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创儒家大派 延续礼仪之制
儒家思想由孔子创立。在周王朝衰微、社会礼崩乐坏的环境下,孔子在总结、概括和继承了夏、商、周三代“尊尊亲亲”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形成了一个完整的思想体系。孔子在《论语·述而》中说“述而不作,信而好古”,正是自己思想本色的写照。在百家争鸣的先秦时期,儒家学派只是百家之一。由于儒家自身相关修身、治世思想的优越性,以及后代统治者的加工、利用,儒家思想渐渐成为古代中国社会的正统思想,儒学也成为了我国古代最有影响的学派。
儒家又称儒学,也有人认为它是一种宗教而称之为儒教。又因儒家思想奉孔子为宗师,所以又有人称其为孔子学说,也有人因孔子、孟子为儒家最早、影响最大的两位大师,因而称儒家为“孔孟之道”。
儒家思想基本可分为“内圣”与“外王”两部分,即个人修养与政治主张两大类。若要进行进一步细分,可具体分为伦理学、政治学、史学、经济学、科学技术观等。其中,儒家的伦理学注重自身修养,以“仁”为中心思想,意在创造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关系。儒家政治思想推崇“仁政”“王道”以及“礼制”,以“大同”“大一统”为理想,主要阐述君臣关系、官民关系。儒家具有重视编修历史的悠久传统,孔子就曾编修《春秋》,通过遣词用字的方法,“微言大义”地表达了自己的思想观点,在历代儒家学者的努力下,中国的编年史从公元前841年开始至今一直没有中断。儒家重官轻商、重义轻利,其经济学思想主要是为了人类的理想社会而服务。儒家不重视分科领域专业知识的研究,所谓“君子不器”,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儒家轻视专门人才的思想。
在儒家学派产生之前,“师”与“儒”是古代社会贵族和自由民众接受传统社会化教育的途径,智、信、圣、仁、义、忠的“六德”,孝、友、睦、姻、任、恤的“六行”,礼、乐、射、御、书、数的“六艺”等,都是这种社会化教育的主要内容。儒家将这文化要素全盘吸收,并使之上升到了系统的理论高度。孔子“有教无类”,广收天下学生,打破了统治阶级垄断教育的局面,冲破了“学在官府”的局限性,使传统文化教育得以波及整个中华民族。如此,儒家思想就有了坚实的民族心理基础,全社会逐渐接受并逐步儒化。内涵丰富而复杂的儒家思想,在历经了长久的历史发展之后,终于成为统治者的治国王道、读书人的至理名言。
历经了秦朝的“焚书坑儒”之后,汉朝儒学家董仲舒以经过改造后的儒学思想上奏帝王,要求“罢黜百家,表章六经”,营造“春秋大一统”的盛世。从此,儒学成为了中国社会的正统思想,研究四书五经的经学也成为了显学。这时的儒学,实际上已是融合了道家、阴阳学说中有利于君王统治的内容而形成的新儒术。唐代的文人、学者韩愈提出了道统之说,作《原道》正式提出“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孟”关于道的传授系统说,并以孟子继承者自居,为儒家的正宗,开启了宋代道学的先声。到了宋朝,程朱理学成为儒学主流,周敦颐、程颢、程颐被尊为始祖,朱熹为理学的集大成者。我们现在所说的儒家思想,相当部分来自宋朝的解读。元明清时期的科举,都以朱熹的理学内容为考题,对这三代世人的思想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明朝灭亡被视作以汉人为统治者的中国的第二次亡国,以黄宗羲为代表的一些儒家学者在明亡后对历史进行了反思,认为国君是“天下之大害”,清代中期的思想家戴震更批判朱熹理学“酷吏以法杀人,后儒以理杀人”。进入近代,落后的中国面临内忧外患,人们开始纷纷对中国文化作出反思,既有龚自珍、魏源等儒学内部学者批判儒学,主张改革,又有对儒家思想的大冲击,如太平天国运动、戊戌变法、五四运动等,各种激进主义新思潮对儒学产生了不小的冲击。面对冲击,儒学发生了宗教化,也产生了新儒家。
儒家文化、儒家思想对中国的影响,可谓深入骨髓。有说法说,每一个中国人的身上,都背负着五千年的中国文化,其中相当一部分肯定是儒家文化。几千年以来,中国官方教育所传授的,不外乎《四书》《五经》,平民知识分子若想荣登仕途,不通晓儒家思想就绝无遂愿之日。中国人传统意识中的责任感思想、节制思想、忠孝思想等,都是儒家思想和专制统治相结合的产物。在中国社会作用了千年的儒家政治和经济学,对于今日的中国政治、经济等各个方面,仍存在着巨大的影响力。可以说,儒家思想依然是当代中国的主流思想。
孔子作为儒家的创始人,其对儒家思想的影响至深至广。以孔子为先师、思想领袖,是儒家的基本特征之一。在思想上,儒家“仁”与“礼”的张力结构,也是对孔子思想的直接继承与发展。儒家由内圣而外王,通过内体心性成就外王事功之学,也与孔子“克己复礼”的修身、治世思想一脉相承。注重人与人之间的伦理关系,并将之运用到政治实践中,同样是孔子重视人际关系之和谐,以人之和求国之昌理念的继承。
新文化运动以来的新儒家
新儒家又可称为新儒学,是儒学遭遇西方文明后产生的新的儒家学派。
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中国紧闭的国门被炮火攻破,随之而来的,除了政治权利的剥夺和经济领域的剥削,还有西方文明的输入。国人痛定思痛,开始将眼光分放于东西,从思想、文化领域探寻导致中华民族危急的原因所在。因此,从广义上来说,新儒学可指鸦片战争以来所有历经变革的儒家新学说。
时间进入20世纪,国际、国内形势变化巨大,国人对于民族思想、民族命运的思考从未间断。20世纪20年代初期,一个既不同于传统儒家,又与鸦片战争以来的新儒学有异的学识思想流派形成,这就是“现代新儒家”。现代新儒家的基本主张,是要恢复儒家思想在现代社会中的主导地位,重建儒家的价值系统,并以此为基础来吸纳、融通西学,以谋求中国文化和社会的现代化。新儒学是中国现代文化保守主义的主要思想代表,与马克思主义派、自由主义西化派同为中国现代三大思潮之一。新儒家将儒家的心性之学看作中国传统文化思想的本原和核心,认为对西方文化的吸纳和会通只有在认同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上才能进行。在新儒家学者的眼里,心性之学还是开发现代科学与民主事业的根据。
自产生至今,新儒家的发展如涓涓低流的水一路向前,途中有吸收、融会,也有曲折、变革,逐渐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理论主张,也成就了越来越大的声势和影响力。新儒家的发展阶段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从20世纪20年代到40年代,是以梁漱溟、熊十力、张君劢、冯友兰、贺鳞等为代表的第一代新儒家;从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是以牟宗三、唐君毅、徐复观、方东美等为代表的第二代新儒家;从20世纪80年代至今,是以杜维明、刘述先等为代表第三代新儒家。
现代新儒学既继承了宋明理学的本体论,又吸收了西方哲学的理论精华,形成了既“古典”又“摩登”的哲学体系。新儒学崇尚中国传统哲学“天人合德”的宇宙本体论,将天地生生之德与人性内在统一起来,形成了内外合用的政治思想、诚明能合的人生修养和知行合体的社会实践哲学。与此同时,新儒家还吸收了西方哲学内容,如柏格森的“生命哲学”、新实在论的逻辑原则、康德的“自由意志”、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等,使自身的哲学体系得到了充实和发展。如此,新儒学较之西方哲学,既避免了西方哲学中本体与现象、主体与客体、人与自然对立的弊病,达到了“体用不二”的高度,又吸收、发挥了西方哲学中的精华部分。新儒家以“以直觉为体,以理智为用”为原则,强调体验本体的方法和认识现象的方法,以既把握本体,又不忽视现象为目标。这一方法论不仅包含了传统的儒学因素,也含有了道家、佛教的思想。以此本体论和方法论为指导,新儒家将世界分为“本体世界”和“物理世界”,即“价值世界”与“事实世界”。新儒学认为,哲学的任务是追求人生价值,运用价值理性,科学追求物理变化,以及运用工具理性;而中国哲学主要是价值哲学和人生哲学,缺少对物理的认识,没有精密的哲学逻辑,西方哲学主要是认识哲学和逻辑哲学,自然科学发达,但没有真正达到认识人生价值的高度。在他们看来,“本体世界”是真善美和道德形而上学的根据,也是我们人生价值之所在,用实践理性的直觉体验去把握“本体世界”,是哲学的任务所在。
走出国门的孔老夫子
1993年,一名外国学者在德国发现了一本出版于1691年的英文版《论语》,这是已知的最早的英译本《论语》。书的前言中说道:“这位哲学家(孔子)的道德是无限辉煌的。”事实上,英译本是由法译本转译而来,而法译本又是由拉丁文译本转译而来。
最早将孔子思想、儒家文化带到西方的人,是明清时期来到中国的耶稣会传教士。这些传教士将中文中的“孔夫子”翻译为拉丁文“Confucius”,从此,它便成了孔子的“洋名”,沿用至今。最先翻译《论语》的人,是著名的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他于明朝万历年间来到中国,之后在中国定居了27年之久。他将《论语》翻译成拉丁文,并于1687年在法国巴黎出版。由拉丁文版本开始,《论语》又被翻译成法语、英语等其他文字。
这些来华传教士因被孔子思想深深吸引而将其介绍到西方,孔子学说进入西方之后,受到了当时人们的普遍推崇和赞誉。在遥远的西方,在其死后的近两千年后,孔子被尊为与苏格拉底、柏拉图共享盛名的圣人!西方学者说孔子是“伟大文明奠基者”,说“孔子的教诲属于全人类”。有学者认为,儒家思想推动了欧洲的近代启蒙。伏尔泰、狄德罗、卢梭、洛克等西方近代启蒙先驱,吸取、利用孔孟学说,打破了欧洲封建世袭和神学统治,催生发展了自由、平等、民主、人权等现代观念,促进了人文、政治、经济、社会乃至科学等方面的发展。
自孔子学说、儒家思想传入西方,其儒学研究就一直在发展前进。18世纪时,欧洲学术界兴起了孔子学说是否为“纯世俗性”问题的广泛讨论,这场讨论持续了一个多世纪之久,使欧洲学界基本了解了孔子思想。20世纪,西方出现了钦佩孔子的**。到了20世纪60年代,孔子学说开始由学术舞台走向大众社会,“东方文化热”日渐风靡。
20世纪以前,由于传入方式的影响,儒家在西方的研究成果主要出自于天主教传教事业发达的意大利、法国等国,这些国家对孔子和儒家的研究已达到了一定水平。但在19世纪后,这些国家在近代化发展中逐渐落后于英、美等国,后者工商业的发展繁荣激起了他们了解东方、了解中国的热情,汉学也逐渐兴起。英国传教士理雅各倾注了数十年的心血,终于完成了对《四书》《五经》《老子》《庄子》的翻译,成为近代英国第一位享有盛名的汉学家。
就东方而言,孔子和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对这些国家产生的影响就更加深远了。所谓“近水楼台先得月”,孔子学说、儒家思想对日本和韩国的影响,足以说明儒家文化的价值和魅力。
大约在5世纪以前,儒学就传入了日本。不仅学者们对儒学进行研究和学习,就连当时的日本天皇也躬身学习儒家思想。发生于7世纪中期的日本大化改新,是日本历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大事件,它完善了日本的统治制度,奠定了日本的国家发展方向。事实上,大化改新就是在儒家思想的深刻影响下发生的。而早在公元1世纪初,儒学就已传入了朝鲜半岛。现今的韩国人信奉各种宗教,但在伦理道德上却仍旧以儒家为主,生活中的礼仪、道德还带有明显的儒家特色。日本和韩国的社会伦理、礼仪,都受到了儒家“仁”“义”“礼”等观念的影响,这些儒家印记至今明显可辨。
如今,300多年前以儒家代表走出国门的孔子,早已有了不一样的身份——孔子是中国文化的代表。以孔子命名的“孔子学院”花开五大洲,成为推广汉语、传扬中国文化的桥梁。为了推广汉语文化,我国政府于1987年成立了“国家对外汉语教学领导小组”,即我们日常所听闻的“汉办”。孔子学院就是“汉办”承办的,秉承孔子“和为贵”“和而不同”的理念,意在推动中国文化与世界各国文化的交流与融合,以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为宗旨。2004年11月21日,全球第一所孔子学院在韩国首都首尔挂牌成立。截至2009年11月,已有88个国家和地区拥有孔子学院和孔子课堂,每年都有大量的中文教师和汉语志愿者奔赴全球各个孔子学院和孔子课堂,为了推广汉语和中国文化,为了世界文化的交流和共同繁荣而奉献着自己的智慧和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