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儒造就理学大师

现代国学大师钱穆对于宋儒之学有着深刻、详明的阐述，他认为：宋儒学术之门径，则转极开阔，能向多方面发展，不如汉唐儒之单纯。一来，宋儒多能议政，又能从大处着眼，最著名的，就如范仲淹之《十事疏》，王安石之《万言书》，两者引起了庆历、熙宁的两场变法。二来，宋儒经学多能在每一经的大义上进行发挥，最为著名的，如胡瑗苏湖设教，分立经义治事两斋。在文章子集之学上，宋儒也是颇有特色。

朱熹融合了宋儒之学，宋儒思想、学术是朱熹法律思想的重要渊源。朱熹对宋儒思想既有吸收，又有扬弃，他与宋儒相关的思想因此更加精邃。朱熹的文稿、语录中存有大量评述王安石、司马光、欧阳修及苏轼等宋儒的资料。朱熹评说道：“问：‘东坡于韩公如何？’曰：‘平正不及韩公。东坡说得高妙处。只是说佛，其他处又皆粗。’又问：‘欧公如何？’曰：‘浅！’久之，又曰：‘大概皆以问人自立。平时读书，只是做考究古今治乱兴衰底事，要做文章，都不曾向身上做功夫，平日只是以吟诗饮酒戏謔度日。’”“东坡当初议论亦要变法，后来皆改了。”认为苏轼《刑赏论》“悉举而归之仁义”，“大意好，然意阔疏，说不甚透。只似刑赏全不奈人何相似，须是依本文将‘罪疑唯轻，功疑唯重”作主意。”，王安石“新法之行，诸公实共谋之，虽明道先生不以为不是，盖那时也是合变时节。”“法度如何不理会？只是他所理会非三代法度耳。”“人杰云‘荆公保甲行于畿甸，其始同咈人情，元祐诸公尽罢之，却是坏了已成之法。’曰：‘固是。’”朱熹虽然对苏轼等宋儒持有否定之词，但从中也不难看出朱熹对他们思想的研究。他还借鉴了王安石变法中一些合理的举措，取庆历方田为经界，取青苗为“社仓”之法。

朱熹折中融合了北宋以来理学思想的精髓。元朝北方大儒刘因有言：“邵，至大也；周，至精也；程，至正也；朱子，极其大，尽其精，而贯之以正也。”他将朱熹与宋朝理学家邵雍、周敦颐、二程相比较，认为朱熹“大”“精”而“正”。朱熹折中、发挥了周敦颐、张载和二程等人的人性论，以人性可分“天命之性”与“气质之性”。这一思想较为完备地解决了自先秦以来对性善恶的争议问题。他的理论融合了《中庸》《孟子》的“天命之谓性”、告子的“生之谓性”，以及张载的“气质之性”的合理内容，同时发挥、融合了二程的思想，进一步完善了“天理”“人欲”论，提出“明天理、灭私欲”。以此，“明天理、灭私欲”作为社会道德伦理规范，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传统儒家，尤其是宋代以来理学大师的人性学说。

科学理性 治国良方

朱熹学问渊博，涉猎极广。“致广大，尽精微”，“上至无极太极，下而至一草一木一昆虫之微”。他对自然科学中的气化、宇宙演化结构等进行了广泛的研究和深入的探讨，取得了显著的研究成果。他将自然科学的研究成果与理学思想相互贯通，从而推动了理学思想的发展。朱熹丰富的自然科学知识，使他的思想体系融入了唯物客观因素，包含了科学思辨理性的意义。

美籍学者陈荣捷先生，曾对朱熹归纳了六个方面的创新意识：确定新儒家之方向，“理”“气”关系之厘清；“太极”观念之发展；“仁”之观念发展之极致；道统观念之完成；合《大学》《论语》《孟子》《中庸》为“四子”。

朱熹的思想具有很强烈的科学理性精神。例如从表面上看，《大学》是以“修身”为本的,但它最终的目的却是治国、平天下。也就是说，《大学》一书的出发点是维护封建专制制度，它最大限度地体现了封建地主阶级的利益,有利于稳定封建统治秩序。正是由于朱熹首先发现了《大学》能够有利于维护封建统治的政治功用，他才对《大学》推崇备至，这也是他将《大学》从《礼记》中单独抽出，并将其编入“四书”的根本原因。朱熹就曾专门为宋孝宗讲《大学》之道，企图以此帮助帝王巩固统治，稳定秩序。从限制和规范君主行为的角度来讲,儒家法律文化是优于法家法律文化的更有利的选择。

以权宜法律思想为例，朱熹强调随时顺理、合宜简易。这种治道首先是以顺理为核心内容的，对于法律思想的损益创新，必须把握天理维持的中心内核。对于如“三纲五常”，理的中心是不得随意损益其词的，正所谓“所谓损益者，亦是要扶持个三纲五常而已”。就“礼”的思想而言，“所因之礼，是天做底，万世不可易；所损之礼，是人做底，故随时更变”，“所因，得大体，所损益，谓文物制度，那大体是不得。虽如秦之绝灭先王礼法，然依旧有君臣，有父子，有夫妇，依旧废这个不得。”而对于其他法律制度而言，就更是应该“酌今”，即考虑现世情况。

在谈论治道时，朱熹提出：“立个简易之法，与民由之，甚好。”“若圣贤有作，必须简易疏通，使见之而易知，推之而易行。”他倡导简易、世俗、致用的法律思想，以实现有补治道。朱熹的《家礼》是对古制的大胆革新，显示出“从俗、从众、变通”的精神。他所定的礼仪与古代之礼比较，语言简洁、简约，礼仪安排实用，便于操作，而且因情循俗，使之适应不同等级身份的人，还强化了以家族本位为核心的宗法意识，肃明可传统家礼，净化了社会风情，适应社会“三纲五常”、人伦教化的需要，对于现实社会具有指导作用。朱熹的女婿黄干在《书家礼后》中讲到，《家礼》“无非天理之自然，人事之当然，而不可以日缺也。见之明，信之笃，守之固，礼教之行，庶乎有望矣。”

朱熹之学可以满足“人君治天下”的政治要求，这也是元明清三代承袭其思想以治国安民的原因所在。康熙皇帝就认为，朱熹的思想“见其穷天地阴阳之蕴，明性命仁义之旨，揭主敬存诚之要，微而律数之精意。显而道统之源流，以至君德圣学，政教纲纪，靡不大小皆该，而表里咸贯，洵道学之渊薮，致治之准绳也”。而且“体道亲切，说理详明，阐发圣贤之精微，可施诸政事，验诸日用，实裨益于身心性命者，唯有朱子之书，驾乎诸家之上。”之于其他先秦以来的各种思想，则“不偏于刑名，则偏于好尚；不偏于杨墨，则偏于释道；不偏于辞章，则偏于怪诞：皆不近于王道之纯”。而且，朱熹一贯重视力行，虽然他从政的时间较短，但他对于政治的治道之学，也被认为是其理学思想中的突出成就。

宋明之际，无论是官府还是民间，都遵从朱熹的家礼，历史记载：“洪武元年，令，民间婚娶，并依《朱子家礼》。”到了永乐年间，则“颁《文公家礼》于天下”，朱子家礼成为了官方的正统礼仪。时至清代，“《家礼》为人家日用不可无之书”。清代学者朱彝尊曾说道：“世之治举业者，以言《礼》，非朱子之《家礼》弗敢行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