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县古称阴平，西汉高祖置阴平道，隶属益州广汉郡；东汉分北部为广汉属国，治阴平，隶益州；西晋为阴平郡，隶属秦州；清光绪《文县志》载：“文为《禹贡》梁州域，秦以前属羌氐，无考。汉高帝置阴平道县，在益州境内郡县城邑考称为北部都尉治。后汉仍广汉郡，属国都尉隶益州。安帝咏初己酉广汉参狼羌降，分北部为属国，别领三城，俱都尉治。三国初属魏，蜀汉建兴七年，诸葛亮遣陈式定二郡，改为阴郡，属梁州。邓艾即从此入蜀，蜀亡归魏，属秦州，晋武帝泰始中，置阴平县。”[5]永嘉之乱以后，为氐人杨茂搜所据，史上前后仇池国均在此地，宋元嘉二十年，氐人复推杨文德为主，据葭芦（今文县临江一带），建立武都国；北魏灭武都国，命杨广香为阴平公、葭芦镇主，建立阴平国。西魏废阴平国，“始置文州，统芦北郡、武阳阴平郡；唐置文州”[6]，先后隶属陇右、剑南、山南西诸道，明初立为县，隶属阶州，雍正七年，属阶州直隶州，新中国成立后文县先后隶属于天水、武都、陇南地区。[7]

“在明代与清代，文县有少数民族聚居的村寨，分别由土司王受印、马起远所辖。草坡山、堡子里属于王受印辖地，麦贡山、立志山、中岭山、入贡山、枕头坝属马起远辖地。雍正八年，知县葛时政奉文改番归流，土司裁撤，王、马二土司辖地归各乡管辖”[8]，上述各白马人聚居地归于铁楼乡管辖。民国元年沿用清代乡制，全县分为96个乡，民国24年编查户口，实行保甲制，全县编为106保，又将106保划为18个联保，将8个联保分为5区，分设5个区署。第一区署中包括白马等五个联保，白马就在今天铁楼境内。民国29年区署及联保裁撤，全县划为2镇11乡，下辖103保，其中白马乡辖6保。1958年经调整有1区2镇24乡，1958年12月月底，全县建立了11个农村人民公社，1961年公社划小，分出30个公社，1970年合并为25个公社，1983年将25个人民公社改为乡，1986年年初，将乡镇所属行政村改设为村民委员会，行政村所属合作社改称村民小组，乡镇区划未变动。至此形成今天的2区23乡的行政划分格局。白马人主要分布在铁楼乡、石鸡坝乡的几个村寨，共4000多人，占全县人口的5%。今天的铁楼乡在历史上被称为白马乡，民国29年即1940年以前，白马乡的名称还存在，1958年，白马乡改为铁楼乡，1961年公社合作化，改为铁楼公社，将公社改为乡后一直被称铁楼乡。

白马人有自己的语言但没有与其对应的文字，今天60岁以上的白马人中大部分不识字，40岁左右的白马人中没读过书不识字的人也有不少。由于没有文字记载，白马人的历史通过口头传承的方式传给下一代。族群中懂得多的人被称为“勒贝”，懂得一些固定念词、能够主持请神仪式的被称为“贝木”[9]，在此基础上法力更大的称为“贝盖”[10]，“贝盖”还能够诵读藏语经文。平武有三位贝盖，但文县、九寨沟县都没有。这一带藏族是比较大的民族，其中的小族群只有极少的人有机会学习藏语。语言文字是知识也是权力，白马人一直生活在底边社会，没有文字，只能通过口口相传来传递族群文化。因此上一辈中的勒贝、贝莫会在下一代中选择记性好的人，把自己知道的都告诉他，以此相传。也正是由于这样的原因，白马人的历史多是以传说故事的方式存在。

入贡山的班正廉、班尚孝老人都给我讲起“四山班家”的故事：很久以前有两个兄弟是打猎好手，老大叫达嘎，老二叫达玛。两弟兄进山打猎，一直走到了白马峪。两弟兄坐在一棵大树下休息，脱掉脚上的蛙鞋，抖掉装在蛙鞋里的燕麦草，顺手从地上拔了一些羊胡子草装在蛙鞋里。他们在这里住了一晚第二天才回家。第二年，两弟兄又来到白马峪打猎，依然在去年抖蛙鞋的地方歇，发现去年掉在地上的燕麦粒长出了旺盛的燕麦，他们觉得这是个好地方，搬迁到了白马峪。两弟兄落户白马峪后，依然喜好打猎，但在茂林里有一只白斑大老虎经常害人，两弟兄决定为民除害射死老虎。在森林见到老虎的踪迹两人同时放箭老二射中了老虎。老大率先跑到了老虎跟前，发现自己的箭射偏了，心生一计，拔下了老二的箭扔在一边，把自己的箭插在老虎的身上。老二认为老虎是自己射死的要老大发誓“如果是你的箭射死了老虎，你养四儿子，我没有儿子；如果是我射死了老虎，我养四个儿子，你儿子，或者顶多只养一个儿子。”后来老二生了四个儿子而老大只生了一个儿子，老二的儿子长大后各建了一个山寨。大儿子占据入贡山，二儿子占据麦贡山，三儿子占据中岭山，四儿子占据立志山。这也就是今天所说的“四山班家”。

有关族群最早的历史已经很模糊了，每个村寨也很难说清楚自己村寨的来历，虽然像“四山班家”这样的传说也存在于一些村寨的集体记忆里，但由于“过去”、“很久以前”已是非常模糊的时间概念，故事中“兄弟起源说”的故事母题所构成的文化意义和诚实、勇敢的教育意义已经远大于其族群自身的历史记忆了。但是在考察中发现，文县白马人对清代以后的历史记忆还是比较清晰的，都以口头传承的方式保留了下来，这也就是当地常说的“汉家留文书，白马人留话巴”。

入贡山的班正廉老人对我讲述了他知道的族群历史，“清朝咸丰时候见蛮不留，各霸一方。入贡山有个银鱼将军，是我们的头人，很会谈判，拉毛子是银鱼子手下的武将，银鱼子去和汉人谈判，拉毛子说你还谈判，我们铁楼沟的番人被汉人杀光了，银鱼子向南坪的欧力皇帝借兵，把勿角、上塘、下塘、黑河、白河的部队，还有平武白马的军队调到一起，就反了，杀到文县徐西园，清军头子带兵把白马人就镇压了，撒了一把土就把人埋到了呆头坝。（这一段传说还有一套顺口溜）‘咸丰年间起反心，黑虎大人调大兵，大兵调到广元城，广元城里未坐稳，跟随调到文县城。’铁楼沟里的藏人宁死不投降，抗拒到底。文县城的县官是黑大人，县官大人叫常三泰，清朝县官，他要把我们杀了，我们宁死不投降。”相关历史在《阶州直隶州续志·番夷》中也记载：“咸丰十年十一月，四川南坪番反。同治元年正月，围南坪。三月，贼踞城，焚掠野猪关。文县白马峪番班银鱼子等，复协各番族为乱。县令常毓坤单骑往抚，陷入贼窠。三日，遇救得脱，逆番进逼城西西元寨，把总闫文科截御，阵亡。制军调派副将李玉珍、本守道会固原、定安、洮岷各军，绪剿年余，始就抚。”[11]草坡山的曹富元大叔讲述这段历史时把它称为：“上起南坪高桥寺，下到碧口蛮坡度。”

这两位老人在自己的村寨以“知道得多”而闻名，虽然他们不识字，但能够很流畅地讲述这段历史。口头记忆是白马人文化传承的主要方式，每一代中都有几个记性好的人，他们听父辈们说，久而久之就记到心里，自己也能说了，这种方式能够有效地传承文化还与口头文本有关，从以上的口述中可以看到，很多都是成段的顺口溜，只要起个头就能把一段说完整，这种便于记忆的独特方式使得白马文化能够口口相传，保留至今。谈到清代的历史曹富元大叔回忆：“雍正七年土司管，先完木桢一升，再完红青稞一升，雍正八年归由文县衙门管，番汉同路，官汉一致、粮草同完。雍正时候见蛮不留，杀了我们好多人。光绪年间还是好，光绪元年起，一月三场雨，蒸馍碗样大，火烧子馍馍像箩箕，没有人拷人[12]。”再之后的民国时期，到处拉壮丁，每家都要有人去。班正廉老人说他们小时候见到带枪的人就赶快跑，他的同龄人中有许多被拉去当壮丁再也没有回来。说着老人又开始了一段：“民国初期拉壮丁，只说要不多，只有两三个，不去大哥去二哥，还是个免不脱，门上狗儿叫，看着人来了，前门后门都把了，让我哪里跑，手拿麻绳丈二长绑在我身上，走在新街上，跟着新县长，腰里别着盒子枪，好像个活阎王。那时的生活苦得很，养了儿子是老蒋的，挣下营钱是乡长的（挣点钱这个税哪个税就收走了），挨打受气是保长的……”直到1949年以后，白马人才过上了安定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