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马人受到学术界的关注与讨论是由诸多冲突和疑问引发的。在1949年以前这一群体沿袭历史旧称，被称为“白马番”或“西番”。在20世纪50年代开始的民族识别中定为藏族。

1978年9月，费孝通先生在政协全国委员会民族组会议上指出“民族识别工作并没有结束”，而他把白马人作为我国民族识别工作上“遗留的问题”和“未解决的问题”提出来。此后，白马人族属问题便成为学术研究上的一个焦点问题。1978年四川省民族事务委员会成立“四川省民委民族识别调查组”，在四川平武的白马与木座两乡进行调查，1978年和1979年召开了两次关于白马人族属问题的学术讨论会，1986年12月8日，四川省民委又在成都召开了“白马藏族”族属问题座谈会。在这几次讨论会上，云集了民族学、历史学、语言学和藏学学者，专家们各执一词，并且都有相当充分的论据，有关白马人族属问题的认识大致分为氐族说、藏族说、羌族说和待定民族说几种观点。

一、氐族说

持此观点的学者提出我国史籍上记载的有关氐人的情况与“白马藏人”的语言习俗有许多相似之处。学者们将《魏略·西戎传》中有关氐人的语言、习俗等记载与今天的白马人进行比较认为，首先，这种语言状况与今日白马语很相似。白马语是属于汉藏语系藏缅语族的一支独立语言，但绝大多数白马人又能通晓汉语、藏语。当他们回到本民族聚居的村寨时“则自氐语”[1]。其次，姓和名也与以上关于氐人的记载相同，白马人有自己的姓氏，尤以杨姓居多，这可能与历史上著名的“仇池杨氏”这个大族有关。作者还引用南坪县大陆土司七介秀（藏族）所语：要区别我县真假藏族，只要看他有没有姓，若有姓（指下塘的“白马藏人”）就是假藏族；若无姓（指上塘的藏族）就是真正的藏族。[2]再次，从婚姻、房屋、服饰等方面一一列举了白马人与氐人的诸多相似之处。

还有学者提出：“平武、南坪、文县要求识别的这部分少数民族，从地域和现在还保存下来的语言、风俗习惯等，都与古代氐族（特别是仇池杨氏）有密切的关系，他们应是古代氐族的后裔。当然，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民族的融合是必然的规律。古代氐族居住、活动的范围很大，人数也不少。他们在与汉族、羌族、藏族等长期杂居、活动的过程中，大多数已被融合了。但也不应排除聚居在比较闭塞地区的氐族没有被其他民族所融合，仍旧保存到现在的可能性。平武、南坪、文县要求识别的这部分少数民族，正是居住在比较闭塞的地区，而没有被其他民族所融合的氐族后裔。当然，他们也不可能和古代氐族完全一样。他们虽然住在比较闭塞的地区，但总要和周围邻近的汉族、羌族、藏族有所交往。这就必然受到汉族、羌族、藏族的影响，因而具有汉族、羌族、藏族的某些特征，但他们又还没有达到被其他民族融合的程度，还保持了古代氐族的基本特征。因此，我们认为他们是没有被其他民族所融合的氐族后裔。”[3]

直到今天氐族说还是许多学者在学术层面探讨的话题。[4]但是值得思考的是，历史上的氐族能否与今天我们所说的56个民族相提并论？历史上的氐族如何与今天的白马人直接联系在一起？

《史记·西南夷列传》载：“西南夷君长以什数，夜郎最大；其西靡莫之属以什数，滇最大；自滇以东北君长以什数，邛都最大；此皆魋结，耕田，有邑聚。其外，西自同师以东，北至楪（die）榆，名为雟（xi）、昆明，皆编发，随畜迁徙，毋常处，毋君长，地方可数千里。自雟以东北君长以什数，徙、笮（ze）都最大，自笮以东北君长以什数，冉駹最大，其俗或土著或移徙，在蜀之西。自冉駹以东北君长以什数，白马最大，皆氐类也。此皆巴蜀西南外蛮夷也。”这是司马迁对当时巴蜀地区以外的少数民族的概括。史学家认为，“司马迁把这一代少数部族划分为四部分：一是魋结，耕田，有邑聚的夜郎、滇、邛都等；二是皆编发，随畜迁徙，毋常处，毋君长的雟、昆明等；三是或土著或移徙的徙、笮都、冉駹等；四是冉駹东北的白马等”[5]。第四类被称为氐，其中最大的白马部落就应该是白马氐。按照司马迁的记载，“自冉駹以东北君长以什数，白马最大，皆氐类也”，就是说冉駹以东的都是氐人，且白马只是氐人中最大的一支，如果说今天的白马人与白马氐有一些联系，且联系到族属问题上，那么也应该只是白马氐，而不应直接与氐人联系在一起。

把历史上有关氐人的记载与今天白马人的种种文化现象进行比较不失为一种研究方法，但是就像语言应放在一定的语境中才会产生意义一样，这种抽离情境式的文化事项比较却跨越了漫长的时间与无限的空间。

二、藏族说

有关族属问题的探讨虽然是只是学术研究与讨论，但作为讨论的参与者也不自觉地带有主观情感倾向，所有参与讨论的学者中，藏族学者一致并且坚决认定白马人应属藏族。当然这是具有充分论据的，也是把白马人划分为藏族的重要依据。

毛尔盖·桑木旦提出：“在松赞干部等藏王征服四边的时候，唐蕃失和，曾经交战达八年。藏王曾派遣几十万军队攻打唐朝，唐朝和吐蕃双方终于讲和。那个时期，今四川境内的‘白水流域’（今南坪、平武一带）和‘黑水流域’（黑河、腊曲河）、擦瓦绒等地方被藏军占领，和盟之时，在唐蕃边境立了石碑。碑文上规定：汉人居住在汉地，蕃人居住在蕃地，从此不许互相侵犯。后来，藏王命令藏军在唐蕃边境留守屯驻，不得返回原籍。因此，从达布和工布来的士兵们便在白水一带驻扎下来了，这就是今天平武的达布人和南坪的昆布人的来历。达布一词袭用至今未变，现在仍然叫做‘达布’，工布一词的语音有所改变，现在叫做‘昆布’。”[6]智贡巴·贡却丹巴饶杰撰写的《安多政教史》对西北及安多一带的历史有较为详细的记录，该书第一卷第三节关于“朵麦地区佛法传播情况总述”中对此有详细记载，吐蕃“从军中挑出九名勇士，率部驻扎在霍尔与藏区交界之处。令其弗接藏王圣旨不得返回。因之，他们的后裔就称噶玛罗（ka-ma-log）。朵麦南北地区的藏族人，均是藏王遣驻彼地的边防将士之后裔，当地语言中亦保留了相当多的古藏语成分。”[7]噶玛罗（ka-ma-log）即“无旨不得返”的意思。杨士宏在《安木多东部藏族历史文化研究》中也提到“藏王松赞干布时，藏汉冲突较频繁，仅一次松赞干布派大军二十万，进驻今天的阿坝地区，驻守南坪一代的军队称贡布，占领松潘、平武一代的叫达布……这些军队没有赞普的命令不得返回，后人称他们为‘噶玛洛’，他们的后裔在此地繁衍生息”[8]。从这两段文字来看，前文说九名勇士，后文说二十万大军，虽然二者数字相差有些大，但是在历史中也有记载，“吐蕃军队是军事、行政和生产三位一体的组织，称‘东岱’，共有61个东岱，分属五个如。‘东岱’实际上是以某个地区的家族或部落为核心构成。吐蕃出兵远征实际是一次民族迁徙活动”[9]。今天甘肃甘南的卓尼藏区有部分藏族也自称为噶玛罗，但是在平武、文县、南坪一带并未发现这样的自称。

索郎多吉从具体的文化事项中提出了充足的依据：“据历史记载，自藏王松赞干布以来，毡帽是广大藏族人民所喜戴的帽式之一，虽中有废止之势，但值藏习较大的庆典时，仍戴此帽；帽顶插羽毛是藏族人民共同的特点，虽随着历史的发展，后期逐渐停插，但遇到节日庆典时仍有帽顶插上羽毛的传统习惯；现在达布人喜穿的那种衣服，也是藏族人民古已有之的衣式之一，质料较粗的氆氇所制衣裙；达布语就是藏语；无面白版羊皮大衣，藏区城镇人民虽少有穿，但在广大农、牧区，普遍穿这种衣服；神龛设在楼上，这是整个藏族人民的传统习惯……”[10]

西藏历史多以藏文书写，在有限的汉文记载中都写到了藏军的迁徙。《旧唐书吐蕃传》记载，“唐大历十四年（779年）吐蕃发动三路进攻，一入茂州，过汶川及灌江；一入扶、文、过方维、白坝。765年、767年，唐蕃两次和盟，783年，再次于清水结盟，划定双方边界，甘肃地区六盘山、陇山以东属唐朝，以西属吐蕃”。自此，白龙江流域处于吐蕃的实际统治之下。吐蕃王朝崩溃后，驻守在甘青地区的藏军及其家眷和奴仆们并没有退回卫藏，大量藏民“无所归，共相啸合数千人，以盟末自号，居甘肃瓜沙河渭岷廓叠岩间”[11]。这些被称为“盟末”或“浑末”的藏民中，有一部分在白龙江流域的文县一带与氐羌杂居。《阶州直隶州续志》卷三十三亦云：“自恐热之乱，盟末无所统，共相啸聚，每合数千人，以盟末自号。盟末者，吐蕃奴部也。虏法，出师必发豪室，皆以奴从，平居散处耕牧，亦曰浑末。其在阶、文等州者，皆与氐、羌杂处，自分部族。”[12]

凡是持此观点的学者都从唐代吐蕃入侵开始梳理，但值得注意的是，在藏军迁徙在此之前，这里并非无人居住，藏军的迁入与当地土著人之间必是经历了某种互动与协商。以当地人的称谓来判断也不为是一种方法，但是，如果当时东迁的藏军部队确实被称作“达布”、“昆布”，与今天平武白马人所称的“达布”发音一致，但是居住于文县一带的白马人却自称为“打嘎”，整个南坪一带自称为“玛格”，而南坪白马人集中的勿角一带却自称为“格惹”，这一现象则无法解释。

三、羌族说

这一观点是在反对“氐族说”的基础上提出来的。任乃强先生考证认为，《魏略·西戎传》中有多处记载。“其非一种”，“或号曰青氐，或号曰白氐，或号蚺氐”，“中国人即其服色而名之，其种自相号盍稚（he zhi），这就说明他们有一个自己的一致的称谓，是‘盍稚’二音，不是叫氐，氐人是汉人强加给这些族落的称呼”。

质疑了“氐”这一称谓，任先生认为应将这一群体冠之以“羌”。“达布与茂汶羌，那哈和普米等，不肯规划藏族，就不该强以藏族加于他们。现在他们久已不自知其出于羌族了。不但达布如此，便如藏族和普米与茂汶羌，亦都忘记了他们这一族源。”

在历史上，虽然氐与羌的自称、分布、经济生活等各方面各有特点，互有差别，但因两个民族经常交叉杂居，融合，在许多历史文献中，都是氐羌并称，“单言氐者不多”。如《吕氏春秋恃君览》云：“氐羌呼唐，离水之西”；《史记五帝本纪》云：“南抚交趾、北发西戎、析枝、渠、氐羌”；《山海经海内经》云：“伯夸父生西岳，西岳生先龙，先龙生氐羌，氐羌乞姓”；《随书地理志》载：“汶山皆连氐羌”；宋罗泌《路史》“氐羌十数，白马最大”；《明史》卷113载：“天全，古氐羌之地也”……徐中舒先生也认为：“自氐族所建政权的国家崩溃以后，大部分融于汉族，剩下的只有仇池杨氐，称为白马氐。他们与羌族长期杂居，因而同化于羌，后来在《华阳国志》和《后汉书》中又有白马羌之称。”清光绪二年新镌《文县志》也载：“文番，即氐羌遗种。”

但是，无论氐与羌在历史上是否一个民族，今天的羌族与历史上的羌人是否是顺接的概念也尚有不同理解。王明珂在《羌在汉藏之间》中提出今天岷江上游的一部分人群被识别并划定为羌族，是由于他们在中华民族形成的蓝图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作用，“由于羌或氐羌与汉、藏及许多西北、西南非汉族群皆有关联，因此‘羌族’可以成为中华民族下许多民族间的黏着剂。川西的‘羌民’人口虽然不多，但他们被认为是历史上广大的羌与氐羌民族遗裔，他们像一个活的历史见证，对许多近代中国知识分子而言，当代羌族的存在，也证明了相关‘历史’的真实性”[13]。在王明珂看来今天56个民族之羌族的形成过程中不乏中国知识分子的建构，而这一建构与“国族主义”思想息息相关，很大程度上是先有了“中华民族”而后有了今天的“羌族”，岷江上游的这一群体在成为羌族以前，对尓玛人的认同更为普遍，同时其内部还存在着“一截骂一截”的认同倾向。

其实，把白马人识别为氐族与把岷江上游一带的人群识别为羌族具有一定的相似性，所不同的是羌族识别的时间正是“中华民族”之概念的形成时期，而且羌族在此过程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而前者提出的时间则是在“56个民族共同组成中华民族这个大家庭”的格局之后，此时中华民族的概念已经形成，若是再划分民族，则是破坏格局，甚至是“民族分裂”。抛开政治不谈，就白马人族属羌族说的观点来看，一样存在认识论上的偏差。

藏族史学家格勒认为：“氐羌本为一族，后来分支发展为两个民族集团，但两者长期以来的地域相连，经常杂居，难解难分。最后大部分氐人汉化，剩下一小部分或融入羌而称为氐羌，或化于吐蕃，而称为‘蕃’、‘番’，或‘西番’。白龙江流域一带，地处汉、藏、羌三大民族之间，相互同化，融合，影响，最后留下了一个似藏似羌又似汉的民族集团余留——白马藏族。”[14]

还有一些地方史学家也认为白马人应是个独立的民族集团，分别从语文、历史以及体质方面进行考证。[15][16]

这一观点虽然从白马人自身的文化特征与体制特征出发予以考虑，但是白马人作为中华民族的一部分，其文化事项与特征必定也要被包含在以国家政策为引导的民族属性中。中国的“民族”概念来自于西方，受19世纪末传入中国的国族主义的影响，也影响着我们对民族的认识与划分，即便民族划分是特定历史场景的产物，但是其结果是一个既定事实。曾维益先生在“首届白马人民俗文化研讨会”上的发言很好地总结了当下有关白马人族属问题的认识：“首先，从国家政策层面上讲，白马人就是藏族，这是不可改变的，其次，从学术研究的层面上讲，白马人的族属与文化值得进一步探讨与研究……”笔者认同这一观点，其实不仅如此，在今天的研究范式之下再谈白马人的文化，尤其来探讨承载着白马人文化的舞蹈艺术，则能够带给我们更多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