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40年代，戴爱莲先生在重庆举办的“边疆音乐舞蹈大会”把她在少数民族地区收集整理的藏族、维吾尔族、彝族、苗族等数十个舞蹈作品搬上舞台，轰动了整个山城，在那个年代起到了增强了民族凝聚力的作用，也成为舞蹈史上的重要事件，此后，少数民族舞蹈在中国舞蹈发展中起到重要作用。1949年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人民胜利万岁》中人民的祝福一段，少数民族的舞蹈是其重要组成部分，50年代和60年代的青年与学生和平友谊联欢节中，《鄂尔多斯》、《挤奶员》、《春游》、《草原上的热巴》、《孔雀舞》、《扇舞》、《盘子舞》、《草笠舞》等少数民族的舞蹈获得了好成绩。其后，随着舞蹈学科成立自己的院校，民族舞蹈也成为舞蹈教学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以北京舞蹈学院与中央民族大学舞蹈学院为代表的少数民族舞蹈教学在几十年的课堂实践中取得巨大成果。在民族舞蹈的蓬勃发展中，学者也对民族舞蹈的发展进行了理论总结。隆荫培教授认为，“一个民族舞蹈的发展要适应人民的需求还要合乎舞蹈艺术发展规律，所谓合乎舞蹈规律就是一个民族的舞蹈发展，必须要保护原有的舞蹈风格和动作韵律，吸收、创新既要大胆又要小心，否则就有可能脱离原有的基础、不能为本民族的人们所接受”[3]。这里所说的风格实际是“该民族舞蹈在形式和内容上较之其他民族所具有的个性风格特征，受到生存环境、生产方式、意识形态和民族性格的制约……是指该民族舞蹈在形式和内容上较之其他民族所具有的个性风格特征，如朝鲜族舞蹈横向曲、圆，纵向拧、倾的姿态，傣族舞蹈三道弯的体态与膝部屈伸的动律”[4]。这些动作形式被提取出来成为这个民族的风格化典型舞蹈动作即是“元素化”的过程，这些元素构成民族舞蹈教学与作品的基本组织，再通过变形与变奏来强化风格，这种民族风格被称为民族舞蹈的“根”，[5]受到民族文化的制约。由此可见，舞蹈领域中无论是专业院校的课堂中还是理论研究的著作里都以民族分类为基本前提，建立在中国55个少数民族前提下的“民族舞蹈”更是以其民族文化的特殊性与民族舞蹈风格的独特性成为舞蹈创作、教学与研究不可缺少的一部分。而这一风格则建立在差异性的基础之上，久而久之成为这一民族的身体符号被定型并成为一种规定性的文化所指。

然而，我们今天所说的56个民族并非完全的历史延续，它的提出有其特定的历史条件与成因，诸多的专家学者也已有过深入的反思。[6]费孝通先生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中曾提出来民族在中国的三个层次。“历史上中华民族从一个自在的民族实体在共同抵抗西方列强的压力下形成了一个休戚与共的自觉的民族实体。这个实体的格局是包含着多元的统一体，所以中华民族还包含着50多个民族。虽则中华民族和它所包含的50多个民族都称为‘民族’，但在层次上是不同的。而且在现在所承认的50多个民族中，很多本身还各自包含更低一层次的‘民族集团’。所以可以说在中华民族的统一体之中存在着多层次的多元格局，各个层次关系又存在着分分合合的动态和分而未裂、融而未合的多种情状。”[7]按照费孝通先生提出的民族的三个层次来看，今天的民族舞蹈建立在第二层，其上有中华民族，其下还有更低一层的民族集团，基于中间位置的民族并非同质化概念，也应该不能概括出一个统一的舞蹈风格特征。同时民族概念不仅包含文化，还体现了权利关系，透显着政治诉求，涵盖了多重所指，依据历史场景而变化，这自然也会体现在各族群的舞蹈之中，白马人舞蹈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由此，以中间层的民族为单位，总结出这个民族的个性特征存在一定弊端。而当这些舞蹈从民间进入课堂，并被定格为这一民族的舞蹈风格时，民族的概念就被舞蹈工作者完全“坐实”，成为一个本质化、固定化的具体实在。

在现实中，民族的形成与历史发展是个动态的过程，民族舞蹈受到因民族间互动交往而带来文化互动的影响，不仅常会出现“你中有我”、“和而不同”的舞蹈现象，而且并不是都有清晰的族际划分。例如，拉手围圈的“火圈舞”不仅存在于藏族，还存在于羌、彝、普米等民族中，但左旋顺时针的绕行方式与右脚开始的身体表述又在言说白马人独特的自我个性。“火圈舞”不仅与羌族的“萨朗”、彝族的“打跳”有所不同，还与藏族的锅庄存在很大区别，同时“火圈舞”的体态与动律也很难被今天所说的藏族舞的风格韵律所代替。那么再来看民族舞蹈中所强调的风格，则实际是为了区别于其他民族的舞蹈，在原有舞蹈形态基础上抽象的结果，是艺术家的主动选择与提炼，而在这之上的教学组合和舞台作品是提炼后的二次升华。那么，我们所说的某个民族的舞蹈风格在某种程度上是被建构出来的，带有时代烙印和个体的选择，若将其本质化地还原到“民族”本身，则是一种误读与误导，不利于民族舞蹈的创作与研究。

其实民族舞蹈是一个抽象的概念，民族舞蹈中以“族”为单位，更倾向于把一个民族同质化抽象与提炼成一种风格，而这一抽象是站在“一体”的中华民族概念之下，以差异性为前提，按照结构性互补的原则来提炼，即藏族舞的出现是因为有汉族舞、蒙古族舞、傣族舞，“藏族舞被列入大学教材是因为其律动能够解决学生膝关节运动”[8]。而白马人的舞蹈虽然并没有被上升到民族范畴的高度，但它却是真实地存在于人们的生活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