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仁”“礼”之书

《论语》一书，以语录体和对话文体为主，记录了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行，是孔子政治主张、论理思想、道德观念及教育原则的集中体现。《论语》是我国语录体散文的开创者，是我国汉语文章典范性的发源地。

全书总共20篇，以言简意赅、含蓄隽永的语言，主要记述了孔子的言论，描述了孔子的风采。书中所记的孔子循循善诱的教诲之言，或简单应答，点到即止，或启发论辩，侃侃而谈，富于变化，娓娓动人。《论语》善于以神情、语态、举止来展示人物形象，又有关于书中人物个性气质的传神刻画。孔子是全书描述的中心人物，南北朝时期刘勰在其著作《文心雕龙》中有言：“夫子风采，溢于格言。”以孔子为中心，《论语》还成功地刻画了一些孔门弟子的形象，如率直鲁莽的子路，温雅贤良的颜回，聪颖善辩的子贡，潇洒脱俗的曾皙等，全都个性鲜明，给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班超在《汉书·艺文志》中说：“《论语》者，孔子应答弟子，时人及弟子相与言而接闻于夫子之语也。当时弟子各有所记，夫子既卒，门人相与辑而论纂，故谓之《论语》。”南朝梁萧统所编《文选》中，也引言说：“昔仲尼既没，仲弓之徒追论夫子之言，谓之《论语》。”可见，“论语”的“论”是“论纂”的意思，“语”是“语言”的意思。“论语”就是把“接闻于夫子之语”“论纂”起来的意思。此外，我们也可由此得知，《论语》的书名自古有之。

《论语》成书于战国初期，历经秦始皇焚书坑儒，西汉时期《论语》只有口头传授以及从孔子住宅夹壁中所得的本子。鲁人口头传授的《鲁论语》有20篇，齐人口头传授的《齐论语》有22篇，从孔子住宅夹壁中发现的《古论语》有21篇。西汉末年，曾为帝师的西汉学者张禹精治《论语》，以《鲁论》为基础，参考《齐论》，合而为一而另成一论，被称为《张侯论》，成为当时的权威读本，并受到了后世的尊崇。东汉末年，经学大师郑玄以《张侯论》为依据，参考《齐论语》《古论语》，创作《论语注》，即是今天的《论语》版本。《齐论语》《古论语》现已亡佚，现存的《论语》共20篇，492章，记录了孔子与弟子及世人谈论之语约444章，孔门弟子相互谈论之语48章。

自汉代以来，便有不少人为《论语》作注解。《论语》与《大学》《中庸》《孟子》并称“四书”，《诗经》《尚书》《礼记》《易经》《春秋》并称“五经”。“四书五经”是古代知识分子的必读书目，而《论语》更是多朝学子求学入门的启蒙书，只有读了《论语》，才能进一步学习“五经”，才能进一步追求学问的更高境界。历朝历代都有不错的、影响较大的《论语》注疏，如魏何晏注、宋邢昺疏的《论语注疏》、宋朱熹的《论语集注》，清刘宝楠的《论语正义》，以及民国时期程树德的《论语集释》、当代学者杨伯峻的《论语译注》等。这些书目可作为我们阅读《论语》的参考书，但是所谓“一千个读者眼中有一千个汉姆雷特”，《论语》究竟讲述的是怎样的社会、人格理想，我们应该都会在阅读之后各有见解、各有所获。

《论语》是孔子思想的真实记录和生活表现，内容涉及了人们生活的诸多方面，其中的许多篇章、许多论断，都对现代人具有积极的借鉴意义。

如何做人的问题，是《论语》谈论的一个重要问题。综合书中的相关篇章，我们应遵循以下原则做人：要正直磊落、要重视“仁德”、要重视个人修养的全面发展。因此，我们要行为光明磊落，要“克己复礼”“恭、宽、信、敏、惠”，要“举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进一步地，若想成为孔子所敬重的“君子”，我们要谨遵君子的言行标准及道德修养要求。首先，“君子不器”，君子应具备多种才能、品德，以道义作为做人的根本，按礼仪来实行，用谦逊来表达它，用忠诚来完成它。再者，君子要重视自我修养，并处处严格要求自己，做到重义避利，追求道义。君子一要随时注意戒除个人的欲念，二要在处事过程中带有敬畏之心，防止肆无忌惮，三要凡事认真处理，随时严格要求自己。所谓“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追求道义是君子精神的真正体现，是君子与小人的本质区别。最后，“君子不党”，君子之间的交往应该做到“周而不比”“和而不同”，即君子之间方方面面都很周全，却不去相互比较，又于和谐的关系之中存在着不尽相同的观点。

《论语》中纪录了大量的孔子的言行举止，这些正是孔子教育理念的最直接体现。孔子是我国伟大的教育家，他的教育思想影响了他之后的世代中国人。《论语》一书中的教育思想，是值得世人借鉴的智慧之言，在古今中外的教育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孔子秉承着“有教无类”的思想，从30岁起即设立了私学，广授天下学生，同时遵循“因材施教”的理念，注重培养学生不同的个性、才能。如此，才有了孔子“弟子三千，贤人七十”的传奇佳话。关于学习的态度、方法、目的，教育的基本方法、内容、目标，以及教育的指导思想等，孔子都向我们提供了具有十足借鉴意义的良言美句，比如“温故而知新”“三人行必有我师”“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怠”等，是我们耳熟能详的名句。

孔子拥有一颗积极出仕的心，曾因在鲁国仕途受挫后周游列国，推行自己的政治思想。然而在他看来，合格的务政者，需要具备多项素质。《论语》中关于务政的思想，是“学以致用”思想的具体体现。孔子看来，只有懂礼、有道、正直，并且具备一定从政才能的人才能务政，从政者若想有所成就，就必须勤勉忠诚、温良恭俭让，拥有勤奋、忠心、温和、善良、恭敬、节俭、谦让的美德。此外，务政需要言行一致，举止端庄，“言忠信，行笃敬”，不然一事难成。再者，从政需要将眼光放远放大，依次而进，处理政务不能贪图速度或眼前利益，不然容易欲速不达，贪小失大，同时应当以慎重的态度，深入实际了解实情，以免犯错。

围绕“礼”“仁”的思想，《论语》还向我们阐述了一套治国安邦之道。依《论语》之言，治国的根本，在于恢复“人伦纲常”，人人各在其位，各司其职，是理想社会的和谐秩序。为了达到治国的目的，首先需要统治者严于律己，不能为所欲为，还应重视才智、礼仪、仁德的关系，“选才、富国、育人，立法”，正确处理自己与广大人民的关系，讲究信用、爱护人民，使国家中的社会个体和爱相处，国家长治久安。

“克己复礼”的政治理想

正如孔子的弟子子贡所言，“礼失则昏”是孔子一生所恪守的格言。“礼”是孔子一生努力的方向，“复礼”是孔子一生各种努力的目标。

春秋时代，社会经历着大动**，周王室衰微，大权旁落，众诸侯国逐鹿中原，战争频发，百姓苦不堪言。面对动**不安的社会，孔子大叹“天下无道”，他抱着强烈的忧患意识和救世情怀，奔走于列国之间，全力倡导“礼治”，提出“为国以礼”，以达到“仁”的境界。“克己复礼，天下归仁”，孔子“礼”的思想，为当时混乱的社会提供了一剂治世的良方。以“礼”为支柱的治人之学，实际上就是孔子的治国思想、政治理想。

《史记·孔子世家》以“礼”为线索，以简洁而生动的笔调，描述了孔子一生的活动轨迹。幼年时，孔子“年少好礼”，“为儿嬉戏，常陈俎豆，设礼容”，在游戏中演习礼仪之事。他还和鲁人南宫敬叔“适周问礼”，到礼仪的中心周都去学习“礼”。周游列国途中，齐景公向孔子问政，孔子提出了著名的八字治国方针“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君行君道，臣行臣道，父行父道，子行子道，每个人都以与自己身份相符的方式生活，社会即是“礼”的美丽世界。鲁定公与齐候夹谷会盟，鲁国大胜，是因为孔子“以会通之礼”，即以“礼”相挟。孔子删编《诗经》，准则是“取可施于礼义”者。对己，孔子言礼、守礼、行礼以身作则，一丝不苟；对弟子，孔子“以诗书礼乐”教导弟子，“与弟子习礼大树下”。

周礼，是周族在长期的社会生活实践中形成的传统的典章、制度、仪节、习俗的总称。它以氏族血缘关系为纽带，从生产、生活的各个方面，具体详尽地反映了社会成员之间、社会成员个人与集体之间的关系准则，它奠定了成员间权利与义务面的统一性、平等性，并对社会成员具有共同的约束性。周礼是周族在政治、经济、文化、心理素质等方面特征的具体表现，是这个氏族区别于其他氏族的外在标志。

作为奴隶王朝一整套运行制度的集合，周礼是周朝奴隶制上层建筑的集中表现，是用以维护奴隶制上下、尊卑等级关系的工具。孔子崇尚周礼，主张恢复周礼，却又不是原搬照抄，而是对周朝的礼治思想加以继承和发展，形成了自己的“礼”论。

《论语》一书中，谈到“礼”的有74处之多，主要是赞美和弘扬周公所奠定的周礼。孔子认为，“礼”作为规范社会结构和人们行为的基本制度，能够在很久以前就存在于一个繁荣的王朝，未来也将永远地存在、发展下去——礼治是永恒的。《论语·为政》中孔子说道：“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他纵观夏、商、周三代，认为殷礼以夏礼为基础，而有所损益，周礼以殷礼为基础，而又有所损益，如此推算，周的后继朝代也将以周礼为基础，而有所损益。如此下推，即使是百世之礼，也是可以预知的。因此，孔子对统治秩序顺畅井然的西周社会表现出了极强的向往之情，赞叹“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论语·八佾》）。“恭而无礼则劳，慎而无礼则葸，勇而无礼则乱，直而无礼则绞”（《论语·泰伯》），要想做到“恭”“慎”“勇”“直”，“礼”是一门必修课，足见“礼”之重要性与必要性也！

“周室衰，礼法隳”（《汉书·货殖传序》）的社会状况下，王室衰微，诸侯贵族世卿专权，邪说暴行大作，有弑君者、弑父者，社会礼治秩序已是孔子严重的“礼崩乐坏”。以周朝的有序社会为鉴，这样的社会现实实属野蛮、不堪。对此，孔子主张“克己复礼”。

所谓“复礼”，就是向着“礼”回归，回归于“礼”。孔子认为，不论是处在社会下层的人民，还是处于上层的统治阶层，他们之所以不依“礼”行事，或“犯上作乱”，或鱼肉百姓，皆是因为他们都愿意满足自己的欲求，照着自己的欲望行事。所以，要实现“复礼”，必须首先“克己”。“克”，即是战胜，“克己”，就是要用“礼”的强大武器，战胜自己的欲求。“克己”“复礼”，前者是后者的实现途径，后者是前者的最终目标，两者可谓和而统一。

“复礼”的要求贯彻于家庭关系，就是要维护西周的宗法制度。而对于习惯了“家国”思想的国人而言，“国”在很大意义上是“家”的集合，是“大家”，国家关系是家庭关系在更广阔的主体上的沿用。“尊尊”和“亲亲”是西周宗法制度的主要特点。“尊尊”即尊贵，规定人民需要服从贵族特权，是维护等级制度的原则。孔子“礼”思想的实质，就是依据嫡庶、长幼、亲疏等关系，确定贵贱、大小、上下的等级区别，以形成各种名分，然后按照名分，确定伦理规范和行为准则，借以制定有关社会政治的礼法制度。所有人都按照礼治规定，等差有序，贵贱有等，各处其位，各奉其事，恪守自己的社会角色和政治角色，遵循“礼”的角色规范，规范言行，履行义务，做到“亲亲也、尊尊也、长长也、男女有别”(《礼记·大传》)。“民之所由生，礼为大，非礼无以节事天地之神也，非礼无以辨君臣上下长幼之位也，非礼无以别男女父子兄弟之亲、婚姻疏数之交也”（《礼记·哀公问》），这正是“礼”在家庭、社会生活中的巨大作用。

为了贯彻“亲亲”“尊尊”的原则，孔子提出了“正名”的主张。《论语·子路》有云：“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故君子名之必可行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于其言，无所苟而已矣。”“正名”是护“礼”的重要手段。在孔子看来，礼治制度产生的原因，就是为了确定各人与其名分相符的思想和行为。“正名”即是其名与实相符，就是对某些与其人身份不符的言论和行动加以修正，所以“名之必可行也，言之必可行也”。刑罚，则是对违反礼治者应有的惩罚。如果礼治遭到破坏，“名不正”，就会致使“礼乐不兴”“刑罚不中”，造成“民无所措手足”。

“仁者爱人”的社会理想

孔子对待“仁”，是一种宽容、开放的态度。在孔子眼中，每一个社会个体，无论上下贵贱，都应该有一种为“仁”的愿望，都应该诚心诚意去求“仁”，如此才会有可能得“仁”。达到“仁”的境界的根源，不在于他人的督促或推动，而在于自己如何去做。只有个体意识上的主动追求，才有实现“仁”的理想境界的可能。孔子认为，“为仁”是人的某种自觉的内在情感行为，任何他人对这种行为的推动都是无力的，只有自己态度端正，才会有实现“仁”的强烈要求，才能自觉地为了求“仁”而不懈努力。孔子强调，对于“仁”的追求，我们首先要在内心的价值观念上明确对“仁”的态度。这种内心深处对“仁”的价值追求的思想，被稍后的儒学大家孟子引申为“四端说”理论，即“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孟子·公孙丑上》)”。

对“仁”思想的重视，充分表明了孔子对“仁”思想的推崇，以及“仁”思想、学说在孔子整个思想体系中的核心价值地位。

“仁”思想是《论语》论述的一个基本思想，书中有对“仁”的多种解释。从《论语》中论“仁”的部分来看，“仁”的价值内涵主要是指“仁”的情感性、自得性而言。从某种方面而言，孔子的思想是一门如何处理人与人、人与自我、人与社会之间关系的学问，是一门关注人自身发展的学问。个体在实际生活中如何达到理想的人格，这是孔子所提倡和关注的大问题。“已立立人，已达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等，是“仁”精神价值的重要体现。

“仁者爱人”。在孔子看来，“仁”即是“爱人”。我们爱已，因为不会采取损伤自己的行为，我们若也爱其他人，那么自然也不会去损害他人。孔子“爱人”观点的理论来源，可追溯到周朝初期的“保民”“敬民”思想。民为国家之本，保民、存民、敬民、爱民，可以换得国家的长治久安。作为“仁”的重要精神内涵，“爱人”思想具有广泛的适用性。我们由“爱人”，在孔子“仁”的价值内涵的范围内推导的一系列内容。这些内容都深刻地体现出了孔子对于社会民众的普遍关注，对于整个人类社会发展中实现人际间和谐发展的关切。乃至在几年后的今天，孔子所提出的一系列相关思想，仍具有普遍的适用性和永恒的价值，是现代人可以获益良多的至理名言。这一切，正是奠定了孔子作为中国乃至世界最伟大思想家地位的原因所在。

“仁”的一种表现方式，是以博大宽厚的胸怀来爱护民众，即“泛爱众而亲仁”。这一点，首先是自我认知上的一种升华，是自我精神状况的一种内在反映。作为价值主体内在精神状态的反映，“仁”是实现理想人格过程中不可缺少的品质。在内心深处，我们要以“仁”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用“仁”的境界严肃考察自己的思想，这是达到真善美崇高境界的前提条件。“仁”的另一表现方式，体现在时时处处以人为主，以人为本，围绕“人”的思想行为的发展状况，将个体的人作为研究和关注的对象。一个本质上有问题、思想上有邪念的人，在孔子看来是不可能达到“仁”的境界的。

孔子的“仁”是具有很强实践性特征的思想。孔子将关注的焦点投向现实与社会，他时刻关注着现实生活中如何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问题。孔子关于“仁”的学说，不是纯粹思辨性的形而上的理论体系，而是结合具体的行为方式来告诉人们应该怎么做。这又不是哲学意义上的实践理性的体现，而是对一般人民人格升华、人性解放的终极关怀。孔子在《论语·卫灵公》中曰：“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为了至上崇高的“仁”的境界，有志之士绝不能够做有违最高道德准则的事情，甚至在必要的时候，要以惜牺牲自己性命的代价，来成就这一伟大的事业。孔子“杀身成仁”的理念，成为了很多后世分子报国捐躯的行为准则，前仆后继的“仁人志士”们在它的指引下，为了国家、民族的大事业奋不顾身，宁为玉碎，不为瓦全！

“有教无类”“因材施教”的教育理念

孔子是我国著名的教育家。他一生从事教育，开创了我国古代教育的新局面，培养了许多卓有成就的学生，取得了丰富的教育经验。孔子的教育理念、求学思想对后世产生了经久不衰的影响。

在孔子看来，学习的内容要博广，不能偏颇、单一。“文，行，忠，信”，即文化知识、品德修养、忠诚笃厚、坚守信约，这些是学习纲要。要学好这些，爱学、乐学是必需的学习态度，正所谓“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这种态度是取得学习成就的关键，颜渊“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的发愤好学的乐观精神，深受孔子赞赏。其实，正确的学习态度还要“默而识之，学而不厌””，即要脚踏实地，牢记所学知识，并且不因学到的知识而感觉满足。同时，学习要专心致志，知难而进，并虚心求教，不耻下问。学无常师，学子要随时随地注意向他人学习，取人之长，补己之短。这正是孔子所提倡和赞扬的“敏而好学，不耻下问”的学习精神。在学习方法上，孔子又提倡“学而时习之”“温故而知新”,还特别强调学思结合，勇于实践，所谓“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他要求人们把学习、积累与钻研、思考相结合，不能偏废。在学到知识之后，就要履行学习的目的了，那就是“学以致用”。孔子办私学的目的之一，就是培养德才兼备的政治人才，在孔子看来，对道义、真理的追求是学习的目的之一。

本着“有教无类”的指导思想，从30岁而设私学开始，孔子收徒不分贵贱、贤愚，人人机会均等。针对学生的不同特点，孔子“因材施教”，注重培养学生不同的个性、才干。孔子曾说“中人以上，可以语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语上也”，意为对于中等才智以上的人，可以和他谈论高深的道理，对于中等才智以下的人，则不可以。为了贯彻“因材施教”的思想，孔子很注意观察、了解学生，并在此基础上采取不同的教育方法，比如冉求办事畏怯，因此要鼓励他，子路胆大过人、自以为是，因此要抑制他。孔子还重视诱导式的启发教育，不学生死读书，贵在触类旁通，即所谓：“告诸往而知来者”。颜渊听老师讲学后“闻一以知十”，孔子因此特别称赞他聪明好学。在孔子看来，用“仁”“义”“礼”净化人们的灵魂，协调人们的社会行为固然是教育的目的，培养具有“仁”“义”之心的“仕”“君子”，为当时的社会服务是更加重要的目的。这也是孔子“学而优则仕”思想的反映。孔子72位得意门生中，就有不少的从政者。孔子的教育思想及培养目标，与当时的社会需要是相统一的，体现了教育的社会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