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下半叶，当恩格斯把全部精力投入《自然辩证法》和《反杜林论》的写作，致力于阐述辩证唯物主义自然观和把马克思主义系统化时，马克思则致力于原始社会和东方社会的研究。他写于1879年至1881年间的五个读书笔记：《柯瓦列夫斯基〈公社土地占有制，其解体的原因、进程和结果〉一书摘要》、《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梅恩〈古代法制史讲演录〉一书摘要》、《拉伯克〈文明的起源和人的原始状态〉一书摘要》、《菲尔〈印度和锡兰的雅利安人村社〉一书摘要》，就是这类研究的见证。上述马克思致俄国《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和查苏利奇的信中所发挥的理论，不是偶然迸发的天才火花，而是这种研究，特别是对东方土地公社制度研究的结晶。

国内外学者都非常注意研究马克思主义和人类学的关系，强调人类学在马克思主义形成和发展中的特殊作用。有的学者甚至认为，马克思的思想发展路线是从早期的哲学人类学到晚年的经验人类学。其实，这些被称为人类学笔记的摘要，既不是哲学意义上的人类学（人本学），也不单纯是社会学意义上的人类学，而是历史研究，是马克思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对原始社会和东方社会的历史研究。它的研究对象不是人自身，而是社会。它研究前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特别是原始社会发展的规律性。

马克思终生致力于资本主义社会研究。他花费40年时间从事《资本论》的准备和写作。马克思也很重视对前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的探讨，这是更深刻地剖析资本主义社会所必需的。可是由于史料的缺乏，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马克思对史前人类社会的状况并不十分清楚。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把部落所有制作为人类历史发展的第一种所有制形式，实际上是把它作为人类的史前状态。他描述了这时的状况，说：“社会结构只局限于家庭的扩大：父权制的酋长、他们所管辖的部落成员以及奴隶。隐蔽地存在于家庭中的奴隶制，只是随着人口和需求的增长，随着同外界往来的扩大而逐渐发展起来的。”[48]还说：“家庭中的奴隶制是最早的所有制”，“在那里妻子和孩子是丈夫的奴隶”[49]。很显然，当时在马克思看来，部落所有制中隐蔽地存在着家庭奴隶制，社会结构是父权制，它是家庭的扩大。这说明马克思对母权制和父权制、个体家庭和氏族、公有制和奴隶制的区分和关系还不清楚，把家内奴隶制看成历史的最早的社会形态。

在《经济学手稿（1857—1858）》中，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产以前的各种形式进行了研究。在谈到亚细亚的所有制形式时，马克思说：“在这种土地所有制的第一种形式中，第一个前提首先是自然形成的共同体：家庭和扩大成为部落的家庭，或通过家庭之间互相通婚[而组成的部落]，或部落的联合。”“人类素朴天真地把土地看做共同体的财产，而且是在活劳动中生产并再生产自身的共同体的财产。每一个单个的人，只有作为这个共同体的一个肢体，作为这个共同体的成员，才能把自己看成所有者或占有者。”[50]正因为这样，马克思在1859年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把亚细亚生产方式看作社会发展的第一个形态，用以取代《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部落所有制，认为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是社会经济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这说明，马克思开始了解到土地公有制是历史的起点，是人类最早的所有制关系。

但是，到这时为止，马克思对原始社会的状况仍不甚了解。不仅马克思如此，当时整个学术界对原始社会状况尚缺乏研究。

重要的转折是19世纪60年代。巴斯蒂恩《历史上的人类》、梅恩《古代法》、巴霍芬《母权论》、麦克伦南《原始婚姻》、泰勒《人类的原始历史》、拉伯克《文明的起源和人的原始状态》、摩尔根《血亲制度》和《古代社会》，等等，在十多年内相继出版，对原始社会的家庭、婚姻、氏族、母权制和父权制进行了研究。

其中特别是摩尔根《古代社会》具有重要的科学价值。摩尔根通过自己长期广泛的调查研究，发现了原始社会的社会结构，证明母系氏族是原始社会的基本单位，阐明了家庭形式的演变规律，表明了家庭形式和婚姻形式在原始社会中的作用，说明了私有制的产生导致专偶制家庭的产生和文明社会的建立。恩格斯说：“关于人类原始史，直到1877年，摩尔根才给我们提供了理解这一历史的钥匙。”[51]马克思对《古代社会》一书十分重视。他在摘要中，改变了摩尔根原著的体系结构，剔除其中的错误观点，对有价值的东西作了详细的摘录。马克思通过研究《古代社会》和其他著作，比较深入地研究了原始社会，填补了他自己科学研究中的一项空白。

马克思肯定原始社会血缘关系的客观性。他在驳斥格罗特把血缘关系看作观念关系时说：“亲爱的先生！不是观念的，是物质的，用德语说是肉欲的！”[52]血缘关系和亲属制度不同，这一点摩尔根看到了，他认为家庭是一个能动的要素，它从来不是静止不动的，而亲属制度是被动的，它把家庭经过一个长久时期所发生的进步记录下来，并且只有当家庭已经根本变化了的时候，它才发生根本变化。马克思肯定摩尔根的这一看法并做了进一步的发挥，他说，同样，政治的、宗教的、法律的以至一般哲学的体系，都是如此。这样，马克思把血缘关系在原始社会中的作用放在一个突出的地位。

马克思也改变了自己以往对原始社会中个体家庭和氏族关系以及母权制和父权制的序列的看法。原来认为，一夫一妻制的个体家庭先于氏族，氏族是家庭的集合体，是家庭的扩大；历史上最早出现的是父权制家庭，家庭成员奴隶般地处于父权支配下。通过研究，马克思吸收了摩尔根的合理思想，肯定原始社会的基本单位是氏族，而不是个体家庭；氏族先于个体家庭。母系氏族先于父系氏族。马克思在驳斥格罗特把罗马家庭的特征套到荷马时代的希腊家庭时说：“按起源来说，氏族要早于专偶制和对偶制家庭；它是和普那路亚家庭大致同时的东西，但是这些家庭形式没有一个是氏族的基础。”他说：“氏族一旦产生，就继续是社会制度的单位。”[53]

马克思还通过对原始社会的研究，论述了国家的起源和实质。他在驳斥梅恩时说：“不幸的梅恩本人也根本不知道：在存在国家（在原始公社等之后）——即政治上组织起来的社会——的地方，国家决不是第一性的；它不过看来如此。”在讲到道德时，他又说：“以‘道德的’形式存在而论，它们始终是派生的，第二性的，决不是第一性的。”[54]

马克思还摒弃了在《手稿》中把共产主义看成人性复归的观点，而着重强调它是在更高阶段上重复原始共产主义社会的特征：“社会的瓦解，即将成为以财富为唯一的最终目的的那个历程的终结，因为这一历程包含着自我消灭的因素……这（即更高级的社会制度）将是古代氏族的自由、平等和博爱的复活，但却是在更高级形式上的复活。”[55]

人的个性的发展，并不是人的本质的要求和自我实现，而是受经济条件制约的。马克思结合原始社会及其解体的历史深刻地阐明了这个道理。他说：“先是个性摆脱最初并不是专制的桎梏（如傻瓜梅恩所理解的），而是群体即原始共同体的给人带来满足和乐趣的纽带——从而是个性的片面发展。但是只要我们分析这种个性的内容即它的利益，它的真正性质就会显露出来。那时我们就会发现，这些利益又是一定的社会集团共同特有的利益，即阶级利益等等，所以这种个性本身就是阶级的个性等等，而它们最终全都以经济条件为基础。”[56]这说明马克思晚年的“人类学”笔记，同抽象的人本主义是风马牛不相及的。

此外，马克思通过对原始社会组织结构的研究，发现土地公有制是原始社会的共同特征，而土地私有制是文明时代的特征。这就接近突破以往认为人类全部历史都是阶级斗争史的看法。

马克思于1883年3月14日逝世。他的许多光辉思想来不及成书，后来都被吸收到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成为整个马克思主义体系的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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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沿着人类探索历史规律的道路前进。他以毕生的精力从事研究，终于透过历史的表层——人们的意识和自我意识，走向历史的深处，发现了支配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

马克思主义是在斗争中发展的。与无产阶级革命道路的曲折性相一致，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和传播也经历了**和低谷。在马克思主义中，唯物史观遭受的非难和攻击特别多。某些资产阶级学者和西方“马克思学”，或者把唯物史观歪曲为庸俗经济决定论、抽象的异化和人本主义理论；或者企图用技术决定论、多因素论、心理决定论等来代替和补充唯物史观。历史最终会证明这一切都是徒劳的，马克思在历史领域中所取得的伟大成就是决不会丧失的。马克思揭示了历史的真理，但并没有结束真理的历史，我们应该沿着马克思开辟的道路前进。

[1] 关于导言的写作日期，学术界有不同看法。例如苏联学者巴加图利亚就不同意《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确定的日期。他说：“正如研究所表明，原先确定《导言》的写作时间为8月底（23日）至9月中，这是没有充分根据的。马克思大概在不晚于8月底的几天之内就写完了它。”这个问题对考据学来说也许是重要的，但对理论来说，前后相差半个月并无实质性的意义。

[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404—40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63。

[4]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5]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3页。

[6]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14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

[8]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1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9]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1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10]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12页。

[1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1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1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3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13]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27页。

[14]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9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15]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32—3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1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1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1册，30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1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10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19]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3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

[20]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49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2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21页。

[2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111页。

[2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1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2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99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

[2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8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62。

[2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10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2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3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

[2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218—21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

[29]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37—3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30]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15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3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85、8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3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23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3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234页。

[3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36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

[3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361页。

[3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36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

[37]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3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3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89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

[39]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891—892页。

[40]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12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63。

[41] 马克思说：“极为相似的事情，但在不同的历史环境中出现就引起了完全不同的结果。如果把这些发展过程中的每一个都分别加以研究，然后再把它们加以比较，我们就会很容易地找到理解这种现象的钥匙；但是，使用一般历史哲学理论这一把万能钥匙，那是永远达不到这种目的的，这种历史哲学理论的最大长处就在于它是超历史的。”（同上书，131页）

[4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12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63。

[4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43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63。

[4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441页。

[4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44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63。

[46] 《列宁选集》第4卷，69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4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436、43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63。

[4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2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

[49]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36—37页。

[50]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47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5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34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5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5卷，50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

[5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5卷，645、64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

[5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5卷，646页。

[5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5卷，398页。

[5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5卷，646—64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