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己亥杂诗》及诗文创作

龚自珍的文学创作表现出了不同于时代主流的新特点，可谓振聋发聩，开启了近代文学发展的新篇章。

文学必须于世有用，是龚自珍的基本文学观念。他说“曰圣之时，以有用为主”，将有用作为文章至优的评判标准。他指出，儒学、政事和诗文具有共同的目的——有用。众所周知，史具有对社会历史进行批评的功用，其实诗也一样，文章、诗歌都和史有着不可割裂的源流的关系。选诗和作史的目的也一样，都是以此进行社会历史批评。龚自珍将自己的诗作看成“清议”或“评论”,于是有“贵人相讯劳相护,莫作人间清议看”(《杂诗，己卯目春徂夏在京师作，得十有四首》)，“安得上言依汉制，诗成侍史佐评论”(《夜直》)等诗句。从这一诗歌理论观点出发，龚自珍认为，现实生活是诗歌创作的动机。“外境迭至，如风吹水，万态皆有，皆成文章”（《与江居士笺》），“外境”指的就是外部环境，生活现实，当“外境”的动机来临，不成篇都不行。创作诗歌的方法也和撰写史论一样，要利用一切的历史资料。

依据独树一帜的史论，龚自珍的诗打破了清中叶以来诗坛的模山范水的沉寂局面，对清朝后期以及之后的诗歌创作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他的诗歌极少单纯地描写自然景物，而是往往着眼于现实政治、社会形势, 抒发感慨,纵横议论。他的诗歌包含着丰富而深刻的社会历史内容，具有很真挚的情感，很感人的力量，是其创作成就最高的文学样式。

龚自珍一生多次戒诗，又由于种种原因而破戒作诗。今存龚自珍诗歌600多首,绝大部分是其中年以后的作品，“伤时”“骂坐”是其诗歌的主要内容。他于道光5年所作的一首《咏史》七律，就是这类诗歌的代表。“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梁谋”，通过歌咏南朝史事，感慨当时江南名士慑服于清王朝的暴虐统治，隐遁保身，埋头著书；“田横五百人安在，难道归来尽列侯”，诗末用田横抗汉的故事，揭穿了清王朝以名利诱骗文士的用心。《己亥杂诗》是龚自珍晚年诗作的代表，诗人在诗中不仅控诉了外国资本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和危害,揭露了统治阶级的昏庸和堕落，还描写了人民大众的苦难,表达了自己深切的同情和怜悯。《己亥杂诗》是当时主要社会矛盾的生动反映，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

龚自珍的抒情诗具有较高的思想和艺术价值，表现了诗人深沉的忧郁感、孤独感和自豪感。“一山突起丘陵妒，万籁无言帝座灵”（《夜坐》二首），寄托了诗人清醒的志士孤愤，抒发了对天下死气沉沉的深忧；“气寒西北何人剑，声满东南几处箫”（《秋心三首》），表达了为边塞形势的深深担忧，感慨仗剑报国的志士无多，缺少知音的愁闷。“剑”和“箫”是龚自珍用以寄托理想的意象，他常常用“剑气”“箫心”来抒发心中之气。“一箫一剑平生意，负尽狂名十五年”（《漫感》），“少年击剑更吹箫，剑气箫心一例消”(《己亥杂诗》)，对于壮志难酬的苦闷清晰可见。在被愁闷环绕的现实条件下，除了发抒感慨、纵横议论，回忆、留恋快乐的过去和幻想现实之外美妙的世界成了诗人的另一条情绪出路。诗歌中流露出作者对无可奈何的现实社会环境的极端厌恶和否定，表达了对打破世局大风暴必将来临的信心。

龚自珍的诗歌特色明显，成就突出。他的诗歌形式多样，风格多变。诗歌创作运用了古典诗歌的多种传统形式，其中以五言、七言古体，七言近体为多，以七言绝句为大宗。龚自珍的诗歌不受格律束缚，出口而出，这在七言绝句中表现得最为突出。他的许多诗作兼是议论和抒情，但是不涉及事实，不做具体的议论，只把现实的普遍现象提到社会历史的高度，提出问题，抒发感慨，表达自己的态度和愿望。作者运用丰富新奇的想象，将我们日常所见的景物写得生机勃勃，活泼无比。如他常使用“怒”字将景物生动化、形象化，如诗句有写有“月怒”“爪怒”“灵气怒”“花影怒”等。我们都很熟悉的“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己亥杂诗》）中，作者从残花之中看到了新生的力量，令人耳目一新，心中为之一震。龚自珍的诗歌拥有较高的可读性，其诗歌语言的清奇多采,不拘一格是一大原因。他的语言风格多样，通俗、生僻，瑰丽、朴实，古奥、平易兼而有之，一般作沉着老练、自然清丽之语，我们可以从字里行间看到杜甫、韩愈的影子。

龚自珍也有不少颇具可读性的词作，但其词的创作还没有摆脱传统词的影响，偏重于词言情的本性，写了不少抒发感慨怀抱的词，如《鹊踏枝》《过人家废园作》，《浪淘沙》《书愿》等。龚自珍的词大部分属于消遣之作，抒情吟叹，成就远不及他的诗歌。龚自珍散文创作承袭先秦两汉的古文创作传统，于精简概括中又有铺叙夸张，开创了古文和散文创作的新风气。他的散文语言活泼多变，有的清丽，有的古奥，有的瑰丽，也有偏僻、晦涩之语。《病梅馆记》是他的散文名篇，揭露和抨击了清朝统治者对人们思想的束缚和压抑，表达了作者要求改革政治，追求个性解放的强烈愿望。

“经世致用”的新思潮

龚自珍生活的清朝末期，是一个封建国家步向没落、崩溃，堕入半殖民地、半封建深渊的动**时期。政府的内忧外患日加一日地严重，一方面是国内阶级矛盾的尖锐化，另一方面是外国资本主义侵略势力的深化。

龚自珍作为一个敏感的文人，从青年时代开始，就深刻地意识到了国家正在面临的严重危机。早在嘉庆25年，龚自珍就觉察到了“自京师始，概乎四方，大抵富户变贫户，贫户变饿户”的惨状，“各省大局，岌岌乎皆不可以支月日”的困境。道光3年，他指出“近惟英夷，实乃巨诈，拒之则叩关，狎之则蠹国”，可见他在当时就已对外国资本主义侵略所造成的民族危机有了清醒的认识。面对国家存亡、时代危机，龚自珍在敏锐的察觉之外，更是积极地建议，全力地挽救，他对未来时代的必然变化寄以了热情的幻想和希望。

整个社会处于一个重大的转变、过渡时期，处于其中的个体的思想也在经受着不断地转变的过程。龚自珍的思想，就经历了这样一个复杂、曲折，而又艰难的过程。

在思想形成之初，龚自珍接受的是以祖父段玉裁，清代思想家戴震，以及经史学家王念孙、汉学家王引之等为代表的正统派考据学。随着他对现实认识的深入，他最终冲破了考据学的藩篱，不再受到家学和时代学风的拘束。在以农民起义为主要形式的现实社会运动的影响下，龚自珍以他敏锐的目光，观察、研究着社会，用自己响亮的声音表达着对这个社会的忧虑和激愤。

在《明良论》《乙丙之际箸议》等著名的政论文章中，龚自珍对腐朽黑暗的现实进行了深刻的揭露和批判。在《平均篇》中，龚自珍说“小不相齐,渐至大不相齐,大不相齐,即至丧天下”，残酷地指明了贫富不均所造成的社会败坏及其危险后果。为了平均富贵，不至天下沦丧，他提出了“均田”的改革主张，要求“贵乎操其本源，与随其时而剂调之”。在《尊隐》篇中，龚自珍隐晦曲折地表达了对农民起义的大胆想象和热情颂扬，表达了对未来时代的巨大变化的坚定向往。由于时代的局限，他的均田理想是无法实现的，龚自珍在认识到这一点后，在其《农宗篇》中提出了新的土地主张。他主张按宗法分田，大宗分得100亩，小宗、群宗得25亩，其余闲民作佃农，以此达到“以中下齐民，不以上齐民”的目的，最终建立起以中小地主为基础的封建统治秩序。

30岁前后，是龚自珍的思想转变期。一方面，他对正统的考据学进行了严厉的批判，并将其坚决抛弃，开始亲近今文经学，就如他在诗中所说，“从君烧尽虫鱼学，甘作东京卖饼家”。他师从经学家刘逢禄，深受《春秋》公羊学派的影响，这对他后来的思想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另一方面，他也对考据学的有用的部分进行了肯定，并对今文经学杂以谶纬五行的“恶习”进行了批判。综合这些，龚自珍倡导学术要为现实政治服务，主张“经世致用”。这一思想成为当时清代文人，以及之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的知识分子的普遍思想认识。

在“经世致用”观念的引领下，龚自珍开始更加自觉地在学术研究与现实社会问题之间建立起密切的联系，他的研究课题也更为广泛、全面。他“为天地东西南北之学”，潜心于地理学研究，特别致力于当代的典章制度和边疆民族地理。对此，他动笔撰写《蒙古图志》，讨论国家边疆问题，又著有《西域置行省议》和《东南罢番主张》，对抵抗外国资本主义侵略和巩固西北边疆提出了积极的建议。

龚自珍在天当地万物和社会文化的起源于发展问题上，也有独到的看法，这源于他生活经验和历史知识的增长，以及他政治、学术思想的逐步成熟。他将小学、经史、百家、舆地以及当代典章制度的研究统一于一体，形成了一个相当完整的历史观。《古史钩沉论二》中他说道：“周之世，官大者史。史之外无有语言焉；史之外无有文字焉；史之外无人伦品目焉。史存则周存，史亡而周亡。”这个看法里包含了前辈章学诚“六经皆史”的影响，但明显比章学诚的学说更加博大、通达和完成，更具有科学性和战斗性。基于他的历史观，他将古代一切历史文化的功与罪，都完全归结到史官身上，他自身更以当代的史官，即历史家自任。在龚自珍看来，史官是一个可尊的群体，因此他们能站在历史的高度，站得高看得远，得以从全局着眼，对现实政治社会做出客观、公正的批判。这一论断，实际上是将历史与现实政治社会问题联系了起来，也就是将历史与他重视的“当今之务”相连。

在吸收《春秋》公羊学派变化的观点、发展的观点的前提下，龚自珍在“尊史”的口号下，对腐朽的现实政治社会作出了全面的批判。在批判的同时，他更对自己关注的现实政治社会的重大问题提出建议。在道光9年名为《对策》的殿试中，龚自珍充分肯定了经史的作用，指出经史的作用要以现实问题为依据，提出“不通乎当世之务，不知经史之施于今日之孰缓、孰亟、孰可行、孰不可行也”的观点。他还对自己特别关心的西北边疆和东南海防问题，向道光皇帝提出了真诚急切的建议。他希望皇帝能够“益奠南国苍生”，“益诫西边将帅”，以安定边境，保全国家。

龚自珍对腐朽的官僚制度、行为庸俗的官僚可谓深恶痛绝。他为官几十载，从来自珍自爱，忧国忧民，从未与庸俗官僚同流合殿试同年的12月，龚自珍作《上大学士书》，建议对内阁制度进行改革，提高官员的质量，激发官员的活力。道光12年夏天，他以“当今急务八条”上奏皇帝，希望可以对这八条进行及时的改革，其中一条就是“汰冗滥”，即淘汰、改革繁冗的官宦制度。官员的庸俗、不作为，在龚自珍看来，是国家不振的一大原因，而他的好友林则徐就是理想官员的代表。在林则徐于道光18年，即1838奉命到广东海口查禁鸦片之际，龚自珍作了《送钦差大臣侯官林公序》，向林则徐“献三种决定义，三种旁义,三种答难义,一种归墟义”，即三种决定性意见，三种参考性意见，三种驳斥反对派的意见，一种归结性的意见。在暴死于丹阳书院的前几天，龚自珍还给驻防上海，抵御英国侵略者的江苏巡抚梁章巨写信，表示要“论时事,并约即日解馆来访,稍助筹笔”，希望能够加入梁章巨的幕府，共同抵抗英国侵略者。在对待外国势力的问题上，龚自珍的思想可谓是平和而理智的。他一来主张严禁鸦片的输入，对英国侵略者进行坚决的抵抗，驳斥了僚吏、幕客、游客、商贾、绅士等投降派的有害论调，一来主张和外国进行有益的通商,但要严格禁止奢侈品的输入。这种思想不是盲目的排外，又不带有软弱、妥协，在今日看来仍是对国家形式的科学审视。

龚自珍、林则徐、魏源等人，是当时地主阶级革新派的代表人物，他们在社会变迁、人才观、华夷观等方面有着许多的相通之处，他们的个人性格、生活经历、知识结构等对当时及之后的世人有很大的影响。近现代革命活动家柳亚子将他们共同开启的抨击时弊、抗御外侮、通经致用的进步思想，誉为“三百年来第一流”。

力主改革的社会政治主张

随着仕途失意，在中年以后，龚自珍的感慨日深，思想也愈加陷入了矛盾、烦恼和痛苦之中。他千思万想而不得解脱，只得“坐耗苍茫想，全凭琐屑谋”，有时甚至想以“搜罗文献”**，觉得“狂胪文献耗中年，亦是今生后起缘”。诉求于佛家是龚自珍中年后的一大思想倾向。他“发大心”，企图从佛家思想中求得超出世间的解脱。但是，对于国家故土的热爱，对于国家命运的关注，使他始终难以抛舍一切，排除“外缘”。他因此终究成不了一个佛教徒，但是佛家高深的智慧和普度众生的济世观念还是使龚自珍受益匪浅。在找到了一定程度上的精神寄托的同时，他也获得了励志改革的决心。龚自珍吸收、形成的佛家思想，兼具理性与信仰的双重情感，具有宗教性质，也是他批判礼教、倡导经世致用的理论渊源之一。

龚自珍思想中对社会的批判是不尽彻底的，他从社会实际出发而提出的改革主张也没有十分明确的目标，但是我们可以深切地感觉到，他的思想、态度始终是积极的。尽管他面对惨败的社会现状，一次又一次地说清王朝的现实统治是一个“衰世”,这个时代就如“日之将夕”，但他不是在感叹之余消极地等待着国家、时代的衰败、凋零，而是由始至终对即将到来的时代巨变寄予着极大的热情和希望。他就像一个老者，清醒又睿智，他尽管看清了社会的衰弱，矍铄的两眼之中闪耀的仍然是对明日的希望，对时代转好的期许。

龚自珍主张改革腐朽的现状和抵抗外国资本主义的侵略，是近代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启蒙思想家。

龚自珍慷慨谈论天下事，一发心中郁闷，大开一代风气。后来的思想家、革命家多受其思想的影响，如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黄遵宪等优秀的戊戌一代，晚一些的苏曼殊、柳亚子、鲁迅等人也深受龚自珍思想的影响。青年时期的梁启超就曾表示，“光绪间所谓新学家者，大率人人皆经过崇拜龚氏之一时期”，说的是在时代变革到来的19世纪末，向往新学的读书人几乎每个人都经历过一个崇拜龚自珍的时期。他曾这样回忆自己阅读龚自珍文章时的感觉：在南国花城初读龚自珍文集，“若受电然”。正是由于这种触电般的感觉，龚自珍用他思想上的震撼力和启迪力，唤醒了许多青年人对于社会的清醒认识，使它们肩负起了一个时代的责任。

无善恶的人性观和不拘一格的人才观

人性问题一直是众多思想家们争讨的大问题。对于人性，孔子说“性相近，习相远”，孟子则说“人之初，性本善”，荀子则说“人性本恶”，告子认为“性无善无不善”，杨雄则认为人性善恶混杂。龚自珍认为，“善非固有，恶非固有，仁义、廉耻、诈贼、狠忌非固有”，是对告子思想的认同和发展。

人性本无善恶之分，生后的善恶、廉耻是受社会影响的结果，其中家庭的影响尤其重大。在人性的形成、变化过程中，教育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龚自珍强调，教育要解放人的个性，放飞人的个性追求。其散文名篇《病梅馆记》描写了江宁龙蟠、苏州邓尉、杭州西溪等地出现的病梅，揭示了封建的道德标准和教育思想对人民造成的人性扭曲，抨击了清朝封建统治者束缚人民思想,摧残人才的罪行，表达了作者要求进行政治改革，追求个性解放的强烈愿望。导致“江浙之梅皆病”的罪魁祸首，实际上直指封建统治者。

正是由于人性无善恶，才有实施教育，使民众获得良善的人性的必要，而封建教育扼杀人的个性，造就人性的残疾。如此，批判封建的思想、道德教育就成了必要，而科举制度更是首当其冲。明清科举所推行的八股取士，禁锢了文人的思想，限制了个性发展的自由。就如清代长篇小说《儒林外史》中所描绘的，越有才能的人，越难以在科举中出人头地，这已经是一个极为普遍的现象。造成社会“万马齐喑”的原因，正是八股取士。因此，想要有益于人个性的解放，有利于社会活力的释放，就要摒弃科举制度，采用更加活泼多样的教育体系，培养出对国家有实用的人才。

官场之黑暗，自古为官者就深有体会，因此而挂印归田者也有不少。作为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的末期，清代嘉庆、道光时期官场之黑暗愈加让身处其中的人难见光明。人才的成长，需要的是一个宽松、自由的文化环境，而清王朝为了“皇图永固”，将专制皇权发展到了顶峰。和八股制度类似，统治者推行愚民政策，使民众顺化、奴化，又大兴文字狱，用屠杀、流放等酷刑来箝制士大夫、知识分子的思想。在恐怖的文化气氛之下，士大夫们只能三缄其口，不谈政事，正如龚自珍诗歌中说的“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粱谋”。文士们被逼远离现实、埋头读书、不问民生，实在是令人感慨！封建统治者所认可和接纳的人才，其实是些俯首帖耳、见风使舵、曲意逢迎的奴才，根本没有个性和独立的人格可言。而那些没有实学、没有才干的人，就得以趁虚而入、鱼目混珠，讨得上层统治者的开心，成为统治阶级驯服的工具；那些真正的人才反而为统治阶级所不容，被千方百计地压制、束缚，甚至被清除、杀戮。在职官员的腐化无能，在闲人才的不得重用，在从两方面一步步地加速着帝国的衰老，直至灭亡。

人才问题，自古以来就是关系国家命运走向的大问题。龚自珍认为，对于处于非常时期的满清王朝而言，也应用非常措施来选拔人才。所谓“不拘一格降人才”，对人才的删选和任用不应依靠科举、按资排辈。那些资格老成的官员，思想上往往陈腐不堪，落后于时代，新的时代背景下，这样的人位居高位也只是尸位素餐。他在《明良论三》里说道：“贤智者终不得越（破格升迁），而愚不肖者亦得以驯而到（靠顺从得到提升）。此今日用人论资格之大略也。”文章对当时不合理的官员升迁制度作出了批判。这种“论资”升迁的制度，犹如牢笼一般，紧紧锁住了人们的思想，禁锢了人才的发展。龚自珍热切地盼望能有“不拘一格”的人才降临，社会能够生成一场大的变革，一扫官场的污泥，击破任人的桎梏，使社会呈现出一派蓬勃生机的气象，每个人都能自由地参与建设一个新的国家。这样的响亮呐喊，放置于当时沉闷的社会环境，简直就是惊世骇俗的狂言，就像是一声响雷、一阵疾风，催人警醒，给人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