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一抽空带孩子去了趟扬州，吃吃喝喝，逛逛走走，除了人多，基本惬意——顺带把软卧给坐了。现在的孩子，对什么交通工具都熟，唯独过夜的火车坐得少了。

回程火车上，我坐在过道儿玩手机，看到隔壁开门的包厢里一个妈妈正跟孩子说话。

“扬州好玩不好玩？”

孩子犹豫了一下。我正在纳闷儿这话有什么可犹豫的，然后就听到这位妈妈连续问了下去。

“妈妈先问问你，四大名园都是什么园？”

“妈妈再问你，何园的主人是谁呀？”

“扬州古时候都叫过什么名字呢？”

“京杭大运河途经了几个港口呢？”

“都有谁作过有关扬州的诗词？”

我一听，心中惭愧。因为我刚才在路上也问了我儿子一串问题。

“儿子，你觉得正宗扬州炒饭哪家强？”

“早上那包子跟无锡的包子比，你觉得哪里的好吃？”

“顿顿都有大煮干丝，谁家的最好吃？”

“扬州的狮子头的个儿比你在北京吃的大吗？”

相比之下，高下立见。我赶紧招手叫我儿子过来，悄悄跟他说：“你听听人家怎么说的！”于是我们俩做侧耳倾听、虚心学习状。

隔壁孩子回答道：“妈妈，我想上厕所。”

然后一个头发散乱、面如死灰、生无可恋的女孩从包厢里冲了出来。

“回来接着回答啊，咱们出来到扬州玩儿可不能白来！回家还得写篇作文呢！”妈妈喊道。

“妈妈，下次请不要带我出来玩，我只想在家学习，学习使我快乐。”孩子的脸上写着。

我打小就对旅游充满敬畏，总是不能以轻松之心畅爽对待——这绝不是因为我有什么反人性的特殊兴趣爱好，或者是我刻意为了区别于其他孩子的装深沉行为——我无论对秀美壮阔的大自然，还是形形色色的人文景观，都充满了热爱。我憋屈的原因，是因为我知道，我不能白玩。

“不能白玩”让我对外出有了一种很纠结的情感。比如，出行第一天能高兴得开花，最后一天则恨不得自己没出来这一趟，不如在家里的院子里和泥。春游也是，早上起来兴高采烈，到了回程便忧心忡忡起来。我知道吃饱了骂厨子有点无耻，但我心里也是没有办法。

我实在是太不擅长“不能白玩”了。

我记忆里所有得过高分的作文，全是假话，这让我从小就讨厌写东西。写东西令我苦闷，因为要编瞎话——我不太会编瞎话，所以我作文得高分的机会不太多，而且每次写作文都如便秘一般费劲。

虽然堵得慌，但我也深深知道，写作文绝不能说真话，否则可能连及格都费劲——我虽然胸无大志，但还是要及格的，不然屁股就要挨顿揍。

比如，二年级的时候，老师曾经让我们写过一篇关于理想的作文。大家的理想都很高远，念起来也是群情激奋。一时间，班里科学家、医生、将军横飞，覆盖了航天、物化、生物、医疗、军事等领域，世界上一半中流砥柱、人中龙凤都汇聚在此唾沫四溅地吹，好像离了这帮满世界抹鼻涕的小孩子，这个世界就要玩完了。还有一位同学说长大要当孔子，因为孔子高尚，打小就懂得让梨。虽然老师纠正他让梨的不是孔子，但仍然对其表示了赞扬，于是同学们还是被他的情操感动。

而我写的是：当一个不打人的爸爸。

后来老师把我叫到办公室告诉我说：“当爸爸不能是理想，爸爸也不是个职业，你的理想太小了，所以你得写别的。”

“孔子也不是职业。”

“但是孔子品德高尚，是大思想家、大教育家，做了很多好事，影响了很多人。”

我反复论述当一个不打人的爸爸的重要性，坚决地表达了“小理想也是理想，苍蝇虽瘦也是荤菜”的意见。老师就更不满意了，说我的理想过于简单，过于简单的理想会让我止步不前。

老师拧开桌上的茶杯，一股茉莉花茶的香味散发出来，她喝了一大口。看着她咕咚一口把茶水咽下去的样子，我突然也觉得很渴。

“你想当爸爸，最多当自己儿子的爸爸，你又不能当所有人的爸爸。你管得了别人的爸爸吗？”

我想了想，觉得有道理，于是我说：“那我想当个炮手。”

老师也许是觉得自己循循善诱的本领起了作用，终于在千钧一发之际拉回了一个道德高塔已岌岌可危的孩子，挑起眉毛激动地说：“很好！很好！为了保家卫国，这就很高尚了。”

我说：“那倒不是，我是为了把打人的爸爸们都装进炮筒子里，挨个轰上天。”我很诚恳。

“你去门口站二十分钟好好想一想！”老师也很诚恳地翻了一个大白眼。

那天的太阳很大，我走出门站到墙根，看见已经有一个同学站在那里了。

“你为什么在这儿站着，你写什么了？”我问他，“你的理想是什么？”

“当个警察。”那个孩子说，“把留作业的老师都抓起来。”

牛！他可能要站半个小时。

总之，我说这些的意思是为了表达我与写作的初识很不美好，并在之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都让我困扰，写作——确切地说我不应该给写作抹黑——“写作文”是一件痛苦的事。

而旅游则是一件快乐的事。我认为把这两件事强行地结合起来，是非常变态的。就好像在冰激凌里浇了一碗热水——热水自然热不起来，冰激凌也没法吃了。

我所感兴趣的，我都很难写到作文里，而我又不太会编瞎话，所以为了完成任务，我不得不在外出时注意一些“作文里用得到但我完全不感兴趣”的事物，这就像浇了热水的冰激凌，很影响旅游体验。

比如，一个正常的八九岁儿童出去疯的时候，不太会观察太阳和云彩的光影，或去感受春风拂柳的意境，或去注意波光粼粼的碎金。他可能觉得折一根柳条抽东抽西，找个石子砍湖里的鱼给钓鱼者捣捣乱会更有趣味。但我知道如果我把这些写到作文里，少不了又得在窗户下站二十分钟。

其实我对美好事物也是有追求的，但那段时期，我宁愿把这种追求放在心里，而不是抒发出来，或者说不会抒发出来，我自认为可以做一个内秀的人——这种内秀虽然不外露，但早晚有一天会被别人看到。老师则显然不认可这种内秀，她担心我的世界观过于狭隘，变成一个低级趣味的人。

我坚持认为，对美好事物的歌颂应该是有感而发，为发而感就很不对路，顺序一错，不但感不出来，还影响正常的喜爱。

有一次，班里组织春游，去颐和园。

前一天老师就布置了任务，说回来得写一篇有关春游的作文。善于写作的同学们完全不在乎这些，而像我这种能力不足心思又重的人，从早上就开始担心起来。平时作文因为没有目击证人，可以自由地胡编乱造人物和事件，只要立意上去了，老师就不太较劲。但这种集体活动，大家都在众目睽睽之下互相监督，写那些虚无缥缈的东西就比较容易露馅。

为了能写出东西，我进了园子就一直盯着周遭的环境，看看有没有什么值得一写又立意深远的事情，比如有没有掉在地上的钱包，或者看看是否有人乱扔瓜皮果核。眼光主要集中在这些地方，整个人就显得有些獐头鼠目，完全没有早上七八点钟太阳出来春游的气质。

突然，我看见前面有一个老太太拄着拐杖上万寿山，我心念一闪，这可以去扶一扶啊。刚要发动身形，只见身后蹿出好几个影子，如闪电一般，蜂拥而上，几个梯云纵就到了老太太边上。他们纷纷伸出魔爪，有的捏住肩膀，有的揪住胳膊肘，有的顶住后腰，没地方放的只能揪着老太太的脖领子。最可恨的是伸手往老太太胳肢窝那儿塞的孩子，你也不知道人家痒痒肉儿在哪儿，你这不是怕人不摔吗？

老太太可能是为了锻炼身体爬爬山，结果半路上蹦出这么一帮熊孩子，老太太着实被吓了一跳，以为是劫道的，使劲晃了晃竟然动弹不得，刚要张嘴喊叫，一瞅是一群小学生，只得乖乖认命，嘴里喊着“慢点扶，都能扶，别摔着我”，一路被架上山去，背影凄惨。

做完好事回来的同学们表情轻松，人家完成了最重要的事，下面就剩下玩了。我怨恨地看着他们，论速度，我都不好意思说自己是田径队的。这些事情考验眼疾手快，慢上一点儿，势必吃亏。

时间已近中午，吃了中午饭就得往回返了，我这素材还没有着落，心里更着急了。我为你翻山越岭，却无心看风景。

老天爷开恩，终于给了我机会。我当年目力远胜现在，一眼就看到了不远处的地上赫然有一张纸在随风摆动，那是五元钱！捡了这么多次钱，这次可是真的，还是一张五元的！

眼到腿动，心里念着这次再不能丢了机会，便冲上前去，五米，四米，三米……我眼中只有那五元钱。终于跑到跟前，我刚要伸手，那钱却被一只脚踩上去压住了一半。我抬起头来，是另外一个同学，一脸激动。我只得站起来，先踩住另外一半，然后跟他展开激烈辩论。

“这我看见的。”

“这我（重音）看见的。”

“我（重音）先动手捡的，你这是拿脚踩。”

“我（重音）先踩上就算我（重音）的。”

“踩着狗屎也算你的？”

“狗屎不算。”

“起开。”

“不起开，你起开。”

我们互骂了几句，我心想这么下去不是个事儿，有几个同学已经往这边张望了，要是大部队赶上来，少不了再踩上几脚，那就真完蛋了。

“分吧。”我说。

“行。怎么分？”他说。

“一人一半。”

“行，你算。”

“你算。”

“一起算。”

“行。”

当年的计算能力远不如现在的孩子，于是我俩踩着五元钱开始掰手指头。

“一人两块五！”

“我算的也是。”

“行，交老师吧。”

我俩小心翼翼地弯下腰，同时揪住那五元钱的一个角，盯着对方的眼睛，慢慢地把脚挪开，生怕对方使诈。我俩就这么一人拿着一边儿，携手把钱交给了老师，并向老师说了我们的口头协议，说我俩一人捡了两元五。老师告诉我们说，捡的钱不能这么分，只可以说是一起捡的。

我终于也可以放心大胆地玩了。心儿欢快起来，昆明湖也美了，万寿山也绿了。

第二天我的作文得了个名副其实的优，这种心安理得的体验很少，我很骄傲，觉得可能会被拿到讲台上念。但是那次的范文是一篇论述“旧日皇家园林发展成今日百姓花园”的作文，老师亲自念出来并表示出强烈的赞赏。我听后也觉得此文乃神文，因为我基本没听明白——后来知道那孩子她妈是中学教政治的，我输在起跑线上了。

但事情并不可能每次都这么幸运，“不白玩”的主要手段还是靠编。放暑假，爸妈带着出去旅游也是，回回少不了编上几篇游记交差，只游不记是可耻的。

“本来就留了几篇作文，你还不趁机好好写写。”我妈经常对我说，“出来玩白玩啊？”

她为了保证我“不白玩”，并且不让我回去以“忘了”的理由搪塞，会让我在著名景点拿出小本本，把“该”记的都记下来。

我知道她是好心。我其实很想告诉她，几篇作文我是可以编出来的，就没必要影响玩耍的心情了。

很长一段时间里，我因为写作文而不愿出门，直到我通过自主阅读感受到文字之美。但这中间浪费了多少大好情绪，已经很难计算了。

倘若我当时能以单纯之心去记住一些事和一些景，哪怕真的只是一些不入流的小景物，只要它们还在脑子里，只要是真情实感，并且像现在一样，用更恰当的文字写出来，那一定是更美好的回忆。然而现在很多东西错过了——想看的没看着，为了写作文而专注去看的，已经忘了。

就像隔壁包厢那位负责的妈妈，我很钦佩，然而我却下不去把孩子逼得上厕所的手。于是我只能放任自流，哪怕他真是白玩了、全忘了，在秀丽的风景里低头和泥，在壮阔的山川间专注挖坑打洞，我也没有办法。白玩就白玩吧。

此外，我现在倒越来越觉得那时立志当不打人的爸爸的我才是最睿智的：当爸爸不但可以是职业，而且可以是高明的职业；不但可以是理想，而且可以是高远的理想。这事不见得做不长远——当年我父亲的中学老师，是考上国内心理学专业的首届本科生，一路研究下去，成了国内心理学奠基人，且在儿童心理学上颇有建树。他带出的几十位博士，均已成为国内心理学专家。

他与我父亲关系甚好，我有幸听得我父亲转述他的几句教诲，虽然是只言片语，已令我受益匪浅——说句不敬的，他就是当爸爸当出了名堂，“管”起别人的爸爸来，我看也没太大问题。可惜的是我没尝到甜头——我父亲工作了很久后才与他老人家又联系上，这时父亲已经揍了我很多年了。

当然，我深知自己能力有限，所以自我定位亦不高，也不打算影响别人：我当这个爸爸，能够做到的最大成就，莫过于保持别犯糊涂。仅此而已。

谨慎喝鸡汤，我来刮刮油

春游回来写作文，是很多孩子的童年噩梦，这么说一点儿也不夸张。据我所见所感，出去玩一天，满打满算高兴的时候也就几个小时，而憋一篇作文的痛苦时间也少不了多少，里里外外，投入和产出并不匹配，所以很多孩子会抵触跟家长出门。

在“不能白玩”这件事上，我并不会对父母的出发点有什么苛责，毕竟我作为一个写文字的人，了解平日里的素材积累之重要。但写东西写得好，必须要有一个愿意写的前提，有一个想要表达的态度。你可以看到，真情流露时即便文字朴素，也带着无限美好，而虚情假意的辞藻再华丽，也裹着一层一眼就能看出来的油腻。

玩，还是单纯一点儿好，它唯一的目的应该是让人快乐，而这些快乐才是衍生出其他可能的基础。包括写作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