家经济收入大减，出现“田野空、朝廷空、仓库空”的景象。农民起义事件不断出现。质帝时暴动事件发生多起，桓帝时起义事件也有十多起。

东汉中叶以来，政治腐败，经济凋敝，阶级矛盾日趋尖锐，东汉政权处于摇摇欲坠之势，终于演成东汉末年的党争事件。

活跃在东汉政治舞台上的除了外戚、宦官外，还有官僚和儒生。东汉初年，刘秀注意整顿吏治，他利用兴办学校和乡堂里选等方式，培养和选拔地主阶级的子弟进入各级政权机构。这样，就为儒生的入学大开方便之门。顺帝时修起太学，儒生发展得很快，到质帝时太学生人数已增至3万多人。各地儒生数量更多，在郡国和私人精舍中就学的人数，至人也有7、8万人。这些儒生中有豪家世族的子弟，更多的是中小地主阶级的子弟，他们是官僚的后备军。

到了东汉中叶以后，外戚、宦官轮流专权，他们任人唯亲，裙带成风，使官吏选举制度更加流于形式。河南尹田歆奉命选举六名孝廉，实际上早已内定五名，所以当时人说：“今之进者，惟财与力”。在选举制度败坏的情况下，也就出现了这样一些官吏：“举秀才，不知书；察孝廉，父别居。寒素清白浊如泥，高第良将怯如鸡”。宦官掌权时，他们的“子弟亲戚，并荷荣任”的现象更为严重，这就更加堵塞了儒生求官的道路。因此，加深了儒生同宦官的矛盾。

李膺是个有骨气的人，敢于主持正义。他不怕五侯的威胁利诱，与其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李膺当了司隶校尉以后，执法如山。桓帝宠信的宦官张让有一个弟弟叫张蒴，他任县令时不但贪污勒索，甚至残杀怀孕的妇女。张朔听了李膺的厉害，吓的逃到了洛阳他哥哥家，李膺亲自带人来到张让府中，将张朔逮捕入狱，审讯属实后，当即处决。此后，所有的宦官都谨慎恭敬，甚至连说话都不敢大声，节假日也很少出宫。桓帝觉得奇怪，问他们怎么了。他们一起叩头哭着说：“我们都给李膺搞怕了。”

陈蕃，字仲举。他少年时独居一室，虽学习刻苦，但庭院污秽不堪。一天，他父亲的好友来访，见他庭院如此的杂乱无章，就对他说，你怎么不打扫大扫庭院以待客呢？陈蕃回答说：“大丈夫处世，当扫除天下，安事一室乎？”后人也有人对他这番话严加贬义，“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就是这么来的。陈蕃在桓帝时官至大尉，以自己的地位和外戚宦官进行斗争。

官僚同宦官的矛盾更大。官僚大都是世族地主，他们世代为官，经济基础雄厚，政治力量强大。门生故吏遍布全国，权倾天下。这些官僚集团以“清流”标榜自己，看不起宦官及门徒的“浊流”。所谓“清流”是指以儒学为正宗，凭着孝廉、征辟、策对等正途做官。在这一点上，官僚和儒生的看法和利益是一致的，这是他们联合反对宦官的基础。官僚、儒生集团反对宦官的斗争方式有以下几种：

1、上书苦谏。一些比较正直的官吏向皇帝上书，指斥宦官擅权的弊端。

2、大造舆论。成千上万的太学生聚集在一起，议论朝政，指斥宦官，太学变成了抨击宦官的舆论阵地。不仅如此，太学生还和各州郡的学生，甚至和官僚经常发生联系。儒生还利用风谣大造舆论。汉代风谣，其中包含着对某个人德行学业的评价。它采用简短的韵语，上口易记。朝廷每年派人到各地采集风谣，以此作为选拔官吏的一个标准。官僚和儒生利用风谣品评人物，同宦官进行斗争，在当时叫“清议”。

3、闹学潮。以闹学潮的形式进行斗争，并不是近代才有的，早在我国东汉末期就出现了。冀州刺史朱穆打击横行州郡的宦官羽反遭报复，太学生为此愤愤不平。公元153年，刘陶率领数千名太学生为搭救朱穆而掀起了一次学潮。他们向皇帝上书，痛斥宦官为虎狼，表示愿代朱穆受刑。迫于压力，桓帝释放了朱穆，公元162年，因为宦官诬陷对羌人作战有功的皇甫规，并把他下狱，又激怒了太学生。于是，张凤又率三百多太学生再次闹学潮，迫使桓帝赦免皇甫规。

4、弹劾镇压。一些在朝的正直官吏利用合法的权力，直接打击镇压宦官及其党羽。公元165年，太尉杨秉揭发益州刺史侯参的残暴罪行，侯参畏罪自杀。杨秉进而弹劾其兄大宦官侯览，桓帝没有办法，只好免掉侯览的官职了事。同年，司隶校尉韩縯告发“五侯”之一的左悺及其兄左称“请托州郡，聚敛为奸，宾客放纵，侵犯吏民”。左悺，左称也都畏罪自杀。在同宦官斗争中，态度最坚决的要数李膺。他在复官之后，把贪残无道的大宦官张让之弟处死，轰动了京城，也吓坏了宦官。

官僚、儒生集团的斗争，给宦官以很大的威胁。因此，宦官集团寻机进行报复。公元166年，宦官集团对党人发动了一次大规模的迫害活动。其导火线是张成事件。方士张成与宦官来往密切，因事先知道朝廷将要大赦，故怂恿儿子杀人。当时任河南尹的李膺却不顾赦令，坚持将张成的儿子处死。宦官乘机唆使张成的弟子宋脩上书，告发李膺交结太学，共为部党，诽谤朝廷。在宦官的怂恿下，桓帝下令捕李膺、范滂等二百余人。宦官更是推波助澜，大肆制造冤狱，弄得朝野上下，一片恐怖气氛。他们动用酷刑逼供牵引同党，企图一网打尽。“钩谓相牵引也”，所以，对这些党人也称“钩党”。第二年，桓帝迫于舆论压力，释放了党人，但把李膺等人遣送还乡，“禁锢终身”。这就是第一次党锢之祸。

宦官集团的残酷迫害活动，并没有吓倒正直的官僚和儒生。太学生把敢于同宦官进行斗争的知名人物，冠以“三君”、“八俊”、“八顾”、“八及”、“八厨”等称号。李膺被迫害之后，威信更高，被儒生誉为“八俊”之首。这无疑是对宦官集团的不满和蔑视。

三年以后，宦官又掀起了规模更大、株连更广、时间更长的对官僚、儒生的迫害活动，史称第二次党锢之祸。过程如下：宦官侯览在家乡任意残害百姓，督邮张俭上书弹劾，要求惩办侯览。但是，此书被侯览扣下，并指使人诬告张俭联络党人，图谋不轨。于是，灵帝下令讨捕张俭等人，宦官曹节趁机奏捕李膺、范滂等人，又流放、囚禁了六七百人，后来又拘捕了太学生一千多人。公元176年，永昌太守曹鸾上书要求赦免党人，宦官认为这是替党人翻案。因此，先将曹鸾活活打死，然后又下令禁锢党人，株连亲属，把对党人的迫害活动推向了**。经过这场浩劫，天下儒生几乎被一网打尽。

造纸术问世

造纸术相传是由东汉时代的蔡伦所发明，但是也有考古证据说明，造纸术早就存在，蔡伦只是改进造纸术的重要发展者。造纸术被称为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之一。

东汉的许慎在他编写的中国第一部条理清楚、体系分明的字典《说文解字》里谈到“纸”的来源。他说：“纸”从系旁，也就是“丝”旁。说明当时的纸主要是用绢丝类物品制成，与现在意义上的纸是完全不同的。

蔡伦于汉明帝永平末年入宫，汉章帝建初年间担任小黄门（较低品级的太监职位）。汉和帝即位之后，升任中常侍，参与国家机密大事的谋划。蔡伦有真才实学，为官尽忠职守，多次不惜触犯皇帝的威严，进谏指出朝廷施政的得失。

后来，蔡伦担任尚方令，监督宫廷物品的制作。就是在这个时候，蔡伦开始接触东汉最好的手工工艺，并改进当时的造纸技术。据《后汉书·蔡伦传》记载，自古以来，书籍文档都是用竹简来做书写载体的，后来出现了质地轻柔的缣帛。但是缣帛的费用很高昂，而竹简又笨重，于是蔡伦想进行技术创新，改用树皮、破布、麻头和鱼网等廉价之物造纸，大大降低了造纸的成本，为纸的普及准备了条件。

汉和帝元兴元年（105年），蔡伦把改进造纸术的成果报告给皇帝，皇帝对蔡伦的才能非常赞赏，并把改进过的造纸技术向各地推广。汉安帝元初元年（114年），朝廷封蔡伦为龙亭侯，所以后来人们都把纸称为“蔡侯纸”。

黄巾之乱

东汉后期，政治腐败，灾荒连年，农民无衣无食。河北人张角见民不聊生，便号召农民起义推翻东汉政权。起义军头裹黄色头巾，称为“黄巾军”。汉朝与起义军断断续续战斗了几十年，最后虽然平定了“黄巾之乱”，但国力也遭受了沉重的打击。中央政权的脆弱导致天下四分五裂，群雄并起。最后，形成了魏、蜀、吴三国鼎立的局面，是为“三国时代”。

公元220年，魏国曹丕代汉称帝，东汉灭亡。汉朝前后经历了426年。

卫青(？—前106)，河东平阳(今山西临汾西南)人，字仲卿，本姓郑。父郑季以县吏给事平阳公主家，与其家婢女卫媪私通而生青，遂冒姓卫。少时为平阳公主家骑从，后其异父同母姊卫子夫受到武帝宠幸，得召见，历官建章监、侍中、太中大夫。元光六年(前129年)，拜车骑将军北击匈奴有功，赐爵关内侯。元朔二年(前127年)，出兵云中，迂回至陇西，驱逐匈奴白羊王、楼烦王，收复河南地，筑朔方城，置朔方郡，以功封长平侯，食邑三千八百户。五年，又率军出朔方击溃匈奴右贤王，俘获人口一万五千余，牲畜近百万，遂拜大将军，益封八千七百户，三子同时封侯。元狩四年(前119年)，青与霍去病各率骑马五万，步兵及辎重运输部队几十万人，分别从定襄、代郡出塞，深入包抄歼敌。青自定襄出塞后与伊樨斜单于相遇，单于败走，追过漠北二百余里，至赵信城，尽烧其存粮而还。其后武帝拜青为大将军，娶平阳公主。

东汉也是医学发达的时代。中医的重要医学论著《伤寒杂病论》成书于这一时期，作者是汉末名医张仲景。东汉末年好多人死于伤寒症，张仲景一面继承前代的医学成果，一面搜集民间药方，并结合个人丰富的临床经验，写下了《伤寒杂病论》，有系统地整理了伤寒病的诊断和治疗原则，为后世中医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