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时起床，切用干粮，同车厢者另有一位女眷，乃教育界中人，回图拉省亲。以干粮分赠之，蒙购莓子相酬。

天雨，甚悔来时未借雨衣。望天能转晴，不然，在乡间参观，颇多不便。

过图拉时有兵车一列停于车站，闻系复员红军，十时顷到达雅坡车站，在这儿也停着一列很长的兵车，从车后绕道渡过车站去。和车站接连着还有好些建筑，前面有一带木栏杆，在每个正方形中，斜对角地架着撑柱。在栏杆后面有稀疏而整齐的一列白桦树。雨算住了，空气很湿润。我在月台上走着，想到托尔斯泰生前是时常在这儿往来的，仿佛他的呼息就在自己的周围一样。

从车站到现在已经改成了博物馆的托翁的庄园还有三公里路远，听说是有汽车来接的，但因为我们在那一长列的兵车后绕道，费了些时间，司机已经把车子开走了。幸蒙站上的人指示，我们又横过铁道去，搭上了一架载草的卡车，在公路上走了两公里的光景，便在一条支路上把我们放下来了。那支路就是通往博物馆的路。

虽然大雨初过，路道并不十分泥泞，在途中遇着一位中年人，他正是往博物馆去的，沿途替我们作了向导。据他说，昨天是非常晴朗的一天，来博物馆参观的，将近有一千人左右。我很失悔，倒是前天晚上动身来，不是刚好了？庄园现在等于是公园，每逢晴天，就是晚间来，都有很多青年前来散步。行路间，远远望见有一座白垩的楼房，据说是托尔斯泰中学，内部已经为德寇所摧毁，尚未恢复。路的右手又有一带白垩的建筑，夹在森林里面，据说是托尔斯泰医院，也被德寇摧毁得很厉害，现在已经部分复原了。

走到了门口，那就给门阙一样的一对矮圆塔是绝好的标识。塔盖是荷叶形，周身都粉刷过，有门，里面可以容人，或许是农奴时代站岗者的岗位吧。完全是乡间的景致，门道上有些牛粪杂在泥里，进门处的左手有一间小屋，大概是从前的门房。我们没有经过任何的传达，跟着那位中年的人一直走进去。在森森的树列中走了好一会，走到了一座院落，有两位绅士出来迎接着我们，一位年青的就是本馆的职员蒲清先生，另一位中年的，能讲法国话，是莫斯科博物馆科学部职员，谢坡希尼可夫先生。他们先道了一番歉，说汽车没有把我们接上，惹得我们在泥涂中走了路。接着引我们到了一间行馆里休息。

行馆小巧玲珑，有电气设备，壁上有托翁画像及其著作中的画面，如“卡秋霞受审”，“安德雷与拿达霞”等。有鲜花两瓶，阿芙蓉，大莲花，六月菊，上面还有露珠。另有三小盆单瓣的凤仙花，两蓝一白，正面一带玻窗，面临菜圃。圃中菜蔬甚为肥硕，不知其名，叶似瓢儿菜，远处可以望见一带村落，在前本是农奴的住处。

盥漱毕，我立在窗前眺望，一位工人模样的人从菜圃里走出来向我道歉，原来他就是司机。我与他握手，他不肯，表示手上有汽油，但我们还是握了。

十二时顷馆长邀食。馆长就是托翁的孙女，她有着双姓，是托尔斯泰雅·叶先宁娜（Tolstya　Esenina），有三十以上的年龄，身材高大，态度十分大方。我看见她也佩戴着科学院第二二〇周年的纪念章，原来博物馆是隶属科学院的。她说，她在列宁格勒的斯莫棱宫，莫斯科的克里姆林宫，都曾经看见过我，还在对外文化协会听过我的报告。但因为没有介绍，我一直到今天才认识了她。

食堂是在托翁住宅的旁边一座俄国式的农家屋里面，屋壁用整个的圆木材镶成（不是解成木板），不十分高，但在冬季一定是很暖和的。男客除我们之外，有蒲清先生和谢先生，另外还有两位女客。食品很丰盛，有黑面包，酸牛奶，黄油，蜂蜜，黄瓜，肉饼等，听说都是庄园里自己生产的。食中谈及馆中工作情形，（一）研究作品，（二）接待参观，（三）研究托翁与东方哲学，尤其与中国思想之关系。

原来雅坡庄园本系托翁的外祖佛尔康斯基公爵的产业，母氏于归，作为陪媵，遂为托氏所有。有东西二馆，东馆即托翁住宅，西馆在前本是学校。在东西两馆之间原有正屋，有楼，早被焚毁，今已成为一片森林，托翁生于正屋，因正屋已毁，常笑指示于人云：“我生于树林上的空中。”

食后往西馆参观，系十八世纪式建筑，二层。所陈列者为家族，生活及创作等史料，蒙蒲清先生为一一说明，真正是如数家珍。我真感谢他，仅仅有两个钟头之内，我等于读了一部顶详细的托尔斯泰传，而且比任何详细的传记还更有收获。

托翁早年为农民兴学甚费苦心，西馆原为师范学校，此外所立学校凡二十所。此事甚遭当时地主阶级与政府当局之忌，曾有宪兵前来收查，托翁曾经逃避过一时。一八六二年托翁外游所购回的计算器大小二具，尚悬于壁上，颇类算盘，但横长而子少。

各国的学者和作家的来信很多，我在这里面发现了一张中国人的名片和这同一个人所写的一张明信片。

游学英印国私费学生长

孔宪立字天增（Mr.T.C.K.）

广东南洋生长人

明信片是用英文写的，只看见表面，称托翁为“欧洲圣人”（The　Sage　of　Europe），所署年月为“一九一〇年三月”。只是三十五年前的事，这位孔先生或许还存在也说不定。

一九一〇年也就是托翁逝世的一年。他在死前，曾遗嘱，所有土地及他的著作权都赠予农民。这一年的十月二十八日离家，后在阿斯达坡佛（Astapovo）小车站上病倒。（这个小车站本打算去，可惜没有去成。）十一月七日逝世，在逝世前五分钟夫人索菲亚赶到。（夫人小托翁十六岁，托翁逝世后九年有半的一九一九年去世，年七十六岁。）九日举行葬仪，墓在庄园林中。

革命前夫人索菲亚曾要求沙皇政府把雅坡庄园收归国有，以便保存，政府未予允许。革命后一九二一年，列宁手令加里宁收归国有，改为博物馆。一九三九年人民委员会令莫洛托夫，把博物馆由教育部改隶科学院。

德寇占领雅坡凡四十五日，一九四一年十一月三十日德寇第一辆战车开入馆门。附近本有大规模的托尔斯泰病院，同时占领后付诸炸毁，而却以馆为临时医院，不知是何居心。退出时大肆毁坏掠夺，但因红军进度迅速，未及炸毁。托翁墓侧林木被伐去一一三株，掩埋寇尸七十五具。恢复后寇墓已夷平，以填炸坑。附近中学校，在托翁诞生一〇〇年纪念时命名为托尔斯泰中学，有图书三万五千册均被焚毁，病院亦系同时命名。

一九四二年五月二十四日，博物馆修复原状。于时战线尚近。举行恢复纪念时，附近人民参加者凡二千人，政府，科学院，红军，均派有代表参加。

明年为本馆成立二十五周年纪念云。

出西馆后在馆外长凳上略作休息，再向西行有菩提树的甬道，托翁生前常散步于此，大木森森，殆难合抱，唯其中亦有幼年小树木填补空穴者，乃依列宁指令所补栽。列宁于一九二〇年参观莫斯科托翁博物馆时，在照片中见菩提树有已枯朽者，即指令负责人应即行补栽，并加意保护。

爱国战争中斯大林注意保护本馆亦不遗余力。德寇未到前所有重要物品均已尽先疏散，德寇退出后尚在战争激烈进行中复尽先将本馆修复。政府对于文化遗产的保护是无微不至的。

庄园全面积凡四百平方粨，一切附属建筑物均三十五年前旧样，北面一片森林，据云凡三万五千平方粨（？），远者名曰界限林，与防卫鞑靼战争有关。

西馆之西北亦有一带建筑，十八世纪式，本为佛尔康斯基的织布厂。厂后一带空地，今种洋芋，据云本系苹果园，一九四一年冬严寒，果树尽死去，将来仍拟恢复。再西南行，又有一果树园，据云在前有树一万二千株，今已寥寥无几，仅存八百株左右了。

折向西北行即入大森林中，肃穆清冷，如返太古。在一溪壑回环处，有浅冢横陈于树下，别无碑碣铭识，这便是托尔斯泰的墓了。墓作长方形，长不过丈二，宽不过四尺，高出地面仅尺许，其上平坦。全体护以新鲜的蕨薇及蓝色的钟形花。因树列阴森，日光稀少，花草不能繁茂，故必每日摘取应时花草以护墓。我在墓前默立了数分钟，万籁俱寂，诚适宜于善尽其生职者的安眠了。近墓处用树枝弯作弓形以界道，除此以外，一切均纯任自然。周围德寇坟墓已渺无踪迹，树木被砍伐者也丝毫不见其遗痕，似乎是从来未被骚扰过的一样。

由原道折回，经过西馆背后时，蒲清先生指着地下室的出口说：德寇死尸先陈于地下室，即从此出口运往托翁墓侧埋葬。

折回东馆，建筑形式本与西馆全同。唯因家族人口添多，略有增筑。西翼有凉厅，建于一八七〇年。馆后有厨房，建于一八九〇年。托翁居此凡五十五年，重要著作均成于此。一切均保持一九一〇年托翁离家时原样，战争中被破毁处已于翌年五月完全修复。

有老树一株在馆之西北隅，树下有木凳半环，农人来见托翁者例于此木凳上坐候。有小钟横钉于树干上，往年唤农民上食时即鸣此钟。树龄当在百年以往，心已中空，一九二三年政府令加保护，填以石灰。庄园中一切树木均于同时责成专家，严加保护。

游毕，下榻处已由行馆移至东馆楼层，余室在后列东北隅，甚宏敞。壁上多挂油画，乃佛尔康斯基公爵的旧物。

七时顷用晚膳，有小果实一种，红色，略似樱桃而小，且系浆果，闻亦有白色与黑色者，平生第一次见之，略带酸味。拌蜂蜜或白糖而食。俄国话叫“斯莫洛丁拿”（Smorodina），不知中国亦有此物否。（按：中国名“醋栗”或“酢栗”，日本人训读为Suguri者即是此物。）

食后蒲清先生复邀出散步，馆长随后赶至，谓天候将变，恐有雨，不可远行。天空确实有些不稳的模样，折向东馆前面走去。前面有花园，园中有芍药，乃托翁在世时所栽。再右折向南行，复有菩提树甬道。大抵均属百年前古木。行约二百步左侧又有甬道横出，树列相同。折入此横道，行不数十步，又一白桦树甬道纵走。甬道纵横，树列参天，所余隙地则为草原。如天晴，在草原中偃卧或露食，应是无上乐事。在白桦树甬道中更向南行，有人声自身后灌木丛中呼出，回顾乃一对中年夫妇，据云系托翁之孙在莫斯科大学担任英文教授者及其夫人。教授亦予余等以同样之注意，言将有雨，不宜远行。别后略前行，进入灌木隧道，右手有小池。其前有敞路横走，为车马通行之路，布满泥泞。时闻雷声，天色突变，浓阴袭人，雨瞬息可下。匆匆折返，方及馆檐，骤雨即倾泻如注。

俄而雨霁，蒲清先生引拉略诺夫博士（Larionov）来访。拉博士亦馆中职员，正从事研究托尔斯泰与中国思想的关系。他带了一部分的材料到我房里来，有他的打字手稿和托翁的各种有关文件，在电灯光下，很恳切周到地把他研究所得一一为我陈述，使我得到了很大的收获。（这是最值得我们中国人学习的学者态度，中国的学者一有了什么新的资料每每是倚为奇货，门外不传的。这种垄断的态度也阻止了中国学术界的进步。）

托翁晚年，从一八八〇年至一九一〇年间锐意研究东方文化，特别是中国哲学，曾有不少次的引用和介绍。全集第四十三卷中有关于中国哲学的引用，孔子十八句，老子三十五句。第四十四卷中有关于孔子老子墨子及书经的介绍。

一八八四年开始提到老子。他读过迦鲁斯（Paul　Carus）英译的《道德经》，后来又得到海辛格（Heysinger）的译本，但他都不很满意。他在一九〇九年和一位日本学生姓今西（Konishi）的每日讨论，就靠着今西的帮助把《道德经》重译了一遍，在一九一三年出版。一九一〇年出版过一本《老子》，是一本小册子，封面上画有老子骑青牛图。

一八八八年开始提到孔子和孟子，他读的是吉姆斯·来格（James　Legge）的“四书”和“五经”，认为应使“孔子哲学普遍化”。他喜欢《诗经》，认为“在这书里面得到极大的人生力量”。同在一九一〇年出版了《孔夫子的生涯与哲学》，也是一种小册子。

关于墨子也有一本小册子，叫《墨翟——关于其兼爱学说》，出版于一九〇九年。

此外在一九〇五年十二月四日他曾和中国的一位有名的学者通信。这位人的名姓，我特别请拉博士用俄文写出，是ЧЖАН　ЧИН-ТУН（张青同）三个字。这个人在国内有人认为是“钱玄同”，钱玄二字可谓风马牛不相及。在我看来，可能就是“张之洞”，之字是被对音为ЧИИ，因字形相近，末一字母被误认成为Н去了；在俄文草书，二者是尤其相近的。我要求看托翁的原信稿，据云保存于莫斯科博物馆。回莫斯科后当再往调查。（回莫斯科后，因不久即返国，此事未曾做到。）以年龄和资望说来，以张之洞最为合格。此人并无回信，或许原信没有送到也说不定。

一九〇六年曾和辜鸿铭通信，此信已刊入全集。

一九〇八年曾接受辜鸿铭所寄赠的两种英文著作。一种是The　Universal　Order　of　Conduct　of　Life——A　Confusian　Catechism（《人生行为的一般信条——一种孔门问答》，恐怕就是《中庸》），另一种是Great　Learning　of　Higher　Education（《更高教育的大学问》，恐怕就是《大学》）。此外还接到过一本法文的著作。

一九一〇年七月曾阅读上海出版的The　World's　Chinese　Student　Journal（《寰球中国学生报》？），对于中国所发生的事情极感兴奋。他曾经说：“如果还年青，定要到中国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