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问题是政治学的问题，但如何考察和认识国家的本质是个历史观的问题。国家问题是政治斗争的枢纽。马克思非常重视国家问题，它是马克思创立唯物史观的一个突破点。正是通过清算和批判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国家观，马克思打开了通向唯物史观的大门。

早在《莱茵报》时期，马克思在《摩塞尔记者的辩护》中就反对用掌权人物的个人意志来解释国家，强调必须研究决定国家本质的各种关系的客观本性。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马克思批判了黑格尔的国家学说，提出了市民社会决定国家的原理，为唯物史观奠定了第一块基石。而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完全达到了对国家本质的唯物主义理解。他不仅揭示了以普遍利益形态出现的国家是虚假的共同体，并且用阶级斗争的观点总结了国家制度演变的实质，强调国家内部的一切斗争，如民主政体、贵族政体、君主政体相互之间的斗争，争取选举权的斗争，等等，归根结底是各个不同阶级之间的斗争。马克思的这些论断，包括对以往特别是法国历史经验的总结，缺乏现实经验的检验和论证。1848年欧洲革命的经验填补了这个重要空白。特别是从中总结出来的关于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和无产阶级专政历史使命的论述，把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推进到一个新阶段。

政治制度是在一定的社会经济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上层建筑的核心。它既包括政权的阶级属性，也包括统治阶级借以实现自己统治的形式。马克思通过总结1848年革命的经验，对后一方面，即资产阶级政治制度形式的演变的实质作了深刻的论述。马克思从阶级斗争和阶级力量对比的变化中考察资产阶级的国家制度，坚持彻底的历史唯物主义原则。

马克思把法国的二月革命时期，即从1848年2月24日到5月4日（从路易-菲力普被推翻到制宪会议开幕），称为革命的序幕、普遍联欢的喜剧。这个时期仓促建立的政府是临时政府，各个阶级的代表，如王朝反对派、共和派的资产阶级、民主共和派的小资产阶级和社会主义民主派的工人，都在二月政府中临时取得了位置。虽然每个政党都按照自己的观点来解释这个临时政府，例如夺取了二月革命胜利的工人把它宣布为社会共和国，实际上这个所谓临时政府是资产阶级性质的政府。但由于阶级力量对比关系，临时政府就其构成成分来说表现为共同推翻七月王朝的各个阶级间的妥协和分享胜利果实。

当巴黎无产阶级陶醉于二月革命的胜利，沉湎于“社会共和国”的幻想中时，反对无产阶级的势力进行集结和组合，并对无产阶级发动进攻。马克思把这段时期，即从1848年5月4日制宪国民议会的召开到12月10日路易·波拿巴当选总统称为纯粹的资产阶级共和派专政。制宪国民议会公然宣布建立共和国，但不是无产阶级在二月街垒战中幻想的社会共和国，而是资产阶级共和国：“国民议会所宣告成立的、唯一合法的共和国，不是一种反对资产阶级制度的革命武器，而是在政治上对它实行的改造，是在政治上对资产阶级社会重新加固，——简言之，就是资产阶级共和国。”[29]在六月无产阶级起义者尸骨堆上建立的资产阶级共和国，无非是全体资产阶级借人民的名义进行的统治，它的任务是巩固资本统治和奴役劳动者。因此由被幻想为“社会共和国”的临时政府到资产阶级共和国，表明阶级关系和阶级力量对比的变化，无产阶级由同盟者变成敌对者，由二月革命的胜利者变成六月起义的失败者。

但是纯粹的资产阶级共和派专政为时不久。资产阶级共和派由于对无产阶级的镇压，以及推行的损害小资产阶级和农民的税收和财政政策，所以在同拥护君主政体的保皇派的斗争中处于劣势。路易·波拿巴当上了总统，并通过政变最终登上了皇帝宝座，恢复了帝制。由议会制的资产阶级共和国倒回到帝制不是偶然的，它反映了资产阶级对人民的恐惧：“本能告诉他们，共和制虽然完成了他们的政治统治，同时却破坏着这一统治的社会基础，因为他们现在必须面对各个被奴役的阶级并且直接和它们斗争，不能用王冠作掩护，也不能用相互之间以及和王权之间的次要斗争来转移全国的视线了。由于感觉到自己软弱无力，他们才不得不在他们阶级统治的完备的条件面前退缩下来，力图返回到那些不大完备、不大发达、因而危险也较少的阶级统治的形式上去。”[30]并不是保皇主义的回忆和对旧王朝的依恋促使帝制的恢复，而是现实的阶级利益的需要。大地主和大资产阶级需要王冠，需要在王冠下实现自己的统治。至于王冠没有戴在波旁王室或奥尔良王室的头上，而是为科西嘉人路易·波拿巴所篡夺，这并没有改变事情的本质。

马克思把1848年法国革命时期资产阶级专政的政治形式的变化，同对革命的下降路线的分析结合在一起。从二月革命的“社会共和国”到议会制的资产阶级共和国，再到路易·波拿巴的第二帝国，这种政治形式的变换不已，是阶级斗争借以进行的场所，又是阶级斗争的结果。每种政治形式都是阶级力量对比变化的凝聚物。马克思通过总结法国1848年革命经验，使他先前提出的关于市民社会决定国家的原理得到进一步的深化，找到了由市民社会向国家领域过渡的“中介”。

马克思还通过总结法国革命的经验，揭示了资产阶级国家政权的发展规律：

第一，官僚化和军事化。资产阶级国家是在封建国家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它进一步发展了专制君主制所开始的中央集权制，并扩大了政府权力的容量、属性和帮手的数目。例如在法国，在君主专制时代就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官僚机构和军事机构，有复杂而巧妙的国家机器，有50万人的官吏队伍和50万人的军队。资产阶级革命胜利后并没有消灭这个官僚机器，相反还进一步官僚化和军事化，以便实现自己的统治。如果没有军队、警察、监狱、官僚，没有庞大的行政机构和军事力量，资产阶级就不可能实现自己的专政。资本主义社会是以阶级对抗为基础的。阶级利益的对立和少数人对多数人的统治这一根本性质，决定了资产阶级国家政权的官僚化和军事化的必然趋势。

第二，限制议会权力，扩大行政权力。在资产阶级反对封建专制制度的斗争中，议会起了进步的作用。但当资产阶级确立自己的统治权后，议会成为资产阶级实现统治的形式。它和行政权相结合，都是资产阶级国家机器的组成部分。在法国二月革命以后成立的制宪国民议会，从成立之日起，就反对无产阶级，以实现资产阶级的统治为目的。但资产阶级专政的真正力量并不是议会，而是行政权力。它的全部政策的实施和制定都是在政府内部进行的。资产阶级国家发展的规律，是尽量扩大行政权力，限制议会权力，力图把议会降低为资产阶级专政的装饰品和清谈馆。例如在当时的法国，行政权力支配着50万以上的官吏，管制、控制、指挥、监视着整个社会，它无处不在、无所不知；而议会只是依靠辩论生存的场所，尽管议员们“在国民议会讲坛上热情奔放，大发议论”，实际上“非常无能”。为此，马克思批评了“议会迷”，即迷信议会，把议会放在行政权力之上，认为议会可以控制和支配行政权的人。他说：“1848年以来，在全欧洲大陆上流行着一种特殊的病症，即议会迷，染有这种病症的人就变成幻想世界的俘虏，失去一切理智、一切记忆，失去对外界世俗事物的一切理解。”[31]这当然不是说，无产阶级应该拒绝议会斗争，而是说应该弄清资产阶级议会的本质，弄清议会斗争的条件和局限。

第三，民主的扩大与缩小。尽管资产阶级专政可以采取不同的国家形式，但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说，“争取国家形式的斗争似乎是空洞的、幻想的和毫无意义的”。事实上，对无产阶级的革命来说，“不掩盖社会矛盾，不用强制的因而是人为的办法从表面上制止社会矛盾的国家形式才是最好的国家形式。能使这些矛盾进行公开斗争，从而获得解决的国家形式才是最好的国家形式”[32]。这种政治形式就是资产阶级的民主共和国。因为它提供的自由和民主，有利于宣传、训练、组织无产阶级进行斗争。

资产阶级的自由和民主，尽管是狭隘的、残缺不全的，但比起封建专制制度是一个巨大的进步。资产阶级自身的发展需要自由和民主，但它又给了无产阶级一种反对自身的武器。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指出：“资产阶级正确地了解到，它为反对封建制度而锻造出来的各种武器都倒过来朝向它自己了，它所创造的一切教育手段都转过来反对它自己的文明了，它创造的所有的神都离弃了它。它了解到，一切所谓的市民自由和进步机关，都侵犯它的阶级统治，并且既威胁它的社会基础，又威胁它的政治上层。”[33]这样，资产阶级一方面宣布自由与民主，另一方面又心惊胆战地提防无产者对它的“利用”，因而尽量限制和缩小自由。例如法国1848年的宪法规定，人身、出版、言论、结社、集会、教育和信教等等自由，是法国公民的绝对权利，然而它总是加上一个附带条件，说明它只有在不受他人同等权利和公共安全或法律限制时才允许享有这种权利。“宪法的每一条本身都包含有自己的对立面”，“在一般辞句中标榜自由，在附带条件中废除自由”[34]。而且资产阶级完全可以保证“公共安全”（实际上是资产阶级社会的安全）或触犯法律为名，剥夺他人享有的自由。因此资产阶级力图限制和缩小人民享有的自由和民主权利，无产阶级则反其道而行之。这种斗争构成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斗争的一个重要方面。

更加深刻的是，马克思通过对法国1848年革命中资产阶级专政的政治形式的更迭，特别是路易·波拿巴政变后政权更加官僚化和军事化的分析，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这部光辉著作中得出了一个对无产阶级革命至关重要的结论。马克思认为，以往的一切革命都是使官僚化的国家机器更加完备，而不是把它毁坏。法国1848年争夺统治权的各个政党，都是力图夺取现成的政权，把这个庞大的国家机构的夺得视为自己胜利的主要战利品，而无产阶级革命的任务是打碎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关于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的论点是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中的基本结论，它科学地解决了如何用无产阶级专政代替资产阶级专政的问题。

马克思关于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的论断，不是唯意志论、无政府主义，而是建立在唯物史观的基础上，是以对资产阶级国家的本质分析为依据的。马克思反对的是资产阶级国家机器的高度官僚化和军事化，反对的是它极力维护少数人的利益而对劳动人民进行镇压的阶级属性，而不是反对国家作为国家所具有的某些共同特征。例如马克思认为打碎国家机器丝毫也不危及中央集权制。官僚政治所实行的中央集权制是还受封建制度累赘的一种低级的粗糙的形态。“现代社会所需要的国家中央集权制，只能在和封建制度斗争中锻炼出来的军事官僚政府机器的废墟上建立起来。”[35]无产阶级专政国家的中央集权制是以广泛的民主为基础的，是民主和集中相结合的制度。

再如，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绝不是全盘否定资产阶级国家在执行某种社会职能中所积累的行政经验和管理经验。国家是阶级压迫的工具，但又执行某种管理和干预经济的社会职能。这两者是相互结合、相互渗透的。阶级统治以执行某种社会职能为基础，而在管理中又体现着一定的阶级利益。以往的一切国家都是这样。马克思1853年在《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一文中，对于古代亚洲各国政府举办公共工程，经营河谷灌溉，注重水利的经济职能作了论述。同样，现代资产阶级国家也必须执行某种社会职能和经济职能。无产阶级在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后，在加强自身政权的建设过程中，应该总结、分析和吸收以往的经验。

无产阶级专政是新型国家。作为国家来说，它当然包括镇压职能，即对敌人的专政。但镇压职能并不是无产阶级政权的唯一职能，它必须执行经济职能和其他社会管理职能，以便为将来向共产主义社会过渡创造条件。马克思从来没有把无产阶级专政当作目的自身。马克思是在《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中第一次明确提出无产阶级专政这个概念的。正是在这里，马克思同时规定了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这种专政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差别，达到消灭这些差别所由产生的一切生产关系，达到消灭和这些生产关系相适应的一切社会关系，达到改变由这些社会关系产生出来的一切观念的必然的过渡阶段。”[36]

后来在1852年3月5日致约·魏德迈的信中，马克思进一步归纳了自己从唯物史观角度对1848年革命所做的总结，并把它看作自己的独特贡献。他说：“无论是发现现代社会中有阶级存在或发现各阶级间的斗争，都不是我的功劳。在我以前很久，资产阶级的历史学家就已叙述过阶级斗争的历史发展，资产阶级的经济学家也已对各个阶级作过经济上的分析。我的新贡献就是证明了下列几点：（1）阶级的存在仅仅同生产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相联系；（2）阶级斗争必然要导致无产阶级专政；（3）这个专政不过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和进入无阶级社会的过渡。”[37]在这里，不仅从理论上初步纠正了《共产党宣言》中把以往一切历史都看成阶级斗争史的提法，强调阶级的存在与生产发展的内在联系，论述了无产阶级专政产生和消亡的必然性，并重申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使命是通过彻底消灭一切阶级差别而过渡到无阶级社会。

在一定历史阶段内，无产阶级的国家政权当然应该巩固，这是全体人民的根本利益所在。但它不能依靠无限制地扩大政府机构的组织、权限和容量，也不是片面强化专政职能。要科学地研究社会主义国家机器运转的机制和功能，进行科学决策和科学管理，高效率地发挥它的各种社会职能，以便大力发展生产力，促进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建设。所谓政权即镇压之权，是历史唯心主义的国家观。其实即使是剥削阶级的国家，也不可能单纯依靠暴力来维持自身的生存。马克思在分析1848年欧洲革命时，针对当时法国和德国资产阶级借助于暴力镇压无产阶级的情况得出一个结论：“刺刀尖碰上了尖锐的‘经济’问题也会变得像软绵绵的灯芯一样。”[38]尽管当时欧洲没有像马克思所期待的那样发生无产阶级革命，但马克思的这个论点本身是历史唯物主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