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教育界，如果说有什么热点的话，最近的热点肯定是南科大。南科大的改革，已经进入了自己的三峡，能不能穿过激流，绕开暗礁，走向坦途，这一阵无疑是关键时刻。如果南科大能走出来，不再重蹈当年深圳大学的覆辙，那么，势必会有更多的地方，更多的学校跟上来，中国的高等教育将会有一个大的改观。

中国的大学教育，在改革开放前，是苏式教育体制。小学院，窄口径，所谓的专才培养。教育的目的，是国家，而非个人，是为国家培养国家机器上的齿轮和螺丝钉。显然，这样的教育，在短时间内的确可以培养出可用的技术人员来，但就国家长远考虑，却缺乏后劲，培养不出高端的，具有创新性的人才。苏美竞争最后苏联的失败，实际上也是苏式教育体系的失败。

有了苏联的前车之鉴，中国的教育改革，尤其是高等教育改革，即使单纯从国家利益角度，也应该把教育模式从苏式体制变成美式体制，即从所谓专才教育变为通才教育。但是，基于残留的意识形态的原因，也由于利益集团的干预，中国的高等教育，通才教育改革基本上半途而废，只学了一点皮毛。却在强化行政控制的前提下，把高校变成了行政垄断前提下官僚机构主导的学店。教育目的完全迷失，既不是培养人，也不是培养齿轮螺丝钉。培养出来的人，既非通才，也不是专才。有职业技术学院的面目，专业设置完全跟着市场和职业走，但却无职业技术学院之实。就业市场反应，现在的大学毕业生，实际上连文革前的窄专业的学生都不如，既无素质，也无技能，连起码的责任心都没有。所有的大学，都被捆绑在以教育部为核心的官僚机器上面，跟着行政指挥棒起舞。大学如此，则高考的改革则无从谈起，中小学的应试教育格局难以打破。而在畸形的市场鼓动下，整个教育体系，人为地掀起了一场恶性竞争的狂潮，从幼儿园开始，竞争就白热化了。商家和教育部门，合谋制造了所谓“不能让孩子输在起跑线”的蛊惑人心的口号，使得教育成了一场摧残儿童心性的屠杀。以前，我们可以说教育在滑坡，现在，教育不是滑坡，而是直接从悬崖上跌落。

深圳南方科技大学的出现，实际上是国家的某些部门，比如发改委和地方政府对大学现状的不满，已经达到了难以继续容忍下去的地步的产物。深圳这样的地方，面临着产业升级换代的巨大压力和需求。但是，我们的高等教育，却不能提供这种升级换代所必须的人才。而大规模的升级换代的人才需求，也无法靠引进国外人才来实现。指望教育部又事实上不可能，在无奈之际，只好自己另起炉灶。

另起炉灶的结果，唯一可行的方式，就是跟目前高校的现状反着来，揭诸去官化、去行政化的大旗。按照香港科技大学的经验，在短时间内，办一所规模不大的高水平大学。当年在中国科技大学任上就令教育部头痛的朱清时院士被请出山，使得南方科技大学这种反体制的改革，变得特别的高调。也许，深圳方面从一开始就有通过高调改革的动作，引起媒体的关注，从而借助舆论的压力打破教育部禁锢的动机。

中国的教育为何难以改革？不是所谓计划经济的堡垒，也不是观念的陈旧。实际上，教育行政当局和大学的从业者，几乎个个都知道自己是在干什么，也都知道什么样的大学是好大学，但是他们就是不肯改。道理很简单，现在的教育，对于主导者而言，在利益上最为有利。这样高度官僚化的大学，对于身在其中的官僚而言，实在是舒服极了，不仅可以拿到大笔的好处，而且还有莫大的精神享受。正如若干副部级大学的校长说的那样，有这样的级别，出门才可以坐头等舱，出入贵宾室，到了政府部门，才有高规格的接待。

所以，指望教育系统的自我改革，实际上是不可能的，没有人能大公无私到剥下自己的皮为他人做裘皮大衣。改革唯一的出路，是通过体制外的参与，倒逼教育体系。显然，这样的倒逼，如果循规蹈矩，按照现行的教育法规走，一点不出格，是根本没有可能的。就像当年小岗村大包干一样，如果遵纪守法，根本就没有可能。事实上，小岗村人是冒着坐牢的风险的，因此才有几十人按手印的生死状。显然，南科大的破冰，也只能做打破规矩的先行者，不坏规矩，就没法起步。

简单地说，南科大的改革，有这样几重意义。第一，做了高考改革的尝试。中国的高考，要想从准科举的窠臼中冲出来，只有走高校自主招生的道路。南科大的招生，虽然方法上还有待完善，但毕竟是一场高校完全自主的招生。虽然只招了四十五个学生，但只要这种形式能够稳定下来，并得到社会的承认，就具有革命的意义。第二，南科大去官化的改革，对于高校回归教育本位，学术本位，具有革命性的意义。多少年来，中国的大学一直就是一个行政单位，行政级别决定着大学的地位。大学的校长是官僚而不是教育家，大学的行政部门的官员，地位往往比大学教授还高，在大学里，往往是教学单位听命于行政部门，而不是相反。南科大如果能坚持初衷，始终不要行政级别，用教学主导大学，将起到一个很好的示范作用。朱清时自己的去官化实践表明，一个大学校长，没有了行政级别，没有规定的头等舱可坐，其实照样可以活，而且活得很好，会赢得更多的人的尊重。大学的校长，其地位不是靠行政级别决定的，而是个人和所在学校的声望。第三，南科大成立校理事会，也是革命性的。多少年来，中国的大学，无论官办还是民办，都没有校理事会和董事会，国立大学尤其如此。说起来，大学有人管，但出资的一方，却不能管，没法管。只有大学的行政上级，才能管。有了理事会和董事会，学校有了出资方的代表，管理，才具有现代大学管理的意义，也由此迈向大学自治的坚实的一步。

当然，南科大最大的价值，在于能够实现大学自治。我们知道，在中国，所有的大学，都是由教育部控制的。如果不参加教育部组织的高考，学生就没有入学资格。如果得不到教育部的认可，学校就没有招生资格，那么就拿不到教育部统一颁发的文凭。至于研究生的招生，从硕士和博士点的设置，就得教育部的审批，招生分数线，要由教育部控制，有的专业，甚至由教育部统一组织考试。中国的大学，实际上是教育部在办，极而言之，可以说中国只有一所大学，教育部大学，所有的大学，都是教育部大学的分校。南科大成立，没有得到教育部的准生证，招生，没有得到批准，录取的学生没有参加高考，所有的办学步骤，没有一件得到过教育部的认可，连日后的文凭，也准备发自己的。最令教育部感到气结的是，这样无法无天的南科大，居然能够得到一些家长和学生的认可，甘冒没有体制通行证的风险，也要投身这场实验。这样的社会认可，如果弥散开来，那么垄断也就无疾而终了。

如果南科大能够按自己的初衷办下去，破冰的效应扩散开来，对于目前的教育体系的打击将是致命的。这意味着，教育部的垄断被打破。事实上，目前如此糟糕的大学之所以还能够生存下去，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垄断。学生和家长虽然有用脚投票的意愿，也的确有越来越多的人选择走出去。但出国读书昂贵的费用，却不是大多数民众可以承受得了的。如果有比较近，而且费用比较低，又跟国外大学相类似的大学可供国内的家长和学生选择，那么，这些国内的副部级大学就会面临危机。事实上，即便是国内大学金字塔顶尖的清华北大，面对竞争，也相当没有底气。看一看前些年香港大学进军内地市场时的情景，就可以知道。如果有一天像香港大学、香港科技大学、香港中文大学这样的学校，能以同等的条件在内地招生，那么清华北大会有多恐慌？如果中国有十个南科大，北大清华如果不改，至少好学生都会走光了。

当然，南科大的价值，在很大程度上，要看它到底能不能按它的初衷坚持下来。如果只顶着改革之名，最终逐渐妥协，理念逐渐消散，制度慢慢复旧，那么，即使南科大之名还在，朱清时校长也还在，但南科大等于也就没了。说到底，南科大对中国教育的意义，在于它的回归大学本质的改革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