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政治密切相关的丰富著述

康有为作为一个思想、学术涉猎颇广的大家，其作品也涉及了政治、文学、书法等多方面。若以思想家的身份来衡量，当属他有关国家政治的思想史最为有新意、有价值。

康有为阐释自己政治思想、政治主张的作品，可粗分为上书皇帝的“应制式”和“学术式”两类。

在“公车上书”运动中，康有为就曾著万言书，两年后的1897年，德国强占我国胶州湾，康有为再次上书，请求变法。光绪皇帝于1898年1月令他条陈变法意见，他于是呈上了著名的《应诏统筹全局折》，随后又进呈自己所著的《日本明治变政考》《俄罗斯大彼得变政记》两本书。康有为在《应诏统筹全局折》中阐述了“能变则全，不变则亡；全变则强，小变仍亡”的思想，请求光绪帝实行“全变”。他在这篇奏折中以波兰、埃及、土耳其、缅甸等国为例，论证守旧不变，会使国家面临被分割，甚至危亡的险境，这是世界各国的趋势。当时中国之所以面临危亡，就是因为保守旧法、不知变革。他还以《日本明治变政考》为依托，建议光绪帝仿效日本明治维新，推行新政。在他看来，大誓群臣以定国是、设对策所以征贤才、开制度局而定宪法是明治维新的三方面要义，为此，光绪帝应尽快宣布维新变法、“诏定国是”，设立“上书所”，准许人民上书，对上书者量才录用，在内廷设制度局，订立各种新章。康有为希望以此三项，实现依靠皇权来推行新政，使维新派参与政权，以及改革中央政府行政机构的目的。这次上书，康有为还对派员出国游历、翻译西方书籍、变通科举、制造纸币、收印花税等事项有所提倡和建议，足见他思想之现今。他认为，变法应“以俄国大彼得之心为心法,以日本明治之政为政法”，前者是对自上而下的改革方式的强调，后者则强调和推崇了日本明治维新后所确立的君主立宪制。《应诏统筹全局折》反映了资产阶级维新派政治改革的要求，是戊戌变法的施政纲领。

1898年6月11日，光绪帝接受以康有为为首的维新派改革方案，颁布“明定国是”，开始变法。这场自上而下的改革颁布了数十条诏令，新政内容要为倡办新式企业、奖励发明创造，设立铁路、矿务总局，修筑铁路开采矿产，废除八股、改试策论，开设学校，提倡西学，裁汰冗员，削减旧军，重练海陆军等。这些实际上只是康有为上书主张中的一部分，那些实质是集中王权、摆脱慈禧干政的条目，基本没有得到推行。由于变法的社会基础不牢固，变法会损害上层的利益，而光绪帝权利有限，这场变法最终在慈禧发动的政变中结束。维新变法只维持了103天，并付出了戊戌“六君子”血的代价，除了保留了运动中开设的西方学校，“百日维新”几乎一无所获。

“百日维新”时期，康有为基于变法、宣传的需要，发表了著名的变法理论著作《孔子改制考》。书中借孔子的权威和儒家思想，论证了维新变法的合理性，否定了顽固派恪守祖训、反对变法的理论基础。《孔子改制考》是康有为在思想理论上的一大创新，它将西方资本主义的政治学说与传统的儒家思想相结合，为变法运动创造了历史依据，减少了施行变法的阻力。

《孔子改制考》共21卷，集中体现了康有为的政治思想。

“大同”是康有为为首的维新派孜孜以求的社会政治理想，大同思想是康有为思想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思想将把西方的进化论学说和中国传统的变易哲学观点融为一体，又吸收了《礼运》的“小康”“大同”说，附会公羊三世论，认为人类社会是循着“据乱世—升平世—太平世”的规律发展的，将最终达到“政府皆由民造”，实现天下为公的大同世界。随着康有为对西学认识的加深和列强侵略的加剧，维新以“大同”思想为武器，为了挽救民族危亡而奔走疾呼。

我们从《孔子改制考》的序言中，就可一窥康有为对“大同”社会的向往和推崇。在千余言的序言中，“太平之治，大同乐”就被提及了八九次之多。书中，孔子成为了主张变法的先贤，以变法求“大同”是孔子教义的最高境界。在推崇孔子的变法思想，宣扬大同社会的同时，康有为对当时思想上占据了统治地位的理学进行了大胆的讥讽。他评说理学大师朱熹“多言义而寡言人，知省身寡过而少极民患”，指责程朱理学“蔽于据乱之说，而不知太平大同之义”，只注重宣传纲常教义，禁锢了人们的头脑，而不注意解决实际问题，拯救人民于苦难之中。康有为将程朱理学看成偏安之论，而当今世人的当务之急，就是拨开理学的云雾，使孔子倡导的大同思想重现于世。

《孔子改制考》被称为是一部“火山大喷火”式的理论著作，它的序言集中表达了康有为作书的目的。他提出要以大同社会代替封建专制，这是向封建社会提出的挑战，可谓振聋发聩，令人醍醐灌顶。

康有为在书的正文中猛烈抨击了封建专制主义，表达了民主、自立的思想。康有为认为，“大同”理想要到遥远的太平盛世才能实现，现在为“据乱之世”，只能追求小康，不能言大同。但是，康有为并没有因此而消极地等待，而是主张积极争取，以早日迎来“大同”的曙光。他还在书中热情地称颂民权，认为百姓应该有“自主自立之权”。他曾说：“孟子大义云：民为贵，但以民义为主，其能养民，教民者则为主，其残民、贼民者，则为民贼。”他还有不少直接批评封建君主专制的文章，表达了他鲜明的阶级立场和政治观点。在第17卷《儒政诸子考》中，他说道：“孟子、荀子都认为桀纣非君，汤武非弑，其道理在于：为民贼者，人人皆得而戮之也。”他以次引申开来，说：“见秦王无道，人人皆得而诛之，而陈涉、项羽首先亡秦，可以代秦，是亦一汤、武也。”把陈涉起兵反秦看作是顺乎天理、合乎人情的举动。将农民起义的领袖和圣人汤武相提并论，不得不说是一种石破天惊的论调。

言民权、倡“大同”的《孔子改制考》一经刊登，即在封建士大夫的各个阶层间掀起了轩然大波。顽固派视其为洪水猛兽，说它是歪理邪说，指责康有为伪典籍灭圣经，托古论制而乱法律，目无君上，是士林败类、名教罪人。洋务派也对此持有相似的观点，认为君臣之义“与天无极”，而《孔子改制考》却完全抛弃三纲五常，竟鼓吹民权，这是他们完全无法容忍的。张之洞为此职责康有为“忘亲”“忘圣”，有菲薄名教之心。甚至连一些原本与维新派关系很是密切的官员，也由此对康有为的看法发生了变化。光绪帝的老师翁同龢曾写道，一次光绪帝让他向康有为索要上书，他说与康有为不相往来，因为从《孔子改制考》中窥见康有为居心叵测，因此不与他相交。

事实表明，尽管《孔子改制考》对社会产生了很大影响，但是影响并不太理想，康有为假借孔子改制的理论为变寻找可以依靠的基础，并唤起民众的注意，转换人心的目的远远没有得到。书中民主、“大同”的理想太过高悬，曲高和寡，非但一般士子难以消化、接受，还引起了整个官僚、士大夫阶层的不满。而从其理论本身来看，有关孔子改制的考证多表现得牵强附会、生拉硬扯，不够严密，这容易在儒学占统治地位的社会中引起人们的反感。

承前启后的教育思想

康有为非常重视教育的作用。在他看来，教育比军事更重要。他说：“尝考泰西之所以富强，不在炮械军器，而在穷理劝学。”他认为教育是国家富强之本，“才智之民多则国强，才智之士少则国弱”。他认为教育不良是中国贫弱的原因所在，是为“今天下治之不举，由教学之不修也”。他还认为，教育是决定人善恶智愚的因素，他主张社会国家如同人性一样，是可以通过教育加以改良的。因此，康有为特别重视学校的开民智作用，在《大同书》中，康有为表述了在理想的“大同”社会中学校教育所占的最重要的地位，“太平世以开人智为主，最重学校”。由于有这样的认识，因此他把教育作为维新变法的重要手段，这对教育的改革和维新变法思想的传播都有促进作用。但他也过分夸大了教育的作用，注重以教育手段来变法，显示出他改良主义的软弱性。

康有为深刻揭露了科举制度的弊病。他曾上书光绪帝，主张废除八股取士。在晋见光绪帝时，康有为痛陈八股之害，将割地、赔款，轮船、铁路、矿务、商务之输，以及国弱、民贫都归结为八股所致，促使光绪帝当即同意废除八股。光绪24年五月初五，即公元1898年6月23日，光绪帝下诏：“自下科为始，乡会试及生童岁科各试，向用四书文者，一律改试策论”。同年五月，康有为还上呈了《请停弓刀石武试改设学校折》，极力主张停止传统无用的弓矢之武试，代之以广设武备学校，来培养兵学人才。康有为废八股、停武试的主张，对改革科举制度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

在主张废除科举的同时，康有为提出了自己的学校教育体系，极力主张开设学校。他以《请开学校折》上书光绪皇帝，主张仿效德、日学制，通令全国各省、府、县、乡开设学校。他提出了一个完整的学校教育体系：乡立小学，儿童7岁入学，学习文史、算数、舆地、物理、歌乐，八年毕业，此阶段实行强迫义务教育，儿童“不入学者，罚其父母”；县立中学，儿童14岁入学，先入初等科学习两年，再入高等科学习农、商、矿、林、机器、工程、驾驶等专门学；省府立专门高等学校和大学，大学分经学、哲学、律学和医学四科；京师设立一个规模较大的大学堂。此外，他还建议设立图书仪器馆、师范学堂，撰写课本，制定章程，并主张“非专立学部”不可。这些建议，在“百日维新”期间得到了部分实现，对于以后的学制也有一定的影响。

康有为在《大同书》中详细提出了他理想中教育制度的蓝图，在许多地方与上述制度大略相同。又增加了一级，即为3~5岁的幼儿设立育婴院，以“养儿体、乐儿魂、开儿知识”为主要任务，这是清代最早提出的学前教育的主张。康有为希望通过他所设计的四级教育体系，为他的大同社会培育德智体美都具备的新型人才。康有为所拟的教育制度，是中国最早提出的一个全面而系统的新教育制度，虽然有许多空想的成分，但在当时是有进步意义的。

此外，康启超还提出了胎教、幼教和女子教育的要求。康有为在《大同书》中主张，儿童未出生前就要进行胎教，“教之于未成形质以前”。具体做法是为孕妇设立“人本院”，由医生选择最能养胎健体的食品和最宜于孕妇身体的衣履，对孕妇进行修养、音乐、卫生等方面的教育，以保证生出健康聪明的婴儿。这一思想是前所未有的，意义重大。对幼儿教育，康有为主张，婴儿出生后即送入公立“育婴院”，三岁后转入公立“慈幼院”受幼稚教育，不需父母抚育。这种观点具有乌托邦性质，不太符合人类天性和社会经济的负担能力，但他首次提出对婴幼儿进行教育，还是有可取之处的。在女子教育方面，康有为主张“男女同权”“教育平等”，女子应该和男子一样入小学、中学和大学。他提出：“宜先设女学，章程皆与男子学校同。其女子卒业大学及专门学校者，皆得赐出身荣衔，如中国举人、进士，外国学士、博士之例。”他主张女子学成之后，可以为官、为师，“但问才能，不问男女”。康有为提倡女子教育，在“女子无才便是德”的时代，无疑是一种突破。

康有为提倡德智体美并重的教育。从光绪17年，即公元1891年起，康有为在广州兴办万木草堂教授弟子，“其为教也，德育居十之七，智育居十之三，而体育亦特重焉”。在德育方面，康有为规定学生要做到：格物、克己、励节、慎独、主静、养心、变化气质、检摄威仪、敦行孝悌、崇尚任恤、广宣教惠等；在智育方面，规定有义理、考据、经世、文字等四种学科、17个学门课程，还有游历、演说、札记等“科外学科”；在体育方面，康有为特别重视兵式体操，这在当时尚属创举，开辟了以后“尚武”教育的先河；在美育方面，康有为让学生进行音乐、舞蹈等训练。总之，康有为要求学生在德智体美诸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新型的人才。

康有为主张中西兼学的教学理念。康有为在教学中，是“以孔学、佛学、宋明学为体，以史学、西学为用”。在他所设置的义理学中，既有中国哲学，又有泰西哲学；在考据学中，既有中国经学、史学，又有万国史学、地理学、格致学；在经世之学中，既有中国政治沿革得失，又有万国政治沿革得失、政治原理学、政治应用学、群学；在文字学中，既有中国词章学，又有外国语言学。此外，对西方自然科学也很重视，“凡天文、地矿、医律、光重、化电、机器、武备、驾驶”等，皆学之。

康有为采用新的教学方法。首先，康有为反对中国传统的“独学”法，认为“独学，则无讲习渐摩之益，则必孤陋而寡闻，勤苦而难成”，他主张学生集体学习，以互相观摩，互相启发。其二，他常用比较法来进行教学，以过去说明现在，以“西学”来证明“中学”，“每论一学、论一事，必上下古今，以究其沿革得失，又引欧美以比较证明之”。其三，他改革了传统的照本宣科、死记硬背的教学和学习方法，而采用启发教学法。康有为学识渊博，讲课内容均为他平日学术研究的心得，观点新颖，富于启发性，非常受学生欢迎。其四，康有为重视学生自学，经常让学生自己读书，记笔记，他给予辅导答疑，借以提高学生的学习能力。其五，康有为挑选一部分学习较好的学生协助他编书，既有益于提高学生的读书和写作能力，又有助于自己编写有关维新变法的著作。其六，康有为在学生中设学长，帮助教师进行教学、管理等工作，有助于锻炼学生的能力。康有为运用这些教学方法，培养出一大批具有维新变法思想的人才，很多人后来成为戊戌变法的骨干。

康有为可说是戊戌变法时期教育改革的导师，其教育思想对清代教育改革有承前启后的重大影响。

追求一生的“大同”梦

“大同”思想，是康有为思想体系中的重要组成，《孔子改制考》并不是我们读懂他这一思想的最好参照，如果要对他梦想的“大同”社会有更好的了解，还要一读他较晚期的另一著作《大同书》。

其实，早在1884年，康有为就说自己在“演大同主义”，1885年就“手定大同之制，名曰《人类公理》”。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之后，康有为流亡日本，在此期间，他已有稿本20余篇。1902年，康有为避居印度，《大同书》在此时最终成书。《大同书》初名为《人类公理》，是康有为的代表作之一。然而在1913此书未发表之前，只有很少人看过这部书，直到康有为死后的第八年的1927年，《大同书》才由其弟子交予书局印刷出版。 《大同书》共30卷，约20万字，分为甲—癸10部，每部又分若干章不等，全书共有59章。此10部分别为：甲部《入世界观众苦》，乙部《去国界合大地》，丙部《去级界平民族》，丁部《去种界同人类》，戊部《去形界保独立》，己部《去家界为天民》，庚部《去产界公生业》，辛部《去乱界治太平》，壬部《去类界爱众生》，癸部《去苦界至极乐》。维新运动的发起，《大同书》的撰写，是康有为对中国近代历史和中国文化思想宝库最重要的贡献。《大同书》思想贯通中西，是康有为晚期思想的生动表达。

戊戌变法失败，康有为被迫逃往国外，在流亡日本、游历欧美的过程中，他时刻心记国家、民族的危亡与苦难，寻找救国良方。在此期间，西方资本主义进化论学说和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对他产生了影响，这对《大同书》成书有着重要的意义。《大同书》基于儒学"不忍人之心"的博爱观，“思有以拯救之”，表达了康有为救国存民的理想。他依据《春秋》公羊三世说和《礼运》中的“小康”“大同”说，运用今文经学的交易哲学，谈论了人类历史发展的三个阶段：由“据乱”进为“升平”，由“升平”进为“太平”，那时人们都将成为快活无比的“神圣”。“升平”意指小康，“太平”则意指大同。他所向往的大同、极乐世界，正如《礼记·礼远》篇所说，“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不作。故外户不闭，是为大同。”

康有为以民主主义的平等精神和社会主义的空想，勾画了一幅人类社会未来的美景。他大同世界的蓝图，既带有中国社会理想特色，又带有西方空想社会主义色彩。

《大同书》可以说是康有为政治、社会理想的集大成之作，内容涉及颇广，梁启超曾将此书内容作如下概括与归纳：无国家，全世界置一总政府，分若干区域；总政府及区政府皆由民选；无家族，男女同栖不得逾一年，届期须易人；妇女有身者入胎教院，儿童出胎者入育婴院；儿童按年入蒙养院及各级学校；成年后由政府指派分任农工等生产事业；病则入养病院，老则入养老院；胎教、育婴、蒙养、养病、养老诸院，为各区最高之设备，入者得最高之享乐；成年男女，例须以若干年服役于此诸院，若今世之兵役然；设公共宿舍、公共食堂，有等差，各以其劳作所人自由享用；警惰为最严之刑罚；学术上有新发明者及在胎教等五院有特别劳绩者，得殊奖；死则火葬，火葬场比邻为肥料工厂。

《大同书》首先为我们揭示了人类在种种不平等的制度之下，所遭受的各种各样的苦难。“人道之苦无量数，不可思议，因时因地苦恼变矣，不可穷计之”，在康有为看来，人生苦恼是无穷尽的，是人们所无法预料的，他粗略统计说，“人生之苦七，天灾之苦八，人道之苦五，人治之苦五，人情之苦八，人所尊尚之苦无”，人生之苦，可谓无处不在，无法逃脱。受苦自然不是人之所愿，享乐才是人之常情，但如果“既生乱世，目击苦道”，也就只能“而思有以救之，昧昧我思，其唯行大同太平之道哉！遍观世法，舍大同之道而欲救生人之苦，求其大乐，殆无由也。大同之道，至平也，至公也，至仁也，治之至也，虽有善道，无以加此矣。”生于乱世的康有为要救人出人世之苦，这也是康有为写著《大同书》的原因。

那么，他要怎么做，才能达到他的救世理想呢？在这部分的末尾，康有为写道：“总诸苦之根源，皆因九界而已。”所谓“九界”，“一曰国界，分疆土，部落也；二曰级界，分贵、贱、清、浊也；三曰种界，分黄、白、棕、黑也；四曰形界，分男、女也；五曰家界，私父子、夫妇、兄弟之亲也；六曰业界，私农、工、商之产也；七曰乱界，有不平、不通、不同、不公之法也；九曰苦界，以苦生苦，传种无穷无尽，不可思议”。既然苦难的根源就是九界，因此“何以救苦”——“破除九界而已”。

那么，又要如何破除这九界呢？《大同书》的第2~10部，就对这一问题进行了详细的记述：一去国界，消灭国家；二去级界，消灭等级；三去种界，同化人种；四去形界，解放妇女；五去家界，消灭家庭；六去产界，消灭私有制；七去乱界，取消各级行政区划，按经纬度分度自治，全球设大同公政府；八去类界，众生平等；九去苦界，臻于极乐。在去了九界的世界里，“天下为公，无有阶级，一切平等”，这里人人劳动，劳动至上，正所谓“太平之世无所尚，所最尚者工而已；太平之世无所尊高，所尊高者工之创新器而已”。而每一个劳动者都是受过教育的人，都有受教育的机会，“其工皆学人，有文学知识者也。”

在《大同书》的己部中，康有为详细设计了大同世界中社会为妇女、儿童、老人兴办的福利教育事业。己部第四章“小学院”写道，人在6岁离开育婴院之后，就要在小学院接受教育，直到10岁为止，这又可以根据人智力水平的不同，在年龄上做出上下的调整。并且，“此院司理及增长率皆为女子，号曰女传”，“女传非止教也，实兼慈母之任”。关于教育的课程安排，康有为则认为“大同世文与语言皆归于一，学之自事简而功倍，自修身、习算、地理、历史外，所有人世普通之学皆当学习，其学类、学级随时议而定。”康有为接受了一些西方关于课程设置的观念，指出“图画雏形之器，古今事物莫不具备，既使开其知识，且须多为仁爱之事以感动其心，且以编入学课中，使之学习。若夫金木、木工、范器、筑场既合童性之嬉，即资长大之业，童而熟习，长大忘形，尤于工艺易精也。”这是极其难能可贵的。以上这些关于小学教育的理论观点，对于当时而言，无疑是开一代风气的，具有进步意义的。

《大同书》的壬部，尽情地描绘了理想的“极乐世界”中人们衣食住行等种种细枝末节。在谈到吃肉时，康有为说道：“大同之世，至仁之世也，可以戒杀矣。其时新术并出，必能制妙品，足以代鸟兽之肉而补益相同者，且美味尤过者。当是时，人之视鸟兽之肉犹粪土也，不戒杀而自能戒矣，其视牛、马、犬、猫如今之视奴仆，亲之、爱之、怜之、恤之、用之，而衣之，食之，斯为大同之至仁乎！”康有为似乎早就预料到，人类可以利用素食原料，制造出足以代替肉食的美味食品，而现代人对于动物的爱护，对于动物权益的维护，似乎也正好应了他的猜测。康有为又说：“当代肉妙品未出之先，必不能绝肉食也，于是量全地之所食，而牧部量地畜牧而供之，其杀之也，以不使其有呼号痛苦之苦。”要吃肉，又要吃得人道，于是将牲畜电机杀之，不让它痛苦呼号，这似乎又是极为时尚的主张。

“均产”说是康有为《大同书》中最有价值的部分。他首先指出私有制造成的种种弊害，继而进一步对公工、公农、公商相对于独工、独农、独商的优越性进行了肯定，为我们描绘了一幅公有制下社会经济生活的图景。“农不行大同，则不能均产而有饥民”，“工作行大同，则工商业相争，将成国乱”，“商不行大同，则人种生诈性而多余货以强物”，因此，必须推行农、工、商之大同，使百姓饱食，人性纯良，国家稳定。康有为多提倡的“均产”，对于私有制来说是一项极大的进步。与此同时，他也隐约看到了当时正在向帝国主义发展的欧洲资本主义各国的社会经济矛盾，指出造成“富者愈富，贫者愈贫”的是资本主义私有制，造成人性的卑劣和社会财富的浪费的是自由竞争和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可见，康有为的大同理想，不仅具有民主主义的精神，还带有空想社会主义的色彩。

康有为崇尚改良主义，反对暴力革命，反对以暴力来推翻旧世界，建立新世界。他写就了《大同书》，却终究无法找到通向大同的康庄大道，原因也在于此。他反对私有制，说消灭私有制“此事甚易”，即自“明男女人权始”，“自去人之家终”，实质上就是用资产阶级的平等来代替社会革命。他设想的太平世的社会组织和政治制度，实际上只是在典型的资本主义社会的蓝本上加之一些个人幻想。中国还处于乱世之中，资本主义国家却已进入升平世或接近太平世，去国界的太平世公政府，不过“若美国、瑞士之制是也”。事实上，所谓的去国界就是废除各国封建的君主专制制度，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去级界就是消灭封建等级制度，去家界就是消灭封建家族制度。他又说“日本若君权坠而改共和，则国势亦危”，暗示中国只能实行君主立宪制。总而言之，康有为论述的是一种以改良主义为中心的“大同社会”，但是历史证明，改良之路无法通向“大同”。

可能在我们现代人看来，康有为在《大同书》中论述的观点有些是幼稚可笑的，有些是理所当然的，但对于当时而言却是对未来社会的一种美好、天真的向往，是一场带给人希望的思想革新。

自问世以来，学术界对《大同书》的评价褒贬不一，但是康有为对于自己的这部作品却很是满意和自豪，他曾表示：“吾既闻道，既定‘大同’，可以死矣！”只能说，康有为在书中尽情地展示他心里理想社会的蓝图，而读者也见仁见智，从他所写的字里行间有所取得，这也就不失为一种美好，一种理想和价值的实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