士大夫生在清朝，是件很气闷的事。虽说有科举的选拔，只要脑子不大笨，只要肯下功夫复习考试，还是有希望科甲出身的。但是，考上了之后，能不能混出名堂，却很难说。有人说，清朝的皇帝个个勤政，这不假。但勤政的清朝皇帝，却不喜欢人才，只喜欢奴才，当然是有点做事本领的奴才。所以，但凡才子，在清朝都混不好。像袁枚、郑板桥这样的才俊之士，能做一两任知县，安然回家吃老米，已经算是大幸。弄的不好，一个文字狱，就连自己并家人一起折了。能混上去的汉人士大夫，不是混年资之辈，就是腿脚勤快而头脑木讷的办事员。后来回顾起来，无论这些身世如何显赫，都找不到哪怕一丁点的过人之处和与众不同的思想亮点。

清朝人物的亮点，在晚清。晚清人物，首推胡（林翼）、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胡林翼死的早，其他三人，个个都是晚清政坛不可或缺的大人物，不仅能办大事，而且有想法，有创意。用今天的话来说，都是创造性人才。晚清的当家人西太后心里也明白，她手里的大清，实际上是这些人救下来的。所以，只要这些人活着，再怎么的，也都优容，断不会有点错处，就撤职查办。见了面，也大多客客气气的，很少给脸子看。

但是，这几个人的机遇，却是太平天国起义给的。如果是太平年景，这些人中间，大概只有生性谨慎，动辄自省的曾国藩，有可能位至卿相，像李鸿章和左宗棠，则不出事关进大牢就算幸运。连官宦世家的胡林翼，也是一出道就摊上事，被贬为内阁中书，坐冷衙门，要不是花大钱捐一个知府外放，一辈子兴许就老死在内阁的故纸堆里了。李鸿章虽然早早点了翰林，但却一直是个黑翰林，连一次外放做主考副主考的机会都没有。清朝的翰林，没有固定职守，机会虽然多，但关键看皇帝看没看上，看上的标志，就是外放学官的机会。有了这样的机会，不仅露脸，而且能借机弄一堆门生，以后可以互相照应。没有这样的机会，尽管是翰林，面上光，实际上也什么都不是。左宗棠在发迹之前，仅仅是个举人，而以他好读杂书的性情，一头扎在天文地舆，兵书战策里面，考上进士的可能性不大。要想做官，只能经过大挑，就算能挑上，开始也是芝麻官，就他那个牛脾气，很可能不是得罪上司，就是进了监狱。没法子，有本事的人，脾气大多不佳，不懂得韬光养晦，不会装。

显然，如果不是太平天国兴起，朝廷所有的牌都打完了，眼睁睁遍地烽火无法扑灭，病笃乱投医，放手让汉人士大夫想办法，这些人肯定起不来。就算曾国藩能位至卿相，也绝无可能像后来那样，不仅位极人臣，而且名满天下，成为晚清的Number　one。直到今天，还让不少人佩服得不行。尽管，在他们起来的过程中，既碰到满人固有的防范和歧视，也有汉人官僚的嫉妒。比如军机大臣祁寯藻，在咸丰嘉赏曾国藩之时，来了一句“匹夫振臂一呼，应者云集，非国家之福。”横挡一把，活生生把个巡抚从曾国藩手里给弄没了。而当时，曾国藩最想要的，就是一个实权的地方官，好为自己的湘军筹饷。但是，朝廷危亡，用人之际，不用他们，用谁去？咸丰时不用，到了西太后和奕??手里，就得用。舍不得孩子，套不来狼，舍不得督抚，换不来汉人的效忠。于是，这些不怎么听话的汉人，帮朝廷打灭了太平天国，剿灭了捻军，扫平了所有反叛。让一个几乎到寿的清朝，喘了口气，活了过来，步入了中兴。

样板戏《沙家浜》里，胡传魁有句戏词，“乱世英雄起四方”。战乱之世，强徒有机会，歹人有机会，孔武有力者有机会，能安邦定国者，也有机会。只有在危难之际，皇帝才能有这样的肚量，让这些不羁之才脱颖而出。从这个意义上说，乱世是枭雄的机会，也是英雄的机会。但是，也有些英雄，并不能因此而崭露头角，因为他们命不好。同为湖南人，要论读杂书，有王霸之术，谁也比不过王闿运。此公无论从哪方面看，都是一个理应乱世得志的英雄。而且说起来，他也进了曾国藩的幕中，参与了中兴大业。但是，曾幕中所有的人，都得到了保举，就他什么都没得到。有人说，是因为他劝曾国藩自立为帝，因而被视为“妄人”，所以如此。其实，王闿运劝曾自立的这件事无论有还是没有，他都不可能因乱世而发迹。因为他出道太早了一点，还在胡曾等人没有出头之时，他就进入了咸丰的宠臣肃顺的帐下，成为“肃门四学士”之一。如果咸丰寿命长一点，肃顺得志的日子久一些，他的功业，估计怎么不在曾左李之下。但是，偏偏他命不好，咸丰早早翘了，肃顺和小皇帝的亲娘又势同水火，于是，辛酉政变中，肃顺掉了头。人怕站错队，而站错队，跟错人的王闿运，终西太后当家之日，只好靠边站，做名士，治国平天下肯定是没有机会了。因为肃顺不比别个，他是西太后的死敌，别人也许可以放一马，但肃顺的人，无论如何，都不能用。没将他们治罪，已经算宽大了。

都说，机会是留给有准备的人的。王闿运是有准备的人，在满朝士大夫都在埋头高头讲章，科举制艺之际，他留心实务，留心帝王之学。但是，一个不留神，跟错了人，步步都没戏了。所以，乱世并非给所有才俊之士机会，命不好的，有些中途丢了性命（这种概率很高），有些则做了王闿运。

在那个时代，士大夫要想得志，就得有人用，除非造反，自己给自己当老板。所谓“学成文武艺，货于帝王家”。成功，意味着销售出去了，不成功，意味着没卖出去。作为士大夫，想要自己当老板的人，实在太少太少。有的，都是些小知识分子，如黄巢、洪秀全之辈。其他的人，即使从小怀修齐治平之大志，也得依托帝王，自己最大的理想，是做帝王师，出将入相。“天下的皇帝，本该读书人做”，从来只是山野腐儒的臆想。真正的士大夫，一百个里有九十九个，读书都是为了找个地方发卖。所以，读书人的成功，一个必要的条件，就是帝王的认可。即使在帝王遇到了危难，不得不依靠读书人拯救之际，也是如此。

乱世里的机遇，是一种不人道的机遇。所谓的乱世，必然伴随着杀戮，而且是大规模的杀戮。一将成名万骨枯，一个儒将成名，也一样万骨枯。在战乱中，是与非，正义与非正义，远不是教科书里讲的那样泾渭分明。能看见的，就是一堆一堆的人在死。“杀人如草不分明”，双方，三方、四方都在死人。没被杀死，兵来匪去，地没法种，商没法经，也活不下来。能够以杀止杀，还算值，但在当时，其实参与其间的人，并不清楚结果如何。曾国荃是曾国藩的九弟，原本是一本分的书生，但是跟着哥哥组织湘军，杀人杀出了瘾。攻下太平天国首都，他是头功。曾国荃的自我感觉，生平快意之事，无非杀人如麻，花钱如流水。曾、左、李诸人，虽然没有这样公然地把杀人当得意，但对于平长毛的功业，却也一样得意。没有平乱过程中的杀人如麻，他们的功业，自然也就谈不上。不消说，曾、左、李的辉煌，跟他们直到今天依然令人记忆犹新的名声，跟当年大大小小的中兴名臣和不怎么名的臣一样，都是建立在无数人的鲜血和生命上的。

好在，这场战乱，伴随着西方的大规模介入。一个时代的转机，就是在这场几乎死了将近一亿人的战乱中开始的。在战乱中崭露头角的“中兴名臣”们，由于战乱中的西方因素的刺激，也由于战乱赋予他们的自主性，开始了清朝的洋务事业。大刀阔斧地进行现代化变革，由此将一个中世纪的中国，拖入了现代变革的轨道。中国的现代化改革，跟日本的明治维新不一样，是一个地方拉动中央的变革。这个变革，给自己印上了曾左李的印记。曾左李的机遇，由此变成了中国的机遇。虽然这个机遇，中国人并没有把握得很好，但中国的现代化，毕竟是从这开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