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著书与思想(1 / 1)

十大思想家 秋至乐 3101 字 5天前

《韩非子》:法家的文字盛宴

秦王嬴政很是推崇韩非子的著论,不惜动力武力而求一见韩非子真容。因谏秦王先伐赵缓伐韩,韩非子被同出荀子门下的李斯所害,亡身秦狱。在入秦之前,韩非子力求改变韩国积贫积弱的现状,多次上书韩王,希望以法制国,以法强国,其主张却始终得不到采纳。韩非子怀着满腔遗憾与忿恨,便而著书,写出了《孤愤》《五蠹》《内外储说》《说林》《说难》等著作,洋洋十万余言。韩非子的散文风格突出,他善用寓言、比喻来进行说理,文笔锐利、议论透辟。韩非子的散文对后世散文的发展有着较大的影响,尤其对汉初政论家的政论文写作有着直接的影响。

在韩非子死后,后人搜集他的遗著,加以整理,并加入他人论述韩非学说的文章,编成了一部名为《韩非子》的书。因此,“韩非子”现有两个解释,一指一个人,即战国末期韩国著名的哲学家、法家的代表人物韩非;二指一本书,即韩非死后,后人搜集、整理其遗作,并加入了他人论述韩非学说的文章而编成的作品集。《韩非子》是论述韩非子思想的集大成之作,全书现存55篇,约十余万言,书中大部分为韩非子本人的作品,另有一些他人的相关篇章。自汉代以后,流传的《韩非子》的版本渐渐增多。近代学者陈奇猷先生的《韩非子集释》校注详赡、考订精确、取舍严谨,是不错的读本,梁启雄先生的《韩子浅解》内容简明扼要、深入浅出,足见功力之深厚。

在韩非子生活的时代,崇尚“法先王”和“复古”的儒家、墨家是思想界的显学,韩非子的观点却是反对复古,主张因时制宜。他根据当时的社会形势和社会状况,主张法治,提出重赏、重罚、重农、重战这四个政策。他还提倡君权神授,自秦之后的中国历代封建王朝在治国理念上都深受其学说的影响。书中重点宣扬了韩非子“法”“术”“势”相结合的法治理论,是先秦法家理论的最高峰。

韩非子虽死,他的思想却得到了秦皇嬴政的重视和实践,在谋杀他的凶手、曾经的同学李斯手上得到了卓有成效的实施。李斯最终成为了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秦国丞相,嬴政也最终成为了一统中国的千古一帝。韩非子的法家思想不仅为秦统一六国提供了理论武器,还为秦之后的封建专制制度提供了理论根据。

“恶劳而好佚”的人性论

韩非子性恶论思想的形成,与老师荀子的影响密不可分。荀子认为,人生而好利,生而有好恶。人若顺性而为,社会就会充斥争抢,忠信不存。韩非子承袭了荀子的性恶论,持有与老师相近的看法,认为“好利恶害,夫人之所有也”。但是,韩非子顺着这人性好利恶害的道路,比荀子走得远得多。

荀子将自利视作人的本性,他看到了人们因顺从自己的自利之心而引发的争夺不止、忠信消亡,但只是由此引导出了人性本恶的结论。人因自利而导致社会秩序和社会道德的不善,这隐隐告诉我们:自利是恶的。荀子只看到了自利之恶,韩非子却更多地将眼光投向了自利之善。

面对人性自利的特点,韩非子一方面并不否认欲利之心会带来危害,另一方面则看到了自利的积极意义。“人有欲则计会乱,计会乱而有欲甚,有欲甚则邪心胜,邪心胜则事经绝”,韩非子在承认私欲阻碍成事的基础上,又说“人臣挟大利以从事,故其行危至死,其力尽而不望”,明确指出欲望对成事有益。人人“好利恶害”,每个人都有私心、私欲,人与人之间的相处与合作都是通过“利”来实现的。自利可以给人们带来害处,也可以给人们带来好处,因此,自利本身并没有什么是非善恶之分。

那么,自利的人性要如何被引导向善的方向呢?这正是荀子和韩非子人性论的重大不同之处。

荀子主张性恶论,却也承认性善的可实现性。性之恶是天生的,性之善却是可以通过后天的引导而达到的。这后天的努力,在荀子看来,就是礼乐教化。荀子认为,只要圣人能够制定可行的礼乐教化方案,人们就可在此教化之下抵达人性善之境界,是为“性伪合而后天下治”。相比韩非子,荀子的性恶论无疑是乐观、积极的。

韩非子主张性恶论,但没有为我们指出通向性之善的途径。在他看来,“民固服于势,寡能怀于义”,民众即使会做善事,也只是为外在的形势所迫,并不是因为他们的内心存在着什么本有的善义。人性本就好利恶害,人们的行动也就只能根据自身的利害关系,努力地趋利避害,这是毫无成善可言的。韩非子的思想中,不存在一个人性的善之境界,只有一个人人追利避害的现实世界。韩非子的人性论带着些许的消极,但我们又不得不承认,他的人性论是超越了人类善恶标准的一种对人性客观、冷静的观照。

尽管性善的引导在韩非子眼中是不存在,韩非子还是为我们提供了可以针对性恶而进行的管理活动。明确将“人性恶”理论与社会管理活动相联系,是韩非子的独创。

为了向我们证明社会关系的实质,韩非子为我们剖析了几类典型的社会关系。首先是父母和子女的关系,在韩非子看来,此二者之间的关系就是一种利害关系。“父母之于子也,产男则相贺,产女则杀之。”产男则庆贺,产女则杀害,无非是父母考虑到今后的便宜,为长远的利益作打算的结果。原本最最真切无私的父母、子女的关系,赫然成了一种充斥着算计的功利关系。最亲密的上下两代之间的关系尚是如此,更何况是其他的社会关系了。君臣关系则是功利性最为明显的典型了。在韩非子看来,君臣关系不仅是典型的利害关系的交换,而且其中的利害关系大于其他厉害。君上是这样的心思:“彼民之所以为我用者,非以吾爱之为我用者也,以吾势之为我用者也。”臣下则是这样的心态:“臣尽死力以与君市,君重爵禄以与臣市。”君臣双方根本没有情谊、信任与忠诚可言,任用和效忠都只是一种时刻的算计和相互间的利益交换。

通过解密典型社会关系中的利益本质,韩非子告诉我们:一切社会关系的本质,都是利害关系,自私自利是人性的本质,是人类一切活动的根本出发点。与自身息息相关的利益,驱使着人们或为人效力,或向人低头,或损人利己,或援助某人,或歌颂某物。这一切的心理和行为都是利益的驱使,没有善恶是非之分。

如果任由人们顺性而为,社会就会因为人人逐利而混乱不堪。因此,统治者需要采取管理措施。那么,要如何实现有效的社会管理呢?

在韩非子看来,只有牢牢把握住“利害”,才有可能实现有效的社会治理。由于社会关系的实质就在于“利害”二字,统治者需要把握之,以清晰地解剖纷繁的社会关系,继而采取有效的管理措施。

首先,一切管理制度和法令法规,都必须在利害关系的基础上贯彻落实,真正做到令行禁止。针对“好”与“恶”的人情,统治者就可实施赏罚,而“赏罚可用,则禁令可立而治道具矣”。禁令是法令的基本表现形式,赏罚是最常见和最有效的维护禁令权威性的手段,而赏罚只有和人情的“好”“恶”相结合,才能真正起作用。再者,与禁令相关的赏罚,要做到厚赏重罚,所谓“赏莫如厚而信,使民利之;罚莫如重而必,使民畏之”。厚赏重罚立足于人的逐利本性,立足于人趋利避害的心态,能够帮助实现令行禁止,发挥劝善禁恶的效果。

正是因为人人“皆挟自为心也”,“利之所在民归之,名之所彰士死之”,所以需要统治者以厚赏重罚为手段,以辅助法令的施行,最终实现社会秩序在人人逐利的条件下仍能达到和谐通畅。

君主专制的合时呐喊

韩非子注意研究历史。他认为,历史是不断发展进步的,如果当今之世还赞美“尧、舜、汤、武之道”,将“必为新圣笑矣”。因此,韩非子主张“不期修古,不法常可““世异则事异““事异则备变”,即不能希望一切都学习古代,不能墨守成规,世界的改变应该带来事情和准备的改变,要根据今天的实际来制定政策。这种变化、发展的历史观,为当时新兴的地主阶级提供了进行改革的理论根据。

韩非子君主专制中央集权的理论,是其理论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吸收荀子的部分思想,继承和总结了战国时期法家的思想和实践后,韩非子形成了一整套较为完备的中央集权的理论。

《韩非子·物权》中说,君主治国,要“事在四方,要在中央;圣人执要,四方来效”,君主要执掌国家大权,君主要有权利、有气势,才能天下顺达、万方来朝,正所谓“万乘之主,千乘之君,所以制天下而征诸侯者,以其威势也”(《韩非子·人主》)。为了达到集权的目标,君主要使用各种手段清除世袭的奴隶主贵族,夺取贵族手中掌握的权力,做到“散其党”“夺其辅”(《韩非子·主道》)。同时,君主为了巩固已得政权,要选拔一批经过实践锻炼的封建官吏来取代贵族,让新型官吏为封建政权服务。

韩非子主张在政治上进行改革和实行法治,要求先“废先王之教”(《韩非子·问田》),再“以法为教”(《韩非子·五蠹》)。“法”一旦被制定了,就要严格执行,任何人也不能例外,必须“法不阿贵““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韩非子·有度》),正所谓“君子与庶民同罪”。

《韩非子·八奸》和《韩非子·五蠹》中,提出了韩非子著名的“五蠹”“八奸”论。所谓“五蠹”,即是指学者(儒家)、言谈者(纵横家)、带剑者(游侠)、患御者(依附贵族并且逃避兵役的人)和商工之民,“八奸”,即是指“同床”(君主妻妾、“在旁”(俳优、侏儒等君主亲信侍从)、“父兄”(君主的叔侄兄弟)、“养殃”(有意讨好君主的人)、“民萌”(私自散发公财取悦民众的臣下)、“流行”(搜寻说客辩士收买人心,制造舆论的臣下)、“威强”(豢养亡命之徒,带剑门客炫耀自己威风的臣下)、“四方”(用国库财力结交大国培养个人势力的臣下)。这“五蠹”“八奸”,正是大臣们需要去除和防备的。“五蠹”之人会扰乱法制,是无益于耕战的“邦之虫”,必须铲除。“八奸”之徒都有良好的条件威胁国家安危,必须像防贼一样防备他们。

以上这些关于民、君、臣下、政治等的主张,正好反映了新兴封建地主阶级的利益和要求,为结束诸侯割据、建立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提供了理论依据。秦始皇统一中国后采取的许多政治措施,就是对韩非子相关理论的应用和发展。

成就非凡的韩非子寓言

《韩非子》是一部智慧之书,从书中流传出的许多成语、俗语、言语等至今广为流传,如“滥竽充数”“郑人买履”“欲速则不达”“千里之堤,溃于蚁穴”等,书中数量可观、独具特色的寓言故事,更是《韩非子》一书思想与艺术价值的重要所在。

“寓言”一词,最早见于《庄子·寓言》一篇。寓言常常为小故事的形式,具体的情节中有隐含着高于故事本身的深刻的思想。寓言常语带双关,借以阐发哲理、印证观点。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寓言就已被运用于散文及史传的创作,作为陈说辞理的手段。《韩非子》作为我国先秦说理散文代表著作之一,丰富的寓言故事成为其耀眼的闪光点,也是先秦诸子寓言故事之大成之作。

《韩非子》一书中记载了大量至今脍炙人口的寓言故事。它们是韩非子“法”“术”“势”的法制理论的系统阐释。这些生动的寓言故事形象生动,性格鲜明,细节丰富,蕴含着深隽的哲理,是思想性和艺术性的完美结合,具有较高的文学价值。寓言通过总结古代国君的得失功过,阐述了作者的抱负和主张。据学者统计,《韩非子》中有寓言340则,居诸子寓言之首。韩非子巧妙地运用寓言故事来进行说理、表达思想,并取得了良好的效果,给人以心灵、智慧的启迪。

韩非子的寓言极富特色,是韩非子才学、思想的活泼展示,是我国文学史上杰出的艺术作品。

《韩非子》的寓言,是一种真正独立的文学体裁。《战国策》《孟子》等散文作品中也有寓言的运用,但只是偶尔的使用。《庄子》一书中有篇幅较多的寓言,但都是为了阐明一个中心思想而作,寓言仍旧只是议论、说理的一部分,只是说理、论辩的一种手段或叙事的一部分,而非独立的文学体裁。到了韩非子,作者才开始了有意识的系统的收集、整理和创作,并将寓言分门别类,编辑为各种形式的寓言故事集,如《韩非子》中《内外储说》《说林》等,是我们迄今可见的最早的寓言故事集。自从成为一种独立的文体,寓言就显示出了别具一格的文学意味。寓言故事曲折感人,在为我们塑造了鲜活、典型的艺术形象的同时,更是作者历史观、社会观、文艺观以及方法论和认识论的系统反映。可以说,《韩非子》中的寓言故事,既是一部法家思想的辑要,又是法家思想的智慧结晶。

《韩非子》中的寓言不是供人娱乐、消遣的文字,而是植根于现实的故事。其中的寓言故事主要取材于历史和现实,很少有拟人化的动物故事和神话幻想故事,也没有超越现实的虚幻境界和人物。这与《庄子》中奇幻玄虚、怪诞神奇的寓言截然不同。韩非子的寓言,是他对法家思想和社会认知的深刻反映。韩非子从现实、历史中取材,让改变了本来面目的历史人物说出作者想说的话,表达作者想表达的观点。和《庄子》中换了颜面的儒家大师孔子一样,《韩非子》中的孔圣人,已是一个主张释赏行罚的冷峻的法家形象。取材于现实社会和民间故事的寓言,是韩非子对社会现象进行了深入细致的观察后提炼出来的精华。韩非子善于利用寓言,对社会的种种丑恶、愚昧现象进行揭露和批判,并且入木三分。比如,“夫妻祷者”写出了在金钱的驱使下夫妻各怀异心的困境,“卫人嫁子”塑造了千方百计聚敛财富,连女儿的爱情幸福也甘愿牺牲的卫人“守财奴”。尽管题材不像《庄子》的寓言那般天马行空、恢诡谲怪,但韩非子的寓言在艺术上绝不平淡,其精巧的构思、大胆的描写、幽默的语言,使故事能在平实中见奇妙,耐人寻味、警策世人。《外储说左上》中“棘刺母猴”的故事,情节波澜,跌宕生姿。故事中三个人物各有其侧重的性格,燕王的昏庸,卫人的狡猾,冶者的聪明,都表现得单纯鲜明,淋漓尽致。

用群体集结的寓言来说明事理,这种形式的创立,是《韩非子》的重要特点。《内储说上》就是围绕“七术”展开的。“七术”即是国君用严刑峻法和各种权术来驾驭群臣的七种手段。韩非子用了49个寓言故事来说明“七术”的内容。又如《内储说下》的中心是“六微”,即国君进行统治时必须了解、洞察的6种隐微难见的事端。韩非子用了50个寓言故事来阐述这“六微”。《外储说》四篇中,韩非子使用了110多个寓言,从20个方面宣扬了封建专制的法制和权术,这是中外寓言史上所罕见的。

《韩非子》中的寓言故事,是韩非子哲学智慧、思想深度的反映,寓言中蕴含着深刻明切的哲理。韩非子常通过故事,由常见的生活现象推演出重大的道理。我们熟知的“鬻矛与盾”的故事就出自《韩非子》。它讲述的是一种矛盾学说,成语“自相矛盾”就出自于它。用逻辑学的话来说,故事要告诉我们:两个相互否定的命题,是不能同时成立的,二者不能为真。韩非子对于逻辑性有着严密的要求,虽然他的主观意图是说明法治与礼治的根本对立,着意于批判儒家宣扬的礼治思想,为法治战胜礼治制造理论根据,但它确实客观地揭示了当时儒、法两种思想根本对立的现实。

朴素的辩证法思想也是韩非子思想的闪光点之一。上文多说的矛盾学说,即是辩证法的体现之一。尽管书中有过分强调对立、将斗争绝对化的倾向,但对矛盾的转化条件也作了辩证的解释。韩非子以水、火为例,说明了矛盾转化的条件性:水能够克火,但若把水盛在锅里,火就可以反过来克水,能把水烧干。这是因为条件不同的缘故。他还用朴素的辩证法来解释历史现象,这促成了他进步的历史观。韩非子认为,时代在变迁,社会在发展,因循守旧、复古倒退是没有出路的。为此,他用“守株待兔”的故事,猛烈地抨击了顽固守旧的陈腐思想,为推行革新变法寻找理论根据。值得说明的是,韩非子的历史观存在不少缺陷,本质上来说还是唯心主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