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明珂在其著作中引用美籍学者葛维汉（D.C.Graham）对岷江上游进行学术考察后提出的观点：“历史造就这个民族，而土著自身不一定知道这个历史。这个‘民族’概念，与相关的‘历史’概念，是当时许多学者的共同信念。来自于西方，19世纪末传入中国的国族主义以及相关的‘民族’概念，此时在中、西知识分子间已成为一种常识。因而此时学者们的共同努力目标便是找寻一民族典型之体质、语言、文化；察觉其中有混杂、混淆等种种困难时，便以文化假借（borrow）、涵化（accultura-tion）等来解释此混杂现象，以还原一个民族固有的体质、语言、文化特色。”[17]在上文提到的有关白马人族属问题的诸多讨论中，类似的解释屡见不鲜。在各方争论他是哪个民族时，白马人在这个旋涡中有些不知所措，被规定的文化与民族要素，也使得他们自身的文化无从归属，甚至不乏涌现出跟随某些争论与探讨来建构自身文化的现象。我第一次到薛堡寨与当地人聊天，当谈到这一问题时，

白马人（B）：“有人说我们是氐族的后代，有人说我们是白马藏族，现在陇南市政府说我们是白马族，这个我们也说不清，现在正在研究呢。”

我（W）：“那你自己觉得呢？”

B：“我们自己认为我们是藏族，是白马藏族。”

W：“不说白马直接说藏族准确吗？”

B：“那不准确！我们是白马藏族！”（几乎在场的人同时说）

客观地讲“白马”也是汉语，对于白马的解释也各有不同。薛堡寨的这几位老师认为，最早白马是兵的意思，马在白马语中就是兵，白马就是藏兵。[18]草坡山的曹巴甲大伯说，我们门前的白马河叫打嘎，以前整个铁楼都叫打嘎，打嘎翻译过来就是白马，白马就是指他们这个地方。

即便“白马”是对当地语言的汉语翻译，也是在与外界交流过程中出现的，因为当地人用自己的语言表达时则称自己为“贝”，居住于文县的白马人自称为“达嘎贝”，居住于平武县的白马人自称为“达布贝”，南坪勿角一带的白马人称为“格惹”，这些地方的人相互称为“如舍”，意思是最亲近的亲戚。这些自称与居住环境有关，文县白马人居于白马河一带，白马河流过的这条沟在当地被称为“打嘎沟”，因此文县白马人自称为“打嘎贝”。同样，平武白马人主要集中在白马、木座、木皮一带，羊洞河从这里流过，这条沟汉语称为火溪沟，白马人称为“达布”，因此，平武一带的白马人则自称为“达布贝”。在白马语中“贝”指少数民族，用来区别于汉族“杰”，在族群内部一般就称为打嘎、达布。文县白马人的山歌中有这样的唱词：“打嘎又该迁尼弄，格惹又瓦哲尼弄……”意思是“文县白马人住的地方很开阔，南坪白马人住的地方很狭窄”……对于只有语言没有文字的白马人而言，山歌成为习得文化的一种方式，他们把对自己与他人的称谓编进山歌传唱，以此来保留与传承族群文化。可见这样的称谓在当地很普遍，并流传了相当长的时间。因此可以说在被识别为藏族之前当地人以打嘎、达布或格惹来称呼三个地方。再缩小范围，文县白人居住的地方还有兵哥（草坡山）、入吾（入贡山）、盖外力（薛堡寨）等村寨，要是从未谋面的白马人交流时常听到这样的交谈：

问：“曲嘎啦惹？”（你是哪的人？）

答：“阿如瓦打嘎德里。”（我是文县白马人）

问：“如瓦嘎啦惹？”（你是文县哪的？）

答：“阿兵哥德里。”（我是草坡山人）

……

与白马临近的羌族同样具有类似的现象，王明珂在岷江上游进行考察，发现今天所称的羌族，以前在不同的地方分别被称为“尓玛”（理县）、“玛”（茂县东路）、“日昧”（茂县西路赤不苏）、“日麦”（松潘小姓沟），“过去由于地理隔阻以及‘沟’在人类经济生态上的自足性，被称作‘羌族’或‘羌民’的人群在认识自己是羌族之前，并没有一个涵括目前全体羌族的族群认同，也没有一个共同的‘自我族称’（autonym）”[19]。

那么今天所称的“白马人”或“白马藏”是如何出现的？孙宏开教授向我讲了这样一段历史：“七八十年代白马人族属争论最激烈的时候，对他们要有一个统一的称谓上报到中央，平武叫道布、文县叫打嘎，报哪个都不对，叫贝也不行，很多少数民族都叫贝，要是报个氐族也不妥，他们问到我，我提出这附近以白马为名的地名很多，像白马峪、白马河、白马山，等等，《史记》上也有记载皆氐类白马最大，干脆就报个白马还比较恰当……”

因此可以说，今天所称的“白马”也并不一定就是一个历史延续，它是在与外界接触、交流、互动，甚至是博弈中形成的称谓，但由于与族群自身的历史记忆紧密联系在一起，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个称谓渐渐被“内化”为他们的汉语自称，从而形成今天的“白马人”、“白马藏”这一独特的族群（共同体）。正如本尼迪克特·安徳森所言，“它是想象的，因为即使是最小的民族的成员，也不能认识他们大多数的同胞，和他们相遇，或者甚至于听说过他们，然而，他们相互联结的意象却活在每一位成员的心中”[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