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殷商传奇(1 / 1)

(公元前1600年——公元前1046年)

传说商族是高辛氏的后裔,居黄河下游,有着悠久的历史。 舜时,商族出了一位杰出的军事首领——契。曾帮助禹治水有功而受封于商(今河南商丘南),以后就以“商”来称其部落。后来商人把他作为始祖,称作“玄王”,并编出了“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宅殷土茫茫”的颂歌来赞美他。太康失国时,契的孙子相土开始向东方发展,《诗经》上说:“相土烈烈,海外有截”。到夏朝中期,契六世孙冥“勤其官而水死”,商人“郊”祀之。冥子王亥“作服牛”,向河北发展。到契第十四代孙汤时,商已成为东方一个比较强大的方国。汤灭夏后,就以“商”作为国号。其后裔盘庚迁殷(今河南安阳西北)后,又以“殷”称之,或者“殷商”并称。

商朝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二个重要朝代,也是我国奴隶制的鼎盛时期,共经历了三个大的阶段:“先商”、“早商”、“晚商”。前后相传17世31王,延续600年时间。

历史关键词

统治制度

商代统治者“尚鬼”、“尊神”,披着神权的外衣进行统治,依据鬼神的意志治理国家。

祭天祀祖在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随着农业的出现,人们为祈求风调雨顺的好年景而产生了对天的崇拜,它属于自然崇拜的一种。祖先崇拜又叫灵魂崇拜。人们祭祀祖先,为的是求得先人的保佑。夏代开始的“家天下”局面,使原始宗教的内容发生很大变化。由于帝王是世上最高的统治者,为了维护他的统治,就把祖先崇拜与自然崇拜结合起来,创造了天或上帝这样的至上神。

从文献中可以知道商代有“天”这个神。安阳殷墟出土的十五万片甲骨卜辞,记录了商代社会中发生的许多事情。甲骨文中有“帝”或“上帝”。商汤伐夏桀时说,“有夏多罪,天命殛之”、“夏氏有罪,子畏上帝,不敢不正”。打出“天命”的旗号,鼓动军士和同盟者去执行上帝的意志,奋勇讨伐。但天上的上帝与地上的皇帝是相对的。为了执行上帝的意志,皇帝通过巫师与上帝沟通。商王在祭祀祖先时用五种祀典,对上甲以后的祖先轮番地、周而复始地进行。安阳殷墟王陵区的祭祀场中发现了上千个祭祀坑,武丁时一次使用人牲达数百人。这种情况反映了商王对祖先崇拜的重视,因为上帝既是至上神,又是宗祖神。

商朝的奴隶主贵族是统治阶级,形成了庞大的官僚统治机构和军队。在实行贡纳制度的同时,还征收劳役租“助”,就是要求农人助耕公田(籍田),收获皆为统治者所得,其比例约占农人收获的十分之一。而奴隶主对奴隶既可买卖,也可随意杀死。奴隶主死后还要由奴隶殉葬,从商朝帝王显贵们的陵墓中可以看到,殉葬的奴隶少则几十,多则上千。

商王朝的职官分为内服官和外服官。

内服官中又分外廷政务官和内廷事务官。最高的政务官,是协助商王决策的“相”,又称“阿”、“保”、“尹”。王朝高级官吏统称卿士。三公,则是因人而设的一种尊贵职称,并不常设。另外,有掌占卜、祭祀、记载的史,掌占卜的卜,掌祈祷鬼神的祝,掌记载和保管典籍的作册(又称守藏史、内史),武官之长的师长,乐工之长的太师、少师。内廷事务官是专为王室服务的官员,主要是总管的宰和亲信的臣。臣管理王室各项具体事务,有百工之长的司工,掌粮食收藏的啬,掌畜牧的牧正,掌狩猎的兽正,掌酒的酒正,掌王车的车正,为商王御车的服(又称仆、御),侍卫武官亚,卫士亚旅,掌教育贵族子弟的国老,掌外地籍田的畋老。外服官主要有方国首领的侯、伯,有为王朝服役的男、有守卫边境的卫。

发展状况

商朝的势力范围大大超过了夏朝。

在商汤灭夏建立商朝之前,商部落是一个以畜牧业为主的部落,在黄河下游一带繁衍。商朝建立后,农业、畜牧业和养殖业发展的都比较快。

手工业则全部由官府管理,分工细、规模巨、产量大、种类多、工艺水平高,尤以青铜器为最高峰,各种常用的器具和礼器、酒器都制作得十分精美,成为商代文明的象征。著名的司母戊大方鼎重达875公斤,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而且商朝人已经发明了原始的瓷器,洁白细腻的白陶颇具水平,造型逼真。刻工精细的玉石器,表现了商代玉工的高超技艺。丝织物有平纹的纨,绞纱组织的纱罗,千纹绉纱的縠,已经掌握了提花技术。

商代农业和手工业的进步促进了商品交换的发展,出现了许多牵着牛车和乘船从事长途贩运的商贾。到商代后期,都邑里出现了专门从事各种交易的商贩,吕尚就曾在朝歌以宰牛为业,又曾在孟津卖饭。“商人”即由此而来。

自商代起,中国音乐进入了信史时代。民间的音乐和宫廷的音乐,都有长足的进步。乐舞是宫廷音乐的主要形式。可考证的有《桑林》、《大护》,相传为商汤的乐舞,为大臣伊尹所作。从事音乐专业工作的,主要有“巫”、音乐奴隶和“瞽”三种人。有关商朝的民间音乐的材料很少,《周易·归妹上六》和《易·屯六二》就是商代的民歌。

商代日历已经有大小月之分,规定三百六十六天为一个周期,并用年终置闰来调整朔望月和回归年的长度。商代甲骨文中有多次日食、月食和新星的记录。天文天象、干支记时法的运用等,也在甲骨文上有所反映。

商代甲骨文中有大至三万的数字,明确的十进制,奇数、偶数和倍数的概念,有了初步的计算能力。

光学知识在很早就得到应用,商代出土的微凸面镜,能在较小的镜面上照出整个人面。

甲骨文

这个时代最经典的传奇是甲骨。它是中国已发现的古代文字中体系较为完整的文字,以深刻的笔触记录着当时的精神、气质、事件,像是一出别样的“电影”,隔着参差不齐的光线,阐释着那个谜一样的朝代。

考古发现,殷商时代文字已经得到充分广泛的应用,发展得也比较成熟,汉字的结构在甲骨文中已经基本形成。商代甲骨文兼有象形、会意、形声、假借、转注、指事等多种造字方法,已经是成熟的文字。在出土的甲骨卜辞中,总共发现有四千六百七十二字,学者认识的已有一千零七十二字。甲骨文因刻写材料坚硬,故字体为方形。而同时的金文,因系铸造,故字体为圆形。

甲骨文又称为“殷墟文字”、“王八担”、“殷契”,19世纪末在殷代都城遗址(今河南安阳小屯)发现。它继承了陶文的造字方法,是商代后期王室用于占卜记事而刻(或写)在龟甲和兽骨上的文字。

甲骨文的发现还有一个故事:清朝光绪年间有个叫王懿荣的人,是当时最高学府国子监的主管官员。有一次他看见一味中药叫龙骨,觉得奇怪,就翻看药渣,没想到上面居然有一种类似文字的图案!于是他把所有的龙骨都买了下来,发现每片龙骨上都有相似的图案。他确信这是一种文字,而且比较完善,应该是殷商时期的。后来,人们找到了龙骨出土的地方——河南安阳小屯村,那里又出土了一大批龙骨。因为这些龙骨主要是龟类兽类的甲骨,是以人们将它们命名为“甲骨文”。

这些甲骨文所记载的内容极为丰富,涉及到商代社会生活的诸多方面,不仅包括政治、军事、文化、社会习俗等内容,而且涉及天文、历法、医药等科学技术。但最多的还是商王朝统治者的占卜纪录。商代统治者非常迷信,例如十天之内会不会有灾祸、天会不会下雨、农作物是不是有好收成、打仗能不能胜利、应该对哪些鬼神进行哪些祭祀,以至于生育、疾病、做梦等等事情都要进行占卜,以了解鬼神的意志和事情的吉凶。占卜所用的材料主要是乌龟的腹甲、背甲和牛的肩胛骨。通常先在准备用来占卜的甲骨的背面挖出或钻出一些小坑,这种小坑甲骨学家称之为“钻凿”。占卜的时候就在这些小坑上加热使甲骨表面产生裂痕,这种裂痕叫做“兆”。甲骨文里占卜的“卜”字,就像兆的样子。从事占卜的人就根据卜兆的各种形状来判断吉凶。

从字体的数量和结构方式来看,甲骨文已经是有严密系统的文字了。汉字的“六书”原则,在甲骨文中都有所体现。但是原始图画文字的痕迹还是比较明显。其主要特点:

1、在字的构造方面,有些象形字只注重突出实物的特征,而笔画多少、正反向背却不统一。

2、甲骨文的一些会意字,只要求偏旁会合起来含义明确,而不要求固定。因此甲骨文中的异体字非常多,有的一个字可有十几个甚至几十个写法。

3、甲骨文的形体,往往是以所表示实物的繁简决定大小,有的一个字可以占上几个字的位置,也可有长有短。

4、因为字是用刀刻在较硬的兽骨上,所以笔画较细,方笔居多。

史书上的记载里,有后人的附会、想象、歪曲,而甲骨,却是商人的“日记”,传达着更多的真实。

亮点人物

商汤

汤即天乙,姓氏为“子”,甲骨文称大乙,后世习惯上称之为成汤,是一位很有修养的商族首领,相传曾被囚于水牢。他在当选为首领后,看到夏王朝日益腐朽,已引起民众的强烈不满,便着手建立新的王朝。

首先,以德立威、厉兵秣马,使临近部落纷纷归附。

其次,翦除夏王朝方国葛(今河南宁陵县北)、韦(河南滑县东)、顾(山东鄄城东北)、昆吾(河南淮阳南),“十一征而无敌于天下”。

最后,向夏王朝首都发起进攻。双方战于鸣条(河南封丘东),夏师败绩。

灭夏后,汤回师亳邑,大会诸侯,正式建立了商王朝,定都于亳。

商汤立国后,汲取夏代灭亡的深刻教训,废除了夏桀时残酷压迫人民的暴政,采用了“宽以治民”的政策。又修《汤刑》、《明居》等法,比较关心民命,使商王国内部的矛盾比较缓和,政治局面趋于稳定,国力也日益强盛起来。

他对四周的许多国家进行了征伐,取得了一系列胜利。

商汤即位17年践天子位,为天子13年崩。

太甲

商汤长孙,太丁的儿子,在位33年。

太甲在位初年,任用四朝元老伊尹为相,商朝比较强盛。可是太甲三年时,太甲开始由着自己的性子办事:任意地发号施令,一味享乐,以残暴的手段对付百姓、奴隶,还破坏汤制定的法规。伊尹百般规劝,却无济于事。无奈之下,伊尹只得把他放逐到桐宫,让他自己反省,史称“伊尹放太甲”。

太甲住到桐宫后,见祖父身为开国君王,坟墓却十分简陋。又从守墓老人那里了解到祖父艰苦创业的往事,再回过头来对照自己的所作所为,觉得自己确实不像话。因此非常内疚,决心痛改前非、做个好皇帝。

三年后,伊尹见太甲真心悔过,十分高兴,便带领文武大臣,携带王服、冠冕,去迎接他回到亳都,还政于他。重新回到王位的太甲,勤政爱民、遵守汤制定的法律,将天下治理得井井有条,商朝也逐渐繁荣起来。

不过,另一本史书《竹书纪年》对此却有不同的描述:伊尹放逐太甲后自立为王。7年后,太甲潜回都城杀掉篡位的伊尹后复位,并改立伊尹的儿子伊陟和伊奋继承伊家。而根据出土的甲骨文显示,直至商朝末年,商朝仍然坚持对伊尹的祭祀,因此《竹书纪年》的记载有可疑之处。

妇好

妇好是商王武丁60多位妻子中的一位,即祖庚、祖甲的母辈“母辛”,是我国最早的女政治家和军事家、中国历史上第一位有据可查的女英雄。

妇好非常聪明,还有着超乎寻常的勇气和智慧。妇好墓出土的数件武器中有一把龙纹大铜钺和一把虎纹铜钺。因为上面刻有“妇好”字样,所以断定是其生前曾使用过的武器。这两件武器一件重8.5公斤,另一件重9公斤。妇好使用如此重的兵器,可见其武艺超群、力大过人。而在妇好之后的中国女将,就再也没有使用大斧的了。武丁时代的赫赫武功中,妇好可谓是功不可没。

甲骨文记载,有一年夏天北方边境发生战争,双方相持不下,妇好自告奋勇,要求率兵前往。武丁犹豫不决,占卜后才决定派妇好起兵,结果大胜。此后,武丁让她担任统帅,从此,她东征西讨,打败了周围二十多个方国(独立的小国)。那时作战出动的人数都不多,一般也就上千人,和大规模械斗差不多。但是根据记载,妇好攻打羌方的时候一次带兵就有一万三千多人。也就是说差不多全国一半以上的军队都交给她了。这是一场意义不亚于黄帝与蚩尤之战的大决战,对于殷商王朝乃至于整个中华历史,都具有伟大的划时代意义。

妇好还参加并指挥了对土方、巴方、夷方等重大战役。对巴方作战中,率将布阵设伏,断巴方军退路,待武丁自东面击溃巴方军,将其驱入伏地,予以歼灭。是中国战争史上记载最早的伏击战。

妇好不但能带兵打仗,而且还是国家的主要祭司,经常受命主持祭天、祭先祖、祭神泉等各类祭典,又任占卜之官。商朝是个迷信鬼神的国家,所谓“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妇好又会打仗,又掌握了祭祀与占卜的权力,可能连武丁都要怕她三分。

妇好在武丁众多女人中的地位是最高的。卜辞曾记:“呼妇好见多妇于徉(音“洋”)。”意即妇好在一个叫徉的地方接见了武丁其他的妾妃,可见妇好的身份要高于他人。卜辞还曾记录“妇好允见有老”。意即妇好被委托接见商朝中德高望重的长老。这在当时是非常重大的活动,武丁竟然也派妇好去做,足见妇好几乎就是能与夫君平起平坐的“二把手”。

妇好有自己的封地,享有封地上土地、奴隶的所有权和获益权。她并不经常在王宫陪着夫君,而是在自己的封地处理日常事务。甚至,她还有一支多达三千人的私人武装。

妇好要按时向丈夫武丁交纳贡品。据卜辞记录:“妇好示十屯。”意为妇好进贡了二十片牛肩胛骨。(屯同纯,是甲骨的计量单位,左右两片牛肩胛骨为一纯)又有“好入五十”。据学者考证,卜辞中凡是说多少屯(纯)的是卜骨,仅说数字不说量词的则是卜甲,就是占卜用的龟甲。龟甲在古代非常珍惜、昂贵,被称为“宝龟”。妇好一次进贡了五十件龟甲,这表明妇好当时财大气粗。

关于妇好的生卒年代和死因,各种资料中都语焉不详。有一种资料说妇好死于公元前1200年,但死因不明。

商纣

商朝最后一任君王。名辛,帝乙的儿子,历史上有名的暴君,史称纣王。传说他荒**暴虐、好色昏庸、宠信妖妃妲己、胡作非为。借由一个狐狸精式的妃子,以两人之间的**故事为引子,伴随着他那些让人发指的恶形恶状,经过一代又一代史家的“加工整理”,生生“炒作”成了一个十恶不赦的大暴君。他跟夏桀一起,共同“创造”了一个历史名词——“桀纣之君”。

真实的商纣王,并不是一个一无是处的混蛋。相反,他还有很多闪光点:博闻广见、思维敏捷、身材高大、膂力过人。用时下的审美观来审视,还非常具有男人魅力。而“纣王”也不是他的正式帝号(意思是“残又损善”),是后人硬加在他头上的恶谥,他正确的名称应该是商代的第三十二位帝王子辛。但必须要承认的是,他也为人残暴、拒谏饰非、耽于酒色、暴敛重刑,以至民不聊生。而此时西方周逐渐强大,终于灭商。纣王自焚而死,商亡。

我们每天都用筷子吃饭。可是你可曾想过,筷子是谁发明的?答案是商纣王,你是不是无法置信?

史载他令“男女裸相追逐”,曾让正人君子们义愤填膺。可真相却是:这是自上古时流传下来的一种解决未婚男女性问题的方式。

作为一个君王,他平定东夷,使中原文化逐渐传播到长江、淮河流域,奠定中国统一的基础(实事求是地说,这个历史贡献,应该记到纣王身上)。在对付东夷的战争中,纣王一方占尽优势。为了永绝后患,纣王甚至建起了一条通往东夷的大道,以便迅速调兵镇压夷人的反抗。

从《左传》记载的时间看,他很可能是在这次征伐东夷的战争中,路过有苏氏部落掳获了妲己。

但这场旷日持久的征战却几乎拖垮了大商王朝。西陲的周武王得知纣王大军尽出,指向东方,都城内防御力甚弱,便在一部分叛商部族的带领之下,奇兵突袭,于牧野一战功成。而这时商王的大军远在东南,无力援手。牧野之战的商军并非商王朝的精锐之师,而是临时武装起来的奴隶和囚徒。

即便如此,牧野之战也打得惨烈非常,而不是像史书上所说的那样,奴隶与囚徒们临阵倒戈,周武王几乎是兵不血刃地赢得了胜利。

关于纣王的为人,后世贬毁的多。在春秋时期,帝辛的罪状还只有“比干谏而死”而已。到了战国,比干的死法开始生动起来,屈原说他是被投水淹死,吕不韦的门客说他是被剖心而死。到了司马迁的《史记》,帝辛已经坏的很彻底了:“重刑辟,有炮格(烙)之法”、“九侯女不薏**,纣怒,杀之”、“剖比干,现其心”……

纣王在位,虽曾作过不少坏事,但从中华民族的统一与发展来说,他的功绩还是无可抹灭的。郭沫若曾说过:“实际,这个人是个了不起的人才,对于中华民族的贡献非常之大……中华民族之能向东南部发展,是纣王的功劳”。

伊尹

名伊(另说名挚),尹为官名,商初大臣。出仕前,曾在“有莘之野”躬耕务农。传说他为了见到商汤,竟然把自己当作有莘氏女的陪嫁之臣。后为成汤重用,任阿衡,委以国政,助汤灭夏。他历仕四朝,为商朝理政安民60余载,治国有方,权倾一时,世称贤相。伊尹于公元前1713年卒于亳(今山东省曹县南),享年百岁。

相传伊尹生于伊水边,成年后流落到有莘氏,以耕地为生。地位虽卑,却心忧天下。他见有莘氏国君有贤德,想劝说他起兵灭夏。为接近莘国君,他自愿沦为奴隶,充任有莘国君贴身厨师。国君发现其才干,提拔为管理膳食之官。经长期观察,伊尹终于发现,有莘氏与夏同姓,均为夏禹之后,血缘联系难以割断,况且有莘国小力弱,不足以担当灭夏重任。只有汤才是理想人选,决定投奔汤。其时汤娶有莘氏之女为妃,伊尹自愿作陪嫁缕臣,随同到商。他背负鼎俎为汤烹炊,以烹调、五味为引子,分析天下大势与为政之道,劝汤承担灭夏大任。汤由此方知伊尹有经天纬地之才,便免其奴隶身份,命为右相,成为最高执政大臣。

两人达成共识后,便开始分步执行。为了测试九夷之师对夏桀的态度,伊尹劝说商汤,决定停止对夏桀王的贡纳。结果夏桀大怒,“起九夷之师”攻汤。伊尹看到九夷之师还听夏桀的指挥,就建议商汤暂时恢复对夏王朝的贡纳,同时积极准备攻夏。

大约在公元前1711年,伊尹再次停止对夏王的贡纳。夏桀王虽再次起兵,但“九夷之师不起”,在政治和军事上完全陷入孤立无援的困境。伊尹看到灭夏的时机已经成熟,便协助商汤立即下令伐夏。汤在灭掉夏王朝的三个属国后,挥师西进,很快攻占了夏王朝的心腹地区——伊洛流域的斟寻阝,并进而定都西亳,夏朝灭亡。

商朝建立后,商汤便封伊挚为尹。商汤死后,伊尹历经外丙、仲壬,又做了汤王长孙太甲的师保。由于资料有限,伊尹作为帝师的具体形象,很难勾画。但他的思想,却可以从《尚书》、《孟子》、《吕氏春秋》、《史记》等书中找出一些零星的记载。

在政治上,伊尹主张“居上克明,为下克忠”。就是说要始终如一的注意自身道德修养,不断更新自己的道德意识,使自己“时乃日新”,处于时时创新的状态。他还强调“任官惟贤材,左右惟其人”。主张尊贤、用贤,用人适当。他主张,做大臣的要上对天子负责,下保庶民安定,并视此为大臣之职。

在道德上,伊尹主张“德无常师,主善为师”。就是说谁能积众善之德,谁就可以为师。

在教育上,伊尹认为“习于性成”。就是说人的性格、品质是在日常生活行为的习惯培养中形成的。从他放太甲于桐宫,并著训词以促太甲觉醒的教育实践来看,他已经懂得并自觉地创设特殊环境教育太甲。太甲改恶从善,伊尹立即亲自到桐宫迎太甲还朝当政,并著书加以褒扬。这一教育实践,至少说明伊尹对太甲的激励是适时的。惩恶于前、奖善于后,正确运用奖惩实施教育,这一思想直到今天也依然适用。伊尹尤为重视道德教育。他把帝王的道德教育,即修德、修身看成是关乎国家存亡兴衰的大事,处处强调“惟新厥德,终始如一。”

伊尹在甲骨卜辞中被列为“旧老臣”之首,受到隆重祭祀,不仅与汤同祭,还单独享祀。纵观他的一生,对中国古代的政治、军事、文化、教育等多方面都做出过卓越贡献。苏东坡《伊尹论》从政治角度称赞他是“辨天下之事者,有天下之节者”,夸赞他不以私利动心,“故其才全,以其全才而制天下,是故临大事而不乱”。当代教育史家毛礼锐、沈灌群等称他“在帝王教育方面堪称典范,在殷代政治舞台上,也是一名重要角色”。

大事件

九世之乱

商朝中期王室动乱。自仲丁后,王朝中衰,连续发生王位纷争,又屡次迁都,诸侯离叛。这一动乱历经仲丁、外壬、河亶甲、祖乙、祖辛、沃甲、祖丁、南庚、阳甲九王,故名“九世之乱”。

仲丁是商王太戊的儿子,在位的时候自亳迁都于嚣(今河南郑州附近,一说在今河南荥阳县东北)。那时,东南方的夷族兴起,蓝夷进攻商朝,仲丁出兵击退蓝夷。但仲丁本身的势力也遭受重创。仲丁死后,空出来的王位成了天下最香的饽饽,引来一大堆兄弟们凭的争抢,造成了一百多年王位继承的混乱,开了“谁本事大谁当老大”的先例。

仲丁的弟弟外壬在仲丁死后继位。外壬死后,他的弟弟河亶甲继位。河亶甲是商王太戊的儿子,商王仲丁、外壬的弟弟,河亶甲曾迁都于相,出兵征伐东南方的蓝夷和班方。战争期间,河亶甲病死,他的儿子祖乙继位,将国都由相迁至耿,后又迁都于庇,并成功地平服了蓝夷、班方等国,使商王朝国运再度中兴。祖乙死后,他的儿子祖辛继位,祖辛死后由他的弟弟沃甲继位。沃甲死后,沃甲的侄子、祖辛的儿子祖丁继位。祖丁死后由他的堂弟南庚、也就是商王沃甲的儿子继位。南庚迁都于奄(今山东曲阜县),商朝国运再度衰落。南庚死后又由祖丁的儿子阳甲继位。阳甲就是后来著名的盘庚的哥哥。阳甲在位时,商朝内乱不止,奴隶主贵族之间相互残杀。阳甲已无法控制局面,商朝衰落,诸侯不朝。盘庚继位以后,决定渡过黄河,把都城从奄迁到殷(今河南安阳),殷商政局终于稳定。

“九世之乱”使贵族内部矛盾更为激化,商王朝统治力量严重削弱,无力再顾及四方诸侯、方国。北方及西北方的土方、鬼方、羌方等,趁机发展实力,日益威胁着中央王朝统治。后来盘庚迁殷,扭转了殷王朝的颓势,人民生活安定,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得到长足发展。

盘庚迁都

据文献记载,商代曾五次迁都。《竹书纪年》记载,商王仲丁“自亳迁于嚣”、河甲“自嚣迁于相”、祖乙“居庇”、南庚“自庇迁于奄”、盘庚“自奄迁于北蒙,曰殷”。对历次迁都的原因,史学家们有不同的看法。但从《尚书·盘庚篇》中看到,迁都与内部的政治斗争有一定关系。如盘庚虽然声称“视民利用迁”(为人民的利益而决定迁都),但对那些不听命令的人,他发出了“我乃劓殄灭之,无遗育,无俾易种于兹新邑”(我要将他们斩尽杀绝,不让孽种留在新邑)的威胁,反映了内部争斗的激烈。

盘庚即位时,商朝经过几代内乱,政治腐败、贵族奢侈、王室内争激烈、阶级矛盾尖锐,加上连年天灾,整个国家面临着严重危机。为了挽救商王朝的衰亡,盘庚决定放弃原来的都城,迁都到荒芜的殷,以抑制贵族的奢侈、缓和阶级矛盾,并减经些自然灾害,重振朝纲。

当他得知安阳(当时称北蒙)一带土肥水美时,就决心到此来发展。为了动员迁都,他曾发表过一个重要的演讲。“星火燎原”一词即由此次演讲内容凝练而成。贵族们竭力反对迁都,盘庚就发布文告,严厉命令他们服从。公元前1298年,盘庚率众西渡黄河,来到了安阳,史称“盘庚迁殷”。

迁都后,他又以强硬手段制止了贵族们搬回旧都的企图,执行比较开明的政策,提倡节俭、改良风气、减轻剥削,终于安定了局面。人民安居乐业,文化发展,社会富足繁荣,商王期从此中兴。此后270多年,商的都城一直在这里。

盘庚迁殷是商代历史的一个重大转折点。它扭转了商王朝的颓势,使商王朝走上了中兴的道路,出现了“百姓由宁,殷道复兴”的政治局面,社会、经济、文化发展进入鼎盛期。盘庚是商代中兴的奠基者,并为武丁盛世的到来打下了基础,对于整个中原文化的形成也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武丁中兴

盘庚把都城迁至殷以后,商朝的政治、经济和文化都有很大的进步,武丁临政时达到商王朝最强盛时期。

武丁是盘庚之弟小乙之子,即盘庚之侄,在位59年,是盘庚以后最好的国王。他在位期间,政治改善、商朝复兴、威镇宇内。

武丁年幼时,小乙曾让他到民间生活了一段时间,深知民众生活的疾苦。他即位以后,兢兢业业、励精图治。还四处征伐,对鬼方、土方、羌方、人方、虎方等方国进行征讨。战争的规模不小,往往动用数千兵力,最大的一次发兵一万三千人。在这些征战中,商王征服了许多小国,领土得到扩张,并捉获了大量俘虏。

殷代北方草原地区的一个名叫鬼方的游牧部落,经常骚扰殷人统治区,武丁亲自率军征讨,用了三年的时间将其平定。

工方是殷北方另一游牧部落,在盘庚迁殷前,工方利用王室“九世之乱”的机会,迅速扩展势力。为了掠夺更多的生活资料,工方逐渐向南游移,骚扰商朝属国,并经常深入商王畿西效进行抢劫。工方这一举动,对商王朝的统治构成严重的威胁。于是,武丁命武将禽和甘盘率军征讨,经过几年征讨,终于将工方平服,工方的领地从此归入商朝版图。

土方是殷代北方距离商王畿较近的又一部族,屡屡侵夺商地居民,曾进入商东郊劫掠两个居民聚落。武丁在征伐工方过程中,用二三年时间消灭了土方,土方之地也成为商朝领土。

西部地区的古老部落羌族,也称西羌,分为羌方、羌龙、北羌、马羌等。武丁征伐西羌多次,将所获战俘残忍地用作“人牲”,成为祭祀鬼神的牺牲品。

据传,武丁曾率商族武士,深入荆楚艰险之地,经过交战,将其打败。并把很多荆楚之人捕获,把他们生活的地方**平。从此,荆楚之地也成为商朝版图的一部分。

大彭和豕韦都是商朝诸侯国。商王河禀甲时,两国势力大增,便不想俯首听命于商,拒绝纳贡,也被武丁所灭。

随着战争的不断胜利,商王朝的势力在西、北、东、南急速扩张,达到商代的最高峰,史称“武丁中兴”。武丁时期的文化遗存相当丰富,宫殿、墓葬、作坊等遗存都有发现。代表当时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的青铜业,有了突破性进展,如出现了铜、铅、锡三元合金。分铸技术已被广泛运用。青铜器生产数量大增,还出现了司母戊大方鼎、偶方彝、三联这样的重器。青铜业方面取得的成就,表明中国青铜时代进入繁荣时期。此外,在纺织、医学、交通、天文等方面,也都取得不小成就。武丁开创的盛世局面,为商代晚期社会生产的发展乃至西周文明的繁盛,打下了很好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