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几天带孩子在商场的儿童乐园里玩，休息时我拜托儿子去隔壁超市买酸奶，让他挑自己喜欢的，顺便给妹妹也买一份。

我给了他一百元钱，跟他说：“剩下的钱你自己留着，当零花钱。”

我算了一下当前市场上主流偏上的进口酸奶价格，两盒酸奶买下来，这个盈余对孩子来说不算低了。

不知道是现在的孩子不缺钱还是没有用钱的地方，或者我儿子还没开窍，他听见“零花钱”三个字并没有表现出我预想的开心。

然后他平静地攥着钱进了超市。

我小时候对钱有着异常的敏感是在二年级时，我爸为了奖励我考试“双百”，给我端回来一台任天堂红白机。

当年放学回家的路上，我经常会在商场里耗上一会儿，看着售货员的孩子放学后在柜台里面肆无忌惮地占着公家便宜，玩着展示用的游戏机。如果假模假样地为他叫上几声好，算混好了关系，就能在他喝水撒尿时接上一两把。因为长期盘桓于柜台前，我对那个绿色价签上红色醒目的“245元”记得非常清楚。

245元人民币，在20世纪80年代，相当于一个职工两个多月的工资，加上一张四合一游戏卡，得三个月工资才刚刚够——如果按现在北京平均收入，相当于拿出至少三万块给孩子买个玩具，手笔之大令人咂舌，恩情之大我无以为报，只好用天天玩来报答。

我之前从来没奢望能拥有这么昂贵的玩具，所以当我爸提着被捆成“田”字形的一个大纸盒子回来时，我以为是他周末去我奶奶家蹭饭打包的稻香村点心匣子。

当时他一句话没说，把盒子放在我面前，转身就走，神情冷漠，独孤求败，谁与争锋。

当我准备偷吃个桃酥时，才看清楚那是什么东西，当即热泪盈眶，奉献出了自己的初跪。当时觉得我爸的背影异常高大，几乎快顶到我家两米七的天花板了。

那台游戏机让我一度成为楼里的风云儿童，买来的第二天就有小伙伴来敲门。我爸一开门，小伙伴恭恭敬敬地九十度一鞠躬：“爸爸，我叔叔让我问问能不能跟刮刮一起玩会儿游戏机。”脑子和嘴巴都激动地瓢了。

从那时候起，我对钱有了直观的概念：钱可以让人开心——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这种开心超越了放假，超越了春游，超越了每礼拜二下午少上的半天课。

当年的孩子可能会有几次拥有奢侈品级别礼物的机会，诸如我的体验，但那种开心的时间并不长，到后来我自己的体会是，真正能让自己可持续开心的，还是拥有自主支配的零花钱。可惜这种零花钱非常少，春游的时候家里能给上一块两块，平时几乎不会给。

我从三年级开始在学校练田径，每天三点半放学后练到六点半，结束后饿得跟野狗一样。校门口常年有个用汽油桶烤白薯的摊子，每次路过那桶烤白薯，香气扑鼻，口中生津，神魂颠倒，不能自拔，恨不得像动画片里的杰瑞一样被奶酪勾引得飞起来。

我有个队友家境稍好，兜里时常有个块八毛，于是他就可以很骄傲地买上一块比两个手指稍粗的小白薯，在我面前表情夸张地吃个干干净净。在跑步时，他鲜少胜我，但在吃零食方面却赢了个彻彻底底。我因为嫉妒而嘲笑他买的白薯太小，他不以为然，一边翻着白眼一边认真啃着白薯皮甩着片汤话：“你懂个屁，小的烤出来才好吃，一吸就成，都不用嚼，跟融化的糖一样甜，像喝蜜。”他作文写得一塌糊涂，形容烤白薯的词汇却异常丰富，行径令人发指。

我虽然馋，但如果我能得上点零花钱，我会攒下来。有那么一点儿小积蓄会让我心里有安全感，让我有可以选择的自由感。我有时候会去逛个商场，在众多零食间游走，寻找“我可以买这个”“我也可以买那个”的幸福感——尽管我根本不会掏钱买。

我的零花钱不会浪费在吃喝零食上，我的零花钱有很多刚需的用途。

比如，零花钱的一部分要用于社交。

儿童社交非常单纯。你有弹球，我们撅着屁股来一局五坑，你就是我哥们儿；你有洋画，咱俩蹲在街边拍上一沓，马上就成了兄弟。成年人见面互相上烟，孩子也是，兜里如果没有点玩意儿，都不好意思张嘴搭话。要是对方兜里掏出的不是洋画而是贴画——这两者在当时有两倍左右的价差——那么必然是对对方刮目相看。而这些，都需要零花钱供给。

还有一部分钱是用来买真正喜欢的东西。

旧时北新桥路口东南角，就是现在簋街的西口，有一片玩具摊儿。老北京大爷大妈们用从白沟批发来的各种便宜假货无情地赚取着孩子们的零花钱。假货糙得很，比如红身子绿腿这种配色极具农村大秧歌风的土得一塌糊涂的变形金刚，又或者是脑袋、身子和屁股都不是一个人的拼凑起来的特种部队的兵人，还有一些粗制滥造的刀枪剑戟和长枪短炮以及画工粗糙、印刷劣质的洋画，当年最是常见。对于攒钱不易的孩子们来说，需要有一双善于淘换的慧眼才能把好钢用在刀刃上。

逛摊子的时候，有的孩子背着手，顺着摊位慢慢溜着，不时低头看看装在一个个小盒里的配件，希望能给自己的兵人配上把趁手的武器；有的孩子站住了，专心地把玩一个巴掌大的六面兽，看那些关节是不是顺滑；有的孩子弯着腰，一只手掀着，另一只手扒拉着成堆的洋画，打算从里面挑张最顺眼的。

两个孩子互相一照面，微微点头一笑，如有认识的，会把淘换来的好东西拿出来交流。

“你这张洋画里黄金圣斗士那么多？哪个摊儿上买的？”

“就这一张了，让我给买了。剩下那些都不灵。”话里带着满满的得意。

“你这特种兵腿可折了啊，就这儿，你瞅。”

“哟，还真是，我找那老太太换去！”

“走，我跟你一块儿去，晚了不认了。我给你证明不是你掰的！”透着那么一股子仗义。

老东城兜里有点闲钱的孩子们在此聚集、挑选、消费，用未老先衰的口气和北京孩子特有的充满零碎儿的语言交流着，像极了儿童潘家园。

有一年过年，我去舅姥爷家串门儿，得了十块钱压岁钱，心里乐呵，出门就奔了北新桥淘换东西。

在摊儿上走走停停间，突然眼睛一亮，看见一个盒装的两拃来长的短笛大魔王，无论从做工、配色、上色、关节活动程度都堪称少见，相比起来，其余的垃圾顿时暗淡无光。一问价格，也是鹤立鸡群，老太太张嘴要八块，一听一哆嗦。

八块钱是什么概念？五毛钱一张的八开的洋画能买十来张，两块钱的假G.I.joe兵人能买四个，以当年儿童的消费水平来讲，这个价格可想而知。但是当年正流行七龙珠，我是打心底里喜欢，拿起来就放不下，于是张嘴杀价，杀到七块时，老太太死活就不搭理我了，一副“爱买买，不买滚蛋”的架势。人家老太太见天儿看多了流着哈喇子、自以为聪明的砍价弱智儿童，我这小麻雀到底斗不过老家雀儿，最终乖乖地掏了七块钱，捧着我心爱的短笛回了舅姥爷家。

路上我一边摩挲着玩具，一边琢磨着：虽然过年时家里不太管零花钱怎么花，但是刚到手十块就花七块钱巨款买一玩意儿，肯定要挨说。于是我决定，回家要是有人问，就说是两块——兴许大人都在打麻将没人问，事儿就遮过去了。

进了家门看见我姨带着我弟来了，我心说坏了，人算不如天算，走路踩狗屎出门见乌鸦。果然小崽子一看见我的短笛，伸手就抢，不给就哭，根本停不下来。

我姨没辙了：“刮啊，刚买的？”

“嗯。”我臊眉耷眼儿地应付。

“多少钱？”

“两块。”我按照既定方案执行。

“嘿，不贵啊，来，给你四块，麻烦你给你弟买一个去，再给自己买一个！”

我接过钱，头一次体会到了文学作品里沉甸甸的感受。我佯装高兴，心中滴血，把刚才老太太找我的三块钱添上，咬着后槽牙又买了一个，吃了个巨大的哑巴亏。

回家爸妈问我怎么没给自己买，我只得谎称钱丢了，最终这顿骂还是没躲开。

从此之后我就很少说谎了。

那是我零花钱生涯里非常痛苦的一个记忆，也是第一次我想对亲戚的孩子下黑手。

当然，后来我们成了很好的兄弟，因为他平时抠抠搜搜、遇到心爱之物就手松的消费观跟我如出一辙。

那个均贫的年代，零花钱的主要来源还是压岁钱。从我有自主消费的记忆起，零花钱从两块到五块，一路看涨，到了四五年级的时候，能见着十块、二十的了。一到过年后开学，大家兜里有了闲钱，空气中都弥漫着一股纸醉金迷的奢靡味道，一个个如暴发户一般吹牛穷嘚瑟，认为一桶烤白薯都是自己的，直到各自爹妈热心地代为保存后，那种睥睨一切的霸气烟消云散，才认清现实垂头丧气起来。

好在我妈没这个好习惯。五年级农历年后，寒假还没结束，我妈给了我一个翠绿的钱包让我收好自己的压岁钱。那是一个搁现在也不算土的长钱包，纸币可以整张平整地放进去。我把压岁钱的崭新纸币一张张塞进去的那十分钟，生理和心理上都获得了**。

然后我一个好哥们儿好死不死地跑来约我去龙潭湖公园玩。

正沉浸在金钱的铜臭味中昏昏沉沉的我，好死不死地就把钱包带在了身上。

进了公园走到偏僻处，迎面四个初中生迅速走过来把我俩围到了中间。

“小孩儿，借点钱。”

我清楚是遇见劫钱的了，心中懊恼，下意识地捂了一下斜挎包。

“大哥，没带。”

“少废话！”

一个孩子开始扯我的包。我弯着腰把书包捂在怀里，用力扯着书包带。

另外一个孩子见状，啪地给了我一个大嘴巴。我手一松，书包被抢走了。

他们开始当我面翻我的书包，并不时地刺激我。

“嚯，还有钱包哪？还是一绿的，娘们唧唧的。”

我看见钱包被掏出来，五内俱焚，伸手要抢，又被他们扒拉开。

“哟，有十块的，嘿，不少呢，你够有钱的啊。”

其中一个孩子开始往外掏我的崭新崭新的压岁钱。

他每掏一张，我的心就跟着抽一下。他掏的不是钱，他掏着我的安全感、掏着我的自由感、掏着我的幸福感，掏到我耳鸣、掏到我眼花、掏到我失去了思考的能力。

我突然扑向了掏钱的那个孩子，毫无征兆。

他没有准备，被我扑倒在地。我撕扯着，用牙齿咬他**在冬装外的部位。钱包也从他手里掉下来，钱撒了一地。

其他三个孩子吓了一跳，开始拉我，但拉不动，然后他们开始击打我的身体。但这也丝毫不能动摇我弄死身下那个孩子的心。我那个哥们儿一开始被吓傻了，但此时看准了时机，蹿了出去，边跑边喊：“救命，来人，有人劫钱！”

“这小崽子疯了！快给他弄起来！”伴随着身下孩子的惨叫，其他的人开始踹我，终于我被踹翻在地。

身下的孩子得空站了起来，并没有向我发起疯狂的报复，而是带着哭腔说：“你至于吗？”

至于，你个王八蛋。我躺在地上瞪着他们，心里想着。

伴随着我哥们儿复读机般的“有人劫钱”的喊叫声，他们匆匆地从刚才掏出来掉一地的钱里胡乱抓了一把，转身跑了。

我头发凌乱、衣衫不整得像刚被恶霸欺辱完的小媳妇，衣衫不整就爬过去开始数钱。我一张张地把钱塞回钱包，计算着，最后把钱包妥帖地放进书包。我那哥们儿此时也跑回来了。

“刮，你真牛，你刚才叫得跟狗似的你知道吗？眼儿都红了。”

“看看地上还有吗？”

“刮，你脸破了。”

“大票没丢。”

“我说你脸破了！”

“少了十五！”

“……洗洗去吧。”

“还有四十！”

后来这小哥们儿唯我马首是瞻，并且编了一个宁死不屈、拼命反抗、一挑四对抗黑恶势力、保卫零花钱的神勇故事，广为流传，我要钱不要命的财迷钱串子形象一时深入人心。“动什么别动刮刮的钱，他能打死你”成为广泛的共识。

但我知道，我保卫的是我的安全感、我的自由感、我的幸福。

此后，对于零花钱的积攒和算计贯穿了我整个青春期，直到上了大学，谈起恋爱，才开始大手大脚——第一次约会，我带人家花一百多块钱吃了一顿狗不理包子，情商感人。我估计她后来考察了我那么久才最终答应我，兴许是想再看看这人是不是傻。这是后话。但“婚姻是零花钱的坟墓”的道理，深入我心。

我儿子从超市回来的时候费力地提着一个大环保袋子。我打开一看，装满了小方盒酸奶。我问他找回多少钱，他从兜里掏出两块，一脸自豪。我拿出小票一看，六块钱一盒的酸奶买了十六盒，还有两块环保袋钱，数学和情商也十分感人，我估计这够他算上十分钟的。

看着他给多少花多少的架势，我问：“怎么买这么多？酸奶够喝就好了啊，不是说了找回的钱你留着当零花钱吗？你不自己留点吗？”

“行吧。”他把两块钱装回了兜里，有点勉为其难的样子。

“你没想过留点零花钱攒起来吗？今后想干什么的时候你可以拿出来用啊。”

“没有，我就想今后你能带我们多出来玩玩！”

我沉默。

我们那年代缺的是钱，而他们这个年代缺少的是陪伴的时间。我们需要零花钱来找自我，而他们，需要陪伴来寻求丰富的情感。

我小时候，似乎零花钱的多少真的可以作为一种爱的体验。在现在的物质条件下，情感上的富养才是我们与孩子之间更深刻的交往。

三十年后的孩子们，可能真的不需要通过零花钱来获得幸福的感觉，在张嘴就来的“爸爸妈妈在忙”的时代，恐怕一个温暖的拥抱或一段足够长的陪伴，才是他们渴望的。

谨慎喝鸡汤，我来刮刮油

当代儿童对零花钱的意识比我们小时候要低很多。原因有二，一是现在我们的家庭可支配资金比以前要多不少，以前孩子求爷爷告奶奶都买不起的东西，现在只要孩子张嘴，家长一看可以接受，就都给买了，什么东西都不缺，所以零花钱就显得没那么重要了；二是当年纸币是唯一的支付形式，孩子不管多小，总想有点儿钱落在自己手里，成为提高生活水平的重要资金。而现在电子支付成为主流，孩子至少要到了可以掌控手机的年纪，并且家长能够放心地给他们绑定银行卡，孩子才有可能自主购买东西。

当年的孩子都缺钱，但现在的孩子已经不太需要用金钱来提升幸福感了。

但当代儿童也未必没有自己的烦恼。现在家长的时间过于“宝贵”，亲子互动从幼儿到上学，大部分内容和时间都交给了培训机构，自发、自主的相处已经成为奢侈的事情。有一些时间跟孩子在一起的时候，也仅仅算是跟孩子“同处一室”地陪着，举着手机应答一两句。我曾经见过在公园里铺上毯子躺着玩手机的父亲，放着孩子在自己身边跑来跑去，这些都远算不上高质量的陪伴。

在当今这个时代，时间确实宝贵，所以就更需要家长在有限的时间里，真正用心地去陪孩子做有意义的事情，聊交心的话，投入地去做有趣味的事。孩子成长的过程是不可逆的，那些值得珍惜的时间和场景一旦错过，就再无追回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