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是各个阶级及其政治代表最积极的活动时期。登上政治舞台前台表演的各种人物，既有叱咤风云的革命斗士，也有阴险诡诈的政客；既有推动历史发展青史留名的英雄，也有阻碍历史发展遗臭万年的奸佞。各个阶级及其代表人物之间的复杂斗争，他们的兴衰胜负，构成了一组组具有戏剧效果的历史画面。

1848年的法国革命就是这样。当时各个阶级都积极活动着，有在六月革命中被镇压下去的无产阶级，有自以为稳操胜券的资产阶级，有勇于言辞而怯于行动的小资产阶级，有在闭塞落后的小块土地上挣扎的小农，也有一心图谋复辟旧王朝的大地主和大资产阶级。有各种代表人物，有代表工人的布朗基、巴尔贝斯、拉斯拜尔，有代表小资产阶级的赖德律洛兰，也有号称代表工人实际上是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的路易·勃朗，还有以沽名钓誉者、议员、银行家和律师为代表的，聚集在巴黎《国民报》周围的资产阶级政治人物，他们的首领是卡芬雅克、马拉斯特。但历史似乎在嘲弄人们，经历过革命洪流冲洗的法国，最后却落入了路易·波拿巴手中。路易·波拿巴1848年12月被选为总统，1851年12月2日发动政变，解散立法议会。一年以后，他仿效他的伯父复辟帝制，登上了皇帝的宝座。

路易·波拿巴的政变，像晴天霹雳一样震惊了整个政治界。有的人出于道义的愤怒而大声谴责，但所有的人都只感到惊异，而没有人理解问题的实质。例如1852年出版的维·雨果的《小拿破仑》和蒲鲁东的《从十二月政变看社会革命》，都说明了这一点。

雨果对路易·波拿巴进行谴责，对他进行了尖刻和俏皮的抨击，但他没有能力分析法国的阶级状况，不理解使路易·波拿巴的政变获得成功的条件，而把政变只看做个人的暴力行为。似乎路易·波拿巴完全凭借个人的意志和力量，在一天之内，就改变了法国的历史面貌。雨果着力揭露波拿巴的冒险家的丑恶本质，但他却没有觉察到，当他片面渲染这个阴谋家表现了世界历史上空前强大的个人主动作用时，他就不是把这个人写成小人物而是写成伟大的英雄。

与雨果相反，蒲鲁东在《从十二月政变看社会革命》中陷入了纯客观主义。他竭力从历史自身寻找政变的因果联系，把政变描绘成一种历史必然性，是以往历史发展的结果。路易·波拿巴变成了历史必然性的傀儡和工具。这样，蒲鲁东“对这次政变所作的历史的说明，却不知不觉地变成了对政变主人公所作的历史的辩护”[39]。

在当时众多的评述路易·波拿巴政变的著作中，只有马克思写于1852年的《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才真正作了卓越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分析。马克思既分析了当时阶级斗争的状况，分析了二月革命以后法国历史的全部进程以及由此造成的条件和态势，把路易·波拿巴的活动放在确定的历史背景下，又考察了他的个人品质，考察了他施展的流氓手段和全部阴谋诡计，这样就弄清楚了究竟是什么原因，“使得一个平庸而可笑的人物有可能扮演了英雄的角色”[40]。

《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是一部重要的历史唯物主义著作，按照恩格斯的说法，“这是一部天才的著作”[41]。马克思通过对刚刚发生的政变所做的透彻分析和预测，对历史观中的一些重大问题，例如主体与客体的关系问题，以及如何评价历史人物的问题作了卓越的阐述。

正如在认识论领域中一样，历史观中同样存在主体与客体的关系。它们是交叉的、叠合的，但又不完全等同。从主体来说，作为认识的主体和历史主体是同一个主体，即实践着的、现实的人；从客体来说，不仅历史的客体是认识的对象，而且作为认识和改造对象的自然界，通过物质资料生产变成历史的因素，变成人与人之间相联系的纽带。没有自然界，当然也没有人类社会，没有人类发展的历史。但它们考察的角度不一样。认识论着重研究的是主体认识的规律，即主体通过什么样的认识过程、途径和方法，达到对客体的真理性认识，而历史观着重研究的是人类活动所创造的客体——社会——自身的规律。在认识论中，我们不能抽象地说没有主体就没有客体，而在历史观中则完全可以说，没有人类的活动就没有社会和历史。但不能由此得出结论，历史领域没有客体，只有主体，只有人及其活动。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的全部分析，正是从唯物辩证地解决历史领域中的主客体关系入手。他深刻地指出：“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42]

“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这就是说，马克思肯定人是历史的主体。创造历史的既不是绝对观念，也不是天命与神意，而是人类自己。人类以自己的活动谱写了自己的“历史之歌”。

马克思还对作为历史创造主体的人进行了分析。同着重探讨人的思维结构、认识结构的认识论不同，唯物史观分析的是人的社会结构。马克思在总结法国1848年至1851年的历史时，分析了各个不同阶级、不同政党和派别，各种不同类型的人物。不仅揭示了阶级、政党及其代表人物间的关系，而且揭示了它们在历史发展中的不同地位和作用。这样，“人是历史主体”的论断并没有使真实的历史淹没在抽象的哲学原则之中，使历史丧失自己的个性，相反，它使历史在人的活动中真正显示出自己的时代特色和真实内容。

历史是人自己创造的，但人并不能随心所欲地创造历史。尽管人们的一切活动都必须经过思维着的头脑，它表现为热情、欲望、意志和目的，但人的行为和动机有着社会制约性。这种制约人的行为和动机的条件，就是社会环境，它是人们借以活动的历史舞台。在这些条件中，归根结底起首要决定作用的是经济条件，即物质资料生产方式，其次是政治条件，即由生产方式决定的阶级结构和政治制度，以及存在于人们头脑中的意识传统。对于每一代人来说，这些条件不是自我设计的，而是前一代人活动的结果。它是既成的、给予的、继承的。人们不能自由选择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也不能主观确定阶级结构，连已死的先辈们的意识传统，也像梦魇一样纠缠着活人的头脑。

马克思充分肯定人的历史主体地位，肯定人的创造力，但又科学地揭示了人的思想和行为的制约性，研究了那制约历史发展进程的一般规律。历史规律并不存在于人的行为之外，而是存在于人的行为之中。它通过无数的单个意志和行为的相互冲突、相互矛盾为自己开辟道路。马克思的历史观是唯物辩证的，他把人的主体地位和历史规律的客观性结合在一起，既反对宿命论又反对唯意志论。

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正是从上述历史观的高度，通过对路易·波拿巴这种人物的产生、历史作用，政变获得暂时成功的原因以及结局的预测，表达了马克思对如何分析和评价历史人物的基本看法。

马克思在分析法国1848年至1850年阶级斗争时说过，“如爱尔维修所说的，每一个社会时代都需要有自己的伟大人物，如果没有这样的人物，它就要把他们创造出来”[43]。马克思的这个论断，不仅适用于对历史起进步作用的伟大人物，也适用于那些阻碍历史发展的反面人物。路易·波拿巴就是这样。虽然他不可一世，趾高气扬，但他对自己成为历史“必要人物”的真正原因并不理解，片面夸大自己。马克思一针见血地指出：“波拿巴的作用日益增长是当时的环境造成的，而他本人却相信，这仅仅是由于他的名字有魔力和他一贯模仿拿破仑的缘故。”[44]

马克思所说的环境，是指社会环境，即法国1848年的阶级斗争，以及革命沿着下降路线所形成的政治态势。法国的菲力普王朝被二月革命推翻了，接着无产阶级在六月起义中遭到残酷镇压，但资产阶级共和派和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又为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秩序党所击败。法国处在不停的政治动乱之中。资产阶级发出了“没有终结的恐怖，还不如令人恐怖的终结”的惊叫。由于他们感到自己软弱无力，他们宁愿放弃资产阶级共和国的统治形式，“力图返回到那些不大完备、不大发达、因而危险也较少的阶级统治的形式上去”[45]。路易·波拿巴这样的人物正符合他们的需要。

历史人物的产生取决于时代的需要，因此他必然具有他那个时代和阶级的特性。在研究历史人物时，比较研究是可以的，但必须反对肤浅的历史对比，即撇开每个历史人物的时代和阶级特性，仅仅抓住某些表面的相似之点。由于阶级斗争以及阶级斗争的经济条件的差别，由这种斗争所产生的政治人物之间必然是不同的。马克思特别强调了这一点。他说：“我希望，我这部著作对于清除那种特别是现今在德国流行的所谓凯撒主义的书生用语，将会有所帮助。在作这种肤浅的历史对比时，人们忘记了最主要的一点，即在古代的罗马，阶级斗争只是在享有特权的少数人内部进行，只是在富有的自由民与贫穷的自由民人之间进行，而从事生产的广大民众，即奴隶，则不过为这些斗士充当消极的舞台台柱。……由于古代阶级斗争同现代阶级斗争在物质经济条件方面有这样的根本区别，由这种斗争所产生的政治怪物之间的共同点也就不能比坎特伯雷大主教与最高祭司撒母耳之间的共同点更多。”[46]

马克思在对1848年法国革命中的人物，特别是对路易·波拿巴的分析中始终坚持这种唯物辩证的方法。他处处揭穿路易·波拿巴刻意模仿他的伯父，把拿破仑的名字作为戴在自己头上的花环的诡计和幻想，强调他们之间的差别。马克思发挥了黑格尔的一个历史观点。黑格尔认为，一切伟大的世界历史事变和人物，可以说都出现两次，马克思补充说，第一次是作为悲剧出现，第二次是作为笑剧出现。例如在法国资产阶级革命中，两度出现拿破仑称帝，第一次是伯父拿破仑第一，第二次是侄儿拿破仑第三，相隔近半个世纪。时代不同，他们的历史地位和作用也就迥然不同。尽管侄儿冒充伯父，终属两类人物。拿破仑第一是革命的资产阶级的代表，是旧的封建制度的摧毁人。他的统治是暴虐的，但比起被他打倒的王公贵族来说却要平和得多。他企图以战争的形式巩固和推行资本主义制度，他摧毁了神圣罗马帝国，传播了拿破仑法典。拿破仑第一的失败是英雄末路，是一出悲剧；而拿破仑第三则是害怕彻底进行反封建革命的资产阶级代表，他缩小和剥夺革命已经取得的民主成果，阻止革命向有利于劳动者的方向发展。路易·波拿巴的称帝，只不过是历史的笑料而已。

路易·波拿巴政变获得成功，并不像雨果所说的是由于他个人发挥了空前强大的主动作用，而是客观条件造成的。在这些条件中，除了各派政治力量在相互斗争中遭到削弱，行政权空前扩大，议会权力破产，路易·波拿巴把行政权集中在自己手里外，还由于他得到法国人数最多的小农的支持。马克思指出：“而各个小农彼此间只存在地域的联系，他们利益的同一性并不使他们彼此间形成共同关系，形成全国性的联系，形成政治组织，就这一点而言，他们又不是一个阶级。因此，他们不能以自己的名义来保护自己的阶级利益，无论是通过议会或通过国民公会。他们不能代表自己，一定要别人来代表他们。他们的代表一定要同时是他们的主宰。”[47]由于拿破仑是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中的代表人物，是封建制度的反对者，这一历史传统在法国农民中间造成一种迷信，以为一个名叫拿破仑的人将会把一切失去的福利送还他们。对伯父的回忆、眷恋，使小农对侄儿产生幻想和期待。当然，路易·波拿巴并不代表革命的农民，而是保守的农民。他代表的不是农民的开化，而是农民的迷信；不是农民的理智，而是农民的偏见；不是农民的未来，而是农民的过去。但是法国小农在当时的政治态度，却成为保证波拿巴政变获胜的重要条件。

马克思并没有把客观条件和个人作用对立起来，他重视波拿巴个人的一些特性对于他承担的角色起着重要的作用。马克思分析了这个人的政治品质和道德品质，使人们看到，由波拿巴而不是别人充当这个角色不是没有个人原因的。马克思把波拿巴称为“流氓无产者阶级的首领”、“肮脏人物”、“老奸巨猾的痞子”，说他“不是一个夜间决定白天要干什么的人，而是一个白天作决定却在夜间采取行动的人”[48]。马克思描绘了波拿巴纵横捭阖、用腊肠和烧酒收买社会渣滓的卑鄙伎俩。道德问题，对于一个普通人来说只是一个个人品质问题，而对于历史人物来说却是可以在历史上打上烙印的重要因素，正如婚姻对普通人纯属私事，而欧洲历史上的政治联姻却是个重大政治问题一样。唯物史观并不拒绝对历史人物个人品质甚至心理的分析，但它不局限于道德的评价，而注重它的历史意义。马克思肯定个人的作用，包括他所具有的各种品质的作用，但个人作用的大小和性质取决于它同历史规律的关系。任何个人都无法改变历史的规律。马克思指出：“如果皇袍终于落在路易·波拿巴身上，拿破仑的铜像就将从旺多姆圆柱顶上被推下来。”[49]历史最终证实了马克思的预言。

[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62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5卷，42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

[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5卷，156页。

[4]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37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5]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585页。

[6]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585—58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7]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61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8]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61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9]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399页。

[10] 马克思在19世纪60年代多次揭露资产阶级利用人道、自由等口号进行斗争的策略。他在《华盛顿与西方列强》一文中说：“事实上，1856年的宣言在慈善的词句后面隐藏着很大的不人道。它原则上把战争从各国人民的战争变成了各国政府的战争。它赋予财产以不可侵犯性，但是对人却不给予这种不可侵犯性。它为贸易挡住了战争恐怖，从而使工商业阶级可以无视这种恐怖。此外，不言而喻，1856年宣言的人道借口只是给欧洲观众看的，和神圣同盟的宗教借口完全一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5卷，45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63）；在《英国的人道与美国》一文中还说：“人道在英国像自由在法国一样，现在已经成了tradersinpolitics[政治商人]的一种输出品了。”“英国贵族和他们的大臣们却非常热心地监督正在进行战争的美国北方人的‘人道’，比监察官卡托监督罗马公民的德行更为热心！”（同上书，538页）

[1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62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1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627页。

[13]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58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14]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48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15]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470—47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16]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47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1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24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59。

[1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25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59。

[19]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247页。

[20]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250页。

[2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251—252页。

[2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253页。

[2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237、23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59。

[2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239页。

[2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240页。

[26]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45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7]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60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8]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607页。

[29]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39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30]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613页。

[3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64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3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5卷，15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

[33]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62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34]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598页。

[35]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68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36]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46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3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8卷，50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3。

[3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6卷，60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39]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58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40]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58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4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582页。

[4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58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43]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43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44]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47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45]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613页。

[46]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580—58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47]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67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48]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64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49]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59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