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立的思考 英锐的气节

清朝嘉庆、道光之际，封建政治的腐败使社会矛盾不断积累，新旧思想的冲突也愈益激烈。天才的龚自珍在这一时期的文坛上，以傲岸的姿态发出极具穿透力与震撼力的声音，把清中期的文学推上更具有自觉的抗争性的高度。卒于1841年的龚自珍，其作品与鸦片战争引起的剧烈变化关系不大，原是自然的事情。而他在鸦片战争前夕对社会弊端的揭露和对社会危机的思考，也主要集中于封建专制所造成的士林中普遍性的精神萎弱与人格堕落，并以个性解放、人格完善为社会发展的前提。这是整个清中期文学合乎逻辑的发展，也是元明以来几经波折的进步思潮的合乎逻辑的发展，这是首先应该注意到的。

龚自珍位列下僚，而关心天下大事，是清代第一个站在独立的学者立场上以个人的思考为依据纵横议论时政的人物，这是他受后人尊重的重要原因。这类文字中，一部分是关于实际政务的建议。如《西域置行省议》主张移民屯垦新疆，以发展西部经济、巩固边防；《罢东南番舶议》已佚，但可以肯定同禁绝鸦片贸易有关，以文章的题目结合他写给林则徐的《送钦差大臣侯官林公序》来看，龚自珍对发展正常的中外贸易的意义认识不足，但他清楚地看到了鸦片入侵对于中国的巨大危险。这些都反映了他的政治远见。但更重要的，是那些表现他对社会问题的深入思考、揭露封建政治根本性弊端的作品，如《乙丙之际著议》《壬癸之际胎观》《古史钩沉论》《明良论》《尊隐》《论私》等。

在哲学上，龚自珍把自我的主体性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所谓“天地，人所造，众人自造，非圣人所造”，“众人之宰，非道非极，自名曰我”（《壬癸之际胎观第一》），是把“我”视为宇宙中唯一的、根本性的和化生一切的意志力量，它等于宗教中的“上帝”。这种唯心主义思想，为维护具体个人的自我价值提供了哲学根据。在《论私》中，龚氏强调“私”乃是人们考虑一切问题的基点，在公认的美德中，爱国并非爱他人之国，忠君也不是忠他人之君，乃至人们孝其父母，爱其子女，贞于其夫，无不是有“私”的表现，完全离于“私”的行为根本是不存在的。这种议论不仅仅是对私利的肯定，而且接触到道德作为利益的保障而存在的实质，具有相当深刻的意义。

而社会衰弱不振的根本原因，在龚自珍看来，是个人的尊严和创造才能受到压抑，尤其是作为社会中坚的士大夫普遍人格低落。一方面，士大夫屈服于专制政权，唯知阿谀取媚，“自其敷奏之日，始进之年，而耻已存者寡矣！”那些政要之官，“知车马服饰、言词捷给而已，外此非所知也”（《明良论二》）。官场中“累日以为劳，计岁以为阶”，一片死气沉沉（《明良论三》）。另一方面，当“才士与才民出，则百不才督之缚之，以至于戮之。戮之非刀非锯非水火；文亦戮之，名亦戮之，声音笑貌亦戮之”（《乙丙之际著议第九》）。

社会以其物质与思想的统治力量使有才者归于平庸或沉默，以至“左无才相，右无才史，阃无才将，庠序无才士，陇无才民，廛无才工，衢无才商；抑巷无才偷，市无才驵，薮泽无才盗。则非但鲜君子也，抑小人甚鲜”（《乙丙之际著议第九》）。而社会使个人失去发展的可能，其自身也同样失去发展的可能，遂成为“三等之世”中最下等的“衰世”，“乱亦竟不远矣”（《乙丙之际著议第九》）。在《尊隐》一文中，作者更直接指出，由于作为统治力量中心的“京师”不能受容人间的智慧精英，才士沦落在野，将“有大音声起，天地为之钟鼓，神人为之波涛”，这意味着社会将发生巨大的变动。

从封建体制在根本上失去自我更新的生机而不仅是从一些具体现象来看待清王朝的衰微，这是龚自珍不同凡响之处。他不仅预言了这个王朝的败落，实际也预言了整个封建体制不可挽救的败落。

龚自珍的思想与乾嘉学术有着内在的联系，乾嘉经史考据之学，固然有逃避现实矛盾的弊病，却包含着“实事求是”的理性精神和从中国数千年历史来看待现实的宽广眼界，这就是龚氏所谓“智者受三千年史氏之书，则能以良史之忧忧天下”（《乙丙之际著议第九》）。他的很多议论，更是直接运用了经今文学阐发“微言大义”的立论方法。但这一点是远远不够的，更重要的是，他的思想是社会发展的结果。龚自珍绝少援引明人学说，但他的许多核心论点，却恰与李贽相近。

譬如对自我的重视、对私利的肯定、对“童心”的赞美，以及以“才”之盛衰为“世”之盛衰的标志等。这正表明在突破封建专制、推动社会进步的过程中，这些要求是必不可少的。

龚自珍吸引后人的地方，不仅在于他的思想的深刻，而且也在于他的人格的魅力。他是一个高傲的人，在当时那种衰腐而压抑的社会气氛中，特别表现出一股勃发的英锐之气。他鄙视庸庸碌碌的卑恶世俗，《识某大令集尾》痛诋身为“阳湖派”领袖、颇有文名的恽敬学浮行伪，唯以巧言欺世，显示出对这一类正统派人物的极度憎厌。他激烈地追求个性解放，坚定地维护自己独立的人格，就像《定八箴·削成箴》所宣称的，“天地之间，几案之侧，方何必皆中圭，圆何必皆中璧，斜何必皆中弦，直何必皆中墨”，他只是他自己，不必合于任何既定的准则！这种傲岸的精神和“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材”（《己亥杂诗》）的激越追求，是支撑他的诗文创作的内在骨架，也是使后来的改革志士感到震撼的重要因素。

龚自珍的政论及学术论文，议论纵横无羁，也常带有感情色彩。另一部分记人物、述行旅的作品及各种抒发人生感想的杂文，文学性更强。他描写人物，喜欢凸现其兀傲不群的个性，从中也写出自己的性情与好恶。如《吴之癯》《记王隐君》《杭大宗逸事状》《王仲瞿墓表铭》等，均有这种特色。《吴之癯》所写人物有作者自身的影子。这位“癯”于世多忧，好言人过，指京师郎曹为“柔而愎”，尚不如古人的“刚愎”；责“王公大人之清正而俭者”为“神不旺，不如昔之言行多瑕疵者”，锋芒锐利，反映了龚自珍对他所处“衰世”的特异眼光。纪行文中，《己亥六月重过扬州记》，从扬州表面的“承平”气象中，感受到一种“萧疏澹**、泠然瑟然”的衰暮气氛，寄慨良深。《病梅馆记》借物抒志，更为人们所熟悉：

江宁之龙蟠，苏州之邓尉，杭州之西溪，皆产梅。或曰：“梅以曲为美，直则无姿；以欹为美，正则无景；梅以疏为美，密则无态。”固也。此文人画士，心知其意，未可明诏大号，以绳天下之梅也；又不可以使天下之民，斫直、删密、锄正，以夭梅，病梅为业以求钱也。梅之欹、之疏、之曲，又非蠢蠢求钱之民，能以其智力为也。

有以文人画士孤癖之隐，明告鬻梅者，斫其正，养其旁条，删其密，夭其稚枝，锄其直，遏其生气，以求重价，而江、浙之梅皆病。文人画士之祸之烈至此哉！

予购三百盆，皆病者，无一完者。既泣之三日，乃誓疗之，纵之，顺之。毁其盆，悉埋于地，解其棕缚。以五年为期，必复之全之。予本非文人画士，甘受诟厉，辟病梅之馆以贮之。

呜呼！安得使予多暇日，又多闲田，以广贮江宁、杭州、苏州之病梅，穷予生之光阴以疗梅也哉！

数百字的短文，熔叙述、议论、抒情于一体，借梅喻人，揭露病态的社会使人才不能得到自然健康的成长，表达了挣脱枷锁、追求自由发展的愿望和救世之心，意味深长。

龚自珍的散文恰与桐城派形成对立，不仅思想旨趣大异，文章风格也完全不同。龚氏文无定式，不屑斤斤于结构与辞藻，其风格或切直或诡奇，均是随笔直书，任意驱使语言，显示出大家才有的自信和力量。有时文句诘屈而不通畅，文意奥涩而难解，但必有警悚人心的特殊内涵和非常情致的文笔，非徒为怪异者可比。

清末思潮与“经世致用”

“经世致用”又称“经世致用之学”，是宋代以后逐渐形成的一种治学方法，它提倡研究当前社会政治、经济等实际问题，要求经书研究与当时社会的迫切问题联系起来，并从中提出解决重大问题的方案。经世致用的特点，是以解释古代典籍为手段，从中发挥自己的社会政治见解，并用于社会改革。

南宋时浙东学派中以吕祖谦为首的金华学派提倡经世致用，主张治经史以致用，反对当时的理学家奢谈心性命理的空疏之学。但金华学派对朱陆理学的争执却采取了调和折中的态度。而以薛季宣、陈傅良、叶适为代表的永嘉学派和以陈亮为代表的永康学派，把经世致用之学与功利之学结合起来，对理学的空谈，作了猛烈的批评。

明末清初，经世致用之学大兴，形成了一股有影响的社会思潮。代表人物有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李颙、颜元、李塨、王源等。清初学者在总结明亡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深感明季学风的空疏不实，对国家、民族造成了极大的灾难，“书生徒讲义理，不揣时势，未有不误人国家者”。他们要求学术反虚就实，提倡经世致用的真学问和“以实为宗”的新学风。他们学风的特点是：务当世之务，康济时艰，反对脱离社会实际；勇于任事，不务空谈，“生存一日当为民办事一日”；致力于创新，绝不蹈袭古人；实事求是，注重调查研究。他们的研究范围，几乎涉及社会问题的一切方面，包括政治、经济、军事、国家、民族、法律、边疆、地理、人情、风俗、自然科学等，“事关民生国命者，必穷源溯本，讨论其所以然”。他们以社会问题为中心，在救世济时的思想指导下，提出了解决当前社会问题的各种方案：政治上，猛烈地批判封建专制制度，揭露封建专制君主的罪恶，并提出了一些带有初步民主启蒙因素的主张，如黄宗羲“公其是非于学校”、顾炎武“庶民干政”的主张。经济上，针对封建的土地兼并，提出了各种解决土地问题的办法。这些办法都贯串着“均田”的精神。他们提出的“均田”虽与农民起义提出的“均田”有根本不同，但表现出了对农民问题的关心和同情。教育上，他们激烈地批判束缚思想的科举制和八股时文，注重学校教育，要求培养出真正有学问有实际能力的有用人才。哲学上，他们各有所宗，各有所创，呈现出思想活跃的局面。

清末，封建的清政府腐败无能，帝国主义的侵略日益加深，国家面临着生死存亡的严重局面。在这种情况下，经世致用之学，再度兴起。其代表人物是魏源、龚自珍以及稍后的康有为。他们以今文经学为主干，继承和发展了明末清初的经世致用精神，借经书的所谓“微言大义”发挥自己社会改革的主张。在救亡图存的旗帜下，揭开了历史的新篇章。

出自儒家的“经世致用”之学从先秦至清近代常用于清末的历史背景下，属于一种主张,或者价值观。当时的清王朝积贫积弱,外夷入侵,要何去何从有大致两派,一派坚持旧的传统,抵抗便宜好用的洋货,痛恨洋务派,却无法抵抗洋货的蔓延。另一派属于洋务派,即所谓“新派”,讲究“师夷长技以制夷”,要学习西方先进的东西,包括技术,经营模式,科学文教等。洋务派的观点就是要“经世致用”,要实际操作,学习新的有用的东西,不管是否颠覆传统,反正要实际。

“经世致用”是中国古代知识阶层居主导地位的文化价值观。这种价值观认为，一种文化学术的价值标准是它的实用性，即由文化学术价值向政治伦理价值的转换。在先秦时期，儒家以天下为己任，以王者之师自居，试图通过“格君心之非”来塑造理想君主，并从而重新建立统一的社会价值系统。“经世致用”主要是建构一种合理化的社会秩序和政治形式。

以黄宗羲为代表的明清思想家提倡的经世致用思想，简单地说就是要学习对现实社会有用的东西，研究学问要和社会实际相结合，不要空谈，要活学活用。到了晚清，由于西方国家的压迫，也由于西方文化和政治思想的渗透，康有为等所代表的知识分子们才又重新张扬“经世致用”的口号，而观其政治理想，则已与传统儒家有了极大差别。这时的“经世致用”实质上是试图在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的交融中寻找一条救国自强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