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社会发展的阶级性以及由一种社会形态向另一种社会形态过渡的规律性问题，是马克思历史观的最重要内容。早在《手稿》中，马克思已经触摸到历史发展的两个重要环节：由不动产到动产和由资本主义私有制社会到私有制的扬弃。这是以不太清晰的概念，表述了由封建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以及由资本主义社会到社会主义社会转变的问题。

真正对世界历史过程各社会形态进行具体划分，第一次提出社会形态更替学说的是《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根据所有制形式，划分了部落所有制、古代公社所有制和国家所有制、封建所有制、资产阶级所有制以及共产主义所有制，并根据他第一次揭示的生产力和交往形式相互作用的规律，粗略地勾画了各种社会形态的基本特征，以及它们更替的内在机制。在《经济学手稿（1857—1858）》中，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产以前的各种形式进行了专门的论述。在1859年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马克思把以往全部研究成果概括为一个公式：“大体说来，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作是社会经济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37]马克思关于社会形态的历史划分与演变的论断，表明他把人类历史发展看成是有规律的前进运动。

问题是，马克思关于五种社会形态依次演变的规律性是不是各个国家和民族都必须经历的全部过程？到《资本论》第一卷出版为止，马克思还没有正面做出回答。这个问题是在19世纪70年代后半期到80年代初解决的。

《资本论》对资本主义社会形态作了缜密的剖析，它主要是以当时工业最发达最典型的英国作为范例。但马克思的研究并不限于英国。《资本论》第一卷出版后，马克思广泛地研究了许多国家的经济情况，其中特别是俄国。为了能够对俄国经济发展做出准确的判断，年已半百，工作繁忙的马克思还学会了俄文，通过俄国官方公布的统计材料和学者的著作，对俄国的农村公社，对俄国1861年的改革及其后果做了研究。马克思这段时期的研究，从两个方面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唯物史观。

第一，属于同一社会形态的国家各有自己的特点。

马克思按照物质资料生产方式来划分历史阶段，把世界历史的发展归纳成几种形态，从而揭示了社会现象的重复性和常规性，但他并不否认各国的特点。例如，在1857年至1858年的经济学手稿和《〈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马克思提出亚细亚生产方式，强调了古代东方许多国家生产方式的特点问题。后来在《资本论》第三卷中，马克思把这种分析上升为一般的理论原则，指出：“相同的经济基础——按主要条件来说相同——可以由于无数不同的经验的事实，自然条件，种族关系，各种从外部发生作用的历史影响等等，而在现象上显示出无穷无尽的变异和程度差别，这些变异和程度差别只有通过对这些经验所提供的事实进行分析才可以理解。”[38]历史完全证明了马克思这个科学判断。同样属于封建社会形态，中国不同于欧洲；同样属于资本主义社会形态，英国、美国、日本各有其特点。研究每个国家和民族的历史，不能忽视这种特殊性。

但是，对民族特殊性的研究，并不能否定马克思关于社会形态的学说。这种特殊性是在同一社会形态下的特性，它们必然有许多共同的本质的东西，而且是受唯物史观所揭示的一般规律所支配的。所以马克思在论述差异性的同时，强调：“任何时候，我们总是要在生产条件的所有者同直接生产者的直接关系——这种关系的任何形式总是自然地同劳动方式和劳动社会生产力的一定的发展阶段相适应——当中，为整个社会结构，从而也为主权和依附关系的政治形式，总之，为任何当时的独特的国家形式，找出最深的秘密，找出隐蔽的基础。”[39]同中有异，异中有同，这是历史辩证法的重要原则。

第二，社会形态更替顺序性中的跳跃性。

不仅从横断面看，同一社会形态的各个国家和民族有其特殊性，而且从纵断面看，从历史发展过程来看，社会形态的更替也会有其特殊性。世界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并不排斥各个国家或民族历史发展的特点。马克思对俄国农村公社发展前景的分析，对这个问题作了重要分析。

1877年俄国《祖国纪事》杂志第十期，发表了民粹主义思想家米海洛夫斯基的文章《卡尔·马克思在尤·茹柯夫斯基先生的法庭上》，对《资本论》作了错误解释。为此，马克思写了一封致《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第一次就俄国究竟是“首先摧毁农村公社以过渡到资本主义制度呢，还是与此相反，发展它所特有的历史条件，就可以不经受资本主义制度的一切苦难而取得它的全部成果”[40]的问题发表意见。马克思采取的是严格的科学态度，不是从抽象的原则出发进行简单的肯定或否定，而是把“条件”就在首位[41]，用以作为考虑两种可能性的根据。他说：“如果俄国继续走它在1861年所开始走的道路，那它将会失去当时历史所能提供给一个民族的最好的机会，而遭受资本主义制度所带来的一切极端不幸的灾难。”[42]

上述信件没有寄出。几年以后，俄国革命者维·伊·查苏利奇代表俄国革命者，请求马克思就俄国农村公社的命运和俄国历史发展前景，特别是世界各国由于历史必然性都必须经过资本主义阶段的理论发表看法。马克思写了回信，并为回信拟过三个草稿，对1877年的论点作了更详细的发挥和论述。

马克思坚持历史的辩证法，把俄国农村公社发展前景问题同它所处的环境结合起来，而不是孤立考察农村公社自身。因此他认为，《资本论》对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的分析，既不包括赞成俄国农村公社有生命力的论据，也不包括反对农村公社有生命力的论据，关键在于条件：“或者是它所包含的私有制因素战胜集体所有制因素，或者是后者战胜前者。一切都取决于它所处的历史环境……apriori[先验地]说，二种结局都是可能的，但是，对于其中任何一种，显然都必须有完全不同的历史环境。”[43]

正是根据这个原则，马克思并不否认俄国非资本主义道路的可能性，条件是无产阶级革命。“如果革命在适当的时刻发生，如果它能把自己的一切力量集中起来以保证农村公社的自由发展，那么，农村公社就会很快地变成俄国社会复兴的因素，变为使俄国比其他还处在资本主义制度压迫下的国家优越的因素。”[44]后来在《共产党宣言》1882年的俄文版序言中，马克思重申了这个看法，如果俄国革命将成为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信号而双方互相补充的话，俄国的土地公共所有制的俄国公社便能成为共产主义发展的起点。

马克思也指出了另一种可能性，而且是现实的可能性，这就是公社的解体，资本主义在俄国的发展。因为在当时的俄国农村，已经产生一个由比较富裕的农民组成的农村中等阶级，而且国家的勒索、商人的劫掠、地主的剥削和高利贷者从内部的破坏，使公社面临瓦解的危险：“威胁着俄国公社生命的不是历史的必然性，不是理论，而是国家的压迫，以及渗入公社内部的、也是由国家靠牺牲农民培养起来的资本家的剥削。”[45]

历史终于实现了后一种可能性。俄国在1861年废除了农奴制以后，资本主义，首先是工业资本主义得到了发展。俄国最终没有绕过资本主义发展阶段，而是以自己特有的形式再现了资本主义发展的一般规律。

但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说，马克思晚年关于俄国非资本主义道路发展可能性的设想是错误的、没有意义的。事实正好相反，马克思关于俄国历史前景的推测，包含着历史发展阶段跳跃性的思想，是对他创立的五种社会形态学说的补充。中国革命的胜利以及我国许多少数民族的发展，证明马克思论断的正确性。

问题是不能像某些西方学者那样，把马克思关于历史发展的跳跃性同他关于社会形态更替的一般规律对立起来，以前者否定后者，认为各国的历史发展如瓶坠地，碎片四溅，没有确定的方向。这是一种非决定论的历史观。正如列宁后来所指出的：“世界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不仅丝毫不排斥个别发展阶段在发展的形式或顺序上表现出特殊性，反而是以此为前提的。”[46]

第一，马克思关于社会形态的划分是完全正确的。旧中国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不是独立的社会形态，而是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相结合的变种。至于西方所谓“信息社会”、“后工业社会”，也不是什么独立的社会形态，仍然是资本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以后的发展，我们不知道，也不可能知道，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迄今为止，尽管我们可以发现某种社会形态的变种，但没有一种社会形态超出马克思发现的五种社会形态之外。

第二，马克思关于世界历史发展的顺序性是正确的。尽管并不是每一个国家和民族都完整地依次演进，但它的发展方向同世界历史总的顺序是一致的。某一个国家发展的顺序是原始社会到奴隶社会，而另一个国家则以奴隶社会为起点，由奴隶社会“发展”到原始社会；某一个国家的资本主义社会是在封建社会母胎中孕育成熟的，而另一个国家则是封建社会在资本主义社会母胎中孕育成熟。这种事是不可设想的，从来没有过。历史发展是曲折的，甚至会出现暂时的倒退，但发展的进程是定向的。一个国家的历史发展可以超越某一历史阶段，但它的历史运行的线路，不可能是同马克思揭示的历史规律相反的逆向运动。

第三，马克思关于生产方式内在矛盾及其运动规律的揭示是完全正确的。五种社会形态演变理论的核心内容，是揭示了生产力对生产关系的制约作用，以及由于生产力的发展最终导致一种社会形态过渡到另一种更高的社会形态。某一个国家由于内外条件越过某一历史阶段，并不证明上述规律失效，而是以一种特殊方式实现这一规律。历史发展阶段（即以某种生产关系处于支配地位的社会形态）可以超越，但它所达到的生产力是不能空缺的。如果说社会形态的更迭可以发生跳跃的话，那生产力的相应发展是必不可少的，在封建社会生产力水平的基础上建立和巩固社会主义社会是不可想象的。当马克思设想俄国有可能避免资本主义发展阶段时，指的是它的所有制形式而不是生产力水平和科技成就。在马克思看来，由于俄国农村公社和西方资本主义生产是同时代的东西，“这使得它不必服从资本主义的modusoperandi[活动方式]”，“有可能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享用资本主义制度的一切肯定成果”[47]。可见，从世界历史范围来看，把世界历史作为一个整体来看是不能越过某一历史阶段的，而某一国家或某一民族发生的局部超越，是因为它们所处时代生产力的高度发展，使得它们有可能在人类已经达到的生产力水平上迎头赶上。

世界历史发展的统一性和多样性的统一，这才是完整的唯物辩证的历史观。至于西方某些人根据所谓历史发展的“多线”论，否定资本主义最终会被社会主义所代替，寻找所谓第三条道路，这是明显地渗透着阶级利益的资本主义辩护论。社会主义革命已经证明，并将继续证明这种理论是错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