醒来时已经天亮，但因表停不知时刻，以故亦不能睡稳，只好起床。估计似乎只是四五点钟的时分。

九时顷早餐。餐后即参观东馆，托翁生前的生活状况。

先从楼下看起。从西北隅的门道先入一室，有书橱二靠后壁。右壁后半有一枪橱，其中藏猎枪五，短铳一，早年喜猎时所用。晚岁乐道，素食，不复行猎。有鹿角饰于枪橱上。左壁近后隅有门，通入一小室，与增筑的厨房相通，只备杂用。门上有时钟一具。门楣旁挂一皮囊，云系送信件之用。

图书凡二万三千册，其中一万四千册有托翁亲笔标识。战时贵重之物均已疏散，仅笨重者留存，多被德寇加封，上题“准备运回，作为战利品”。时间不及，未能运走。德寇系以东馆为其宿舍。

由室之左前隅转上楼层。

上楼朝后转，在过道上陈有托翁病椅一事，一九〇一年至二年在克里米亚养病时所用。前进即入食堂，横长，通贯楼层，地板乃嵌木细工。正中横陈一大长餐桌，夫人席在北端，托翁恒坐于其右侧第一席。席面右侧蔬食，左侧荤食。左侧首席为贵宾席。早餐时托翁则坐于南端。西南隅有一大圆桌，系由已毁之正馆中移来者，有梭发及坐椅数事，作重要谈话时就座于此。西北隅一小圆桌，有藤椅数事，作普通谈话时就座于此。两圆桌间有长睡椅，其前有一小方茶桌，嵌木细工，下层放着棋具。此外靠壁尚有坐椅数事。壁上悬挂油画像五幅，其次第由南而北为（一）三女玛丽亚，（二）托翁壮年，（三）次女拿霞，（四）托翁晚年，（五）夫人索菲亚。初进门处（即东北隅）有平面大钢琴二架。东壁南端有门通小客厅。门与钢琴之间，靠壁一高背靠椅，托翁恒坐此椅上听琴。东壁上亦悬挂油画像五幅，其次第为（一）外祖母佛尔康斯基公爵夫人，（二）外祖父，（三）曾祖父，（四）祖，（五）母。曾祖父为人贪吝，晚岁盲目，终日只知点数钱币。但其钱币为其管事以白纸易去，毫不知觉。

转入小客厅，乃夫人索菲亚的会客室。托翁处女作写于此室。入门处右侧靠壁一琴桌，索菲亚曾于此为托翁缮写《战争与和平》，易稿凡十次。屠格涅夫曾四次来访，其最后一次，即在此室中诵其散文诗中之《犬》。

再进为书斋，此为楼层前排的正中室。有一大书案纵置，与背壁成丁字形。背壁上有搁板二格，上格整列辞典一套，下格插放晚年所好书籍。其中有迦鲁斯的老子《道德经》，里封面上译者名下有二印章，一文为“在美德国学士”，另一为“迦鲁斯印”。书中有托翁用铅笔所标记的章数及注意线。托翁所译《道德经》的原稿也插放在一道。

书案东侧为托翁座位，有座椅甚矮，几如小儿玩具。余曾试坐之，亦颇舒适。据云托翁喜坐矮凳。椅后有一黑皮大炕床，战时未移动，德寇曾加破损，有数处刺刀的伤痕。床侧有小矮条桌一事。西壁下圆桌一，壁隅靠椅一。托翁每晨坐此读信，每晚坐此读书。圆桌上展陈着多士托弈夫斯基的《克拉马若夫兄弟》，页数是第一四二页。这是一九一〇年十月二十八日的晚上托翁离家之夜所读过的书和页数。美国爱迪孙所赠录音器一具，在东南隅通往寝室的门次。正面有双门，其外为一带月楼，下临花圃。

更进为寝室，室颇小，形亦不甚正整。铁制寝台窄而低，头靠东壁。其上有夫人手织的睡毯，妹氏所赠毛线花枕。壁上有夫人油画像一帧。法文译本托翁全集在东南隅壁上一小搁架上。床前有双门，其外亦通月楼。床后有衣橱一具。后壁正中一盥洗柜，其侧有铁哑铃一对。壁上左手挂有马缰及马鞭。右手挂衣帽及手杖等。面盆系瓷制，乃祖传，闻出国旅行时亦随身携带之。药瓶之类颇多。

由东北隅侧门步出为一廊道，隔廊有一室门正对，其室即夫人寝室，甚宽敞。四壁满挂大小照片，余均夫人生前所喜之物。夫人操持家政甚勤，有手记出版于一九四〇年。又有《我的生活》一书，叙自一九〇四年至一七年，因战争发生，尚未出版。一子名瓦里奇者，甚慧，夫人极钟爱之，七岁时夭折，有大照片一张悬于南壁正中处。东南隅有十六世纪的金嵌圣像一具。大衣橱二，德寇曾加封拟运走者，封条依然存在。

由夫人寝室退出，估量形势，始知余所居室即在背侧。经由廊道北进，西转入一室，颇宽敞（此在托翁寝室背后），有大写字台，南北纵置，其后靠壁有长条梭发。此室初无专用，后为秘书室。秘书古塞夫教授（N.N.Gusev）现存，今在莫斯科托尔斯泰博物馆服务。西壁正中处有门。门右壁上有捷克斯拉夫的人民于一九〇九年六月廿三日所奉赠的一帧油画，作家央古斯（Yan　Gus）被焚杀图。央古斯被缚于木桩上，跪地受焚，有圣影亲吻之。被焚时为一四一五年七月六日。

再进为图书室（此室在书斋之后背），百分之四十为法文。有一大橱为父母所遗旧法文书籍，托翁幼时习读之。晚年曾学荷兰文。此室闻被毁最烈，但已完全恢复原状。

再进即上楼时之过道，病椅所在处。有英国制古式大钟一具在门次，倚北面南。下楼，正对处壁上有炭坑工人倦卧于炭车上之画像印入眼帘。托翁悬此像于此，意在使自己及家人每日不忘工人之痛苦。庄园附近有一炭坑，革命后已经完全近代化了。那儿是另外一个世界和时代。

下楼复回到初进馆时的一室，此室在猎枪橱与书橱之间还有一个门道通往前室。入前室后向导蒲清先生引我们左转，穿过楼下诸室，直抵东头一室（此在楼层托翁寝室之下），再倒转来对于每室加以说明。

东头一室，顶作穹窿形，据云《战争与和平》第一次写于此。八十岁后，亦多在楼下写作。一九一〇年托翁之女阿理克山得理雅在此室居住，十月二十八日之夜，托翁离家出走时曾来扣门以示告别。其时医生捷克人马克里次克同行。次室本为褓母室，一九〇四年以来马克里次克医生居于此。

再进即回到西头。此室分为两半，东半为客房，屠格涅夫，高尔基曾下榻于此。《安娜·卡列林娜》即执笔于此室。西半乃托翁死时遗体停放处，有一矮木凳，乃吊者踏脚其上以瞻仰遗容之物。于时吊者凡八千人，教会方面无人参加。西壁正中处有一壁龛，置其兄尼可来塑像一具。托翁笃爱此兄，早岁与此兄在高加索所同猎取的鹿头高悬于南侧壁上，托翁每挂帽及手巾于其角上。南壁有门可通外圃，托翁之棺即由此荷出云。

以上将东馆参观完毕，由原道走出。一大群的参观者和我们擦身而过，等他们进去了，我们却折入西翼之凉厅中休息。蒲清先生英年焕发，虽谆谆说解，历时甚久，而毫无倦容。在索菲亚夫人室中时，曾指西壁所悬像片之一告余，乃其亡父，为索菲亚夫人之友，并系诗人云。可知蒲清先生和托翁家族要算是世交了。我很感谢他，他说这是他的分内事。他希望我谈说我的感想，我也谈了。他要我回头写在纪念册上。就这样略作休息后，我们又继续游览。

先到了托尔斯泰中学，被毁甚烈，正堂有一极大的托翁石膏全身立像尚完好。教员住宅已不留痕迹。近处有幼稚园，已修复，现兼中学之用，收容八百人。明年动工恢复，政府已先拨款五百万卢布云。

托尔斯泰病院已部分恢复，可容患者一五〇人左右，未入内参观。

经由麦地草场等折返园林。野花颇多，多不知名。有草似艾，叶较纤小，有微香，闻当地农人云，冲水服用，可以疗疾。松林挺直，为托翁夫妇所手栽。林中多白菌，可食。林际，有在数株松木中用白桦条干所钉成之长凳一处，托翁于林中散步时，恒坐在凳上休息。余等亦于此小坐。背草原而面松林。眼前一面蓊郁，渺无涯际。蒲清先生时言，有画眉鸟之鸣声，余因耳背，寂然无闻也。

有雨意，遄返。在西馆后面参观养蜂场，凡有蜂箱一二〇个，均置放于地，如小屋而斜顶（闻此乃新法，其作人字形者乃旧法）。养蜂者以黑网蒙头盖面，一人用烟熏，一人揭去箱盖之一，从箱中拿出一木框，框内无数蜡房，满贮蜂蜜，即以见享。蜂蜜透明如黄玉而有暖意，如此食蜜，实为生平第一次。蜜蜡嚼后，呈白色，毫无风味，余初不知亦随蜜咽下，后乃效法余人吐出。所谓“味同嚼蜡”者，实际经验也是生平第一次才得到。

归室后复被介绍至楼下室与托翁之长子塞尔格先生见面。此室即在余所居室之直下。此室及其前邻一室由政府指定归托翁遗族住居。塞尔格先生年已八十二岁，前往莫斯科时，因下电车失慎，一足受伤，左眼亦因故失明，以致卧床不能起。浓髯雪白，骤视，俨如托翁再生。塞先生虽在耄年，复膺伤病，但意识十分清明。自言恐将不能再起，甚愿中国人民能免除战争的祸害，享受和平的幸福。

“我的父亲生前是最关心中国的，晚年所爱读的是中国的老子和孔子。”

塞先生这样向我说，他那恳切而慈和的态度使我受着很深刻的铭感。

他谴责了日本，对于美国的援助中国表示了喜悦。他回问了我一句：“美国不是在装备中国的军队，尽力帮助中国吗？”

“是的，”我回答了他，“美国是在帮助中国的政府。”

对于我这样回答，塞先生有点诧异，他思索了一下，又问：“那不是一样的吗？”

“假使是为了对付日本，那自然是一样。假使别有用意，那就不一样了。”

塞先生没有再问了，他只是又重说了一遍：“我总希望中国人民能够免除战争的祸害，享受和平的幸福。”

退回楼上后，拉略诺夫博士复来就教，他拿了一本日本岩波书店出版的《托尔斯泰全集》，问我是否看过。我在日本时是曾经看过，但我很抱愧，实在并不曾通读。拉博士说，苏联所打算出版的全集一共是九十一册，其中作品四十五册，日记十三册，书简三十册，传记三册。战前已出三十八册，日后当继续刊行。

中饭后，蒲清先生把纪念册拿来了，上面多是外国的学者、著作家们前来参观时所留下的题识。老约翰孙博士的题识也在，他比我要早来几天。我又略略考虑了一回，也写出了我的感想如下：

我像一个巡礼者来到雅坡，呼吸着伟大的哲人所遗留下的静肃的空气，我更具体地认识了托翁的崇高的人格。他的书斋、寝室、客厅、书籍，虽然都被寂静地遗留着，但他们都好像在告诉我：“先生刚才出去了，正在林子里面散步呢”。

一切都这么地朴素，自然，而又这么地整齐，肃穆。这样伟大而清新的环境正不愧是托尔斯泰的摇篮，也不愧是《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林娜》那些伟大作品的摇篮。

一切都和大自然在拥抱，一切都和老百姓在拥抱。人在这样的环境里面也更容易了解得那博大的农民爱和人类爱，何以能那样地磅礴。

不断的人民行列前来瞻仰。托翁有知，我相信，一定在解颐微笑。他那脸上所有的深刻的愁纹怕已经消失了吧。

各国的学者，思想家，创作家，不远千里万里地远来，决不是徒然的。到了这儿谁也会发出更深切的内省。人生的意义是什么？使命要怎样才可以完成？

但我同时也更具体认识了列宁和斯大林的伟大。是他们的合理的领导把这人类的瑰宝保存了下来。一切为了人民。使这优秀的文化遗产不仅教育了国民，而且教育了人类。

我为同胞爱和人类爱的思想所饱和了，我虔诚地表示着我由衷的谢意。

把感想写好之后，与馆长和蒲清先生诸人再往托翁墓前告别。馆长从墓上抽了一片薇叶和一枝蓝花给我，作为纪念。（这花和叶一直到现在还挟在我的日记簿里面。）转来，我以为立刻便可以告辞了，但馆长说还要吃了晚饭才能走。八时顷用晚饭，事实上我一点也不饿，恐怕是我吃蜂蜜过多。饭后，馆长送了我一本一九四二年新出版的《雅斯拿雅·坡里雅拿》，她在卷头题着这样的语句：

为了郭沫若先生来访托尔斯泰的故乡

在这愉快的纪念之上把爱和敬意送给中国的人民

托尔斯泰雅·叶先宁娜

我怀着无限的谢意告了别，就在那有报食钟的古树下乘上了汽车。一位女馆员陪伴着我们，一直坐到了图拉车站。在站长室里等待，直到十一点钟的时候，搭上了由克里米亚开来的夜行车回莫斯科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