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革命问题既是一个历史观问题，又是一个现实的社会问题。可以说，马克思在思想转变过程中一直在探索这个问题。到《共产党宣言》时，马克思已经从新的历史观对社会革命的问题做过原则的论述。例如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已看到一切历史冲突都根源于生产力和交往形式的矛盾；这种矛盾的激化都不免要爆发革命。他还强调，“历史的动力以及宗教、哲学和任何其他理论的动力是革命，而不是批判”。在《哲学的贫困》的结尾，马克思以高昂**的语言论述社会进化和政治变革的关系。至于《共产党宣言》这个伟大的纲领，完全可以说是无产阶级的革命宣言书，它通过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和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对立的分析，宣告了无产阶级革命的目的，并制定了无产阶级政党在革命中的策略和措施。但到《共产党宣言》发表为止，马克思并没有亲历过一次革命。真正使马克思有机会从唯物史观高度来检验和发展自己的社会革命论的，正是他亲身参加的1848年革命。恩格斯曾强调这一点。他说：“研究和揭示革命动**和被镇压下去的原因，从历史的观点来看，具有极重要的意义。”[14]

和自然领域相比，社会领域的变化是比较显著的。从人类进入奴隶社会以后，在整个阶级社会中，被压迫者的**和起义、政权的更替和易手，是凭直观都能觉察到的事实，因而人们往往把视线集中在政治斗争领域，把革命仅仅看成是政权的更迭，看成是单纯的政治革命，而不能探索革命的深刻经济根源和全部丰富内涵。马克思突破了这个狭隘眼界。毫无疑问，任何一个革命的最主要问题是国家政权问题。国家政权从一个阶级手里转到另一个阶级手里，是革命首要的基本的标志。但并不是任何政权的易手都能称为革命。真正的政治革命都应该是社会革命。它是特定阶级以夺取政权为中介，破坏旧的生产关系巩固新的生产关系，破坏旧的上层建筑巩固新的上层建筑的政治行动。因此革命是社会的变革，它最深刻的根源存在于社会矛盾自身。波澜壮阔的1848年革命就是这样的革命，但是一次失败的革命。把这次革命的发生归咎于少数人的恶意煽动，或者完全从少数领袖人物的偶然动机、优点、缺点、错误或变节中去寻找失败的原因都是唯心主义的。马克思运用唯物史观从发生革命的国家的总的社会状况和生活条件中，探求革命必然爆发又必然失败的原因，并驳斥了形形色色的唯心史观。

法国发生二月革命并演变为六月革命不是偶然的。法国从1789年革命以后，经历了40年的空前尖锐的斗争，但到1848年二月革命的前夜，掌握统治权的不是资产阶级，而只是它的一个集团：银行家、交易所大王、铁路大王、煤矿和森林的所有者以及与他们有联系的那部分土地所有者，即所谓金融贵族。因此工业资产阶级同金融贵族存在矛盾。与此同时，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也存在矛盾。这些矛盾都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金融贵族的统治引起了强烈的不满，特别是1845年至1846年两个具有世界意义的经济事件的发生，即由于马铃薯病虫害和农业歉收所引起的物价暴涨，以及英国工商业总危机对法国的影响，加深了人民的普遍不满，使不平的怨言发展成武装起义，终于爆发了二月革命。但在二月街垒战中产生的临时政府，归根结底是代表资产阶级的政府。无产阶级被迫在六月重新拿起了武器，但结果是遭到失败。在马克思看来，法国的二月革命和六月革命是有其深刻的经济根源的，而它失败的必然性也存在于经济之中。他说：“在这种普遍繁荣的情况下，即在资产阶级社会的生产力正以在整个资产阶级关系范围内所能达到的速度蓬勃发展的时候，也就谈不到什么真正的革命。只有在现代生产力和资产阶级生产方式这两个要素互相矛盾的时候，这种革命才有可能。”[15]按照马克思的分析，1848年资产阶级社会关系的基础还是那么巩固，任何阻止资产阶级发展的企图都必然会被这个基础碰得粉碎。但只要产生革命的经济条件酝酿成熟，革命终究是会到来的。“新的革命，只有在新的危机之后才可能发生。但它正如新的危机一样肯定会来临。”[16]

同法国一样，德国的三月革命及其随后的演变，取决于德国社会的总的状况和阶级结构。正是德国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决定资产阶级必然要反对封建制度；而先天发育不良的资本主义经济，又决定了德国资产阶级如此萎靡、畏缩、胆怯。但即使没有法国二月革命的诱发，德国自身内部的经济矛盾和政治矛盾的发展也必然会爆发革命。

马克思不仅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同封建生产方式的矛盾，以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自身的矛盾中来分析1848年革命的必然性，并且在《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杂志上发表的评论基佐和格·弗·道梅尔小册子的书评中，对用唯心主义观点来曲解1848年革命的理论进行了驳斥。

基佐是法国复辟时代的著名政治家和历史学家。他在历史理论方面的一个杰出贡献，是研究了阶级和阶级斗争。可就是这样一位“ancien走向历史的深处——马克思历史观研究régime[旧制度]下最聪明的人物”、“天才历史学家”，却被1848年二月革命“弄得昏头昏脑”，“以致完全不能理解历史”[17]。他在1850年出版的《英国革命为什么成功？英国革命史讨论》的著作中，对革命作了完全唯心主义的解释。他从自己原来主张过的阶级和阶级斗争理论向后倒退，认为“一切革命都是由于少数不满足于一般自由的捣乱者的恶意和宗教狂热而引起的”[18]。法国之所以发生二月革命应归咎于法国人的品性，“只是由于法国人品质恶劣，才使得1830年的七月王朝经历了18年艰苦岁月后终于遭到了可耻的破产，使它不能像1688年以来的英国王朝那样维持很久”[19]。他还把资产阶级共和国看成“不过是一些野心勃勃、狂热冲动和心怀恶意的人所搞出来的名堂”[20]。基佐为法国失去各种政治力量的平衡而痛惜，他非常羡慕“充满平静安宁、田园诗意”的英国，其实英国社会的阶级矛盾也达到了尖锐的程度，“正在展开极为尖锐的冲突和极为深刻的变革”[21]。这一切都表明，曾经用阶级斗争观点考察资产阶级反对封建阶级革命的理论家们，再也不能客观地对待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斗争的现实。反对封建制度的革命是必然的，而反对资产阶级的革命则是偶然的，是破坏政治平衡的恶意煽动。这就是他们的结论。无怪乎马克思说，“不但lesroiss’envont[国王要滚蛋]而且les capacités de la bourgeoisies’envont[资产阶级的天才人物也要滚蛋]”[22]。

在《评格·弗·道梅尔〈新时代的宗教。创立综合格言的尝试〉》中，马克思驳斥了道梅尔的唯心史观。道梅尔把1848年革命看成是“民众越规行为”，是“社会的下层阶级对上层阶级的嫉妒、愤怒和渴慕”，“是‘粗野’反对‘文明’的斗争”[23]。这样，他就不是用各阶级的生活条件来解释阶级斗争和社会革命，而是把革命产生的原因归结为某些心怀恶意的人玩弄阴谋诡计，利用群众的卑鄙本能，唆使他们反对有教养的阶级。道梅尔把基于物质利益的阶级斗争，变成了“文明”与“野蛮”的道德和文化的斗争。

同样荒谬的是，道梅尔把宗教凌驾于革命之上，认为革命是没有实效的，只有创立新的宗教才能改变世界。他说：“只有通过新的宗教才能产生全新的世界秩序和关系。宗教能作出多大贡献，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就可以作为这方面的例证。抽象的单独的政治是软弱无能和毫无效果的，1848年开展的革命运动就可以非常明显地证明这一点。”[24]这完全是对历史的无知。事实上并不是新的宗教产生了新的世界秩序，恰好相反。例如就基督教来说，它是古代“世界秩序”瓦解以后产生的，是这种瓦解的表现，而不是瓦解的原因。马克思在分析了社会变革与宗教变迁的关系之后指出：“非常明显，随着每一次社会制度的巨大历史变革，人们的观点和观念也会发生变革，这就是说，人们的宗教观念也要发生变革。”[25]人们不是在宗教中，而是在社会的经济生活中，找到了社会变革的最终秘密。

社会革命最深刻的根源存在于社会基本矛盾之中。它是这种矛盾极端激化的外部表现，又是这种矛盾得以解决的社会手段。社会革命的巨大社会功能，正在于它借助革命暴力，通过群众斗争的形式，使和平时期长期积累起来的矛盾得到解决，从而推动社会发展。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说：“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26]

一切反动阶级的代表人物都诋毁社会革命。他们把旧制度缓慢发展时期视为正常的社会秩序，而把社会革命看成是社会病态，破坏了生产力的发展。这当然是错误的。

毫无疑问，社会革命当然包含着破坏。它破坏旧的生产关系，破坏旧的上层建筑，破坏过时的陈旧观念，一句话，破坏旧的社会秩序。而且在革命战争中，生产力也会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坏。但革命的本质不是单纯的破坏，而是建设。它巩固和确立新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为生产力的迅速发展创造了一个有利的经济和政治条件。革命确实是社会进步和政治进步的强大发动机，它使一个民族在这种剧烈震动时期五年就走完在普通环境下一百年还走不完的途程。从阶级社会的历史发展中排除社会革命，无非是要把社会这个活的有机体变成僵化的木乃伊，从而使自己的阶级统治永世长存。历史自身的变革和震**一再击碎了这个梦想。马克思从历史观的高度使无产阶级自觉意识到这一规律，强化自己的革命意识，这是一个伟大的功绩。

马克思还通过总结法国1789年的资产阶级革命到1848年欧洲革命的历史经验，区分了资产阶级革命的两种类型。尽管由于经济和政治发展水平不同，在1848年革命中，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同德国资产阶级革命各有特点，但它们都属于同资产阶级早期革命不同类型的革命。

在法国1789年的革命中，资产阶级是实际领导革命的进步阶级。当时相互更替掌握政权的是一些越来越革命的党派。立宪派统治以后是吉伦特派的统治；吉伦特派统治以后是雅各宾派的统治。它们一个比一个更激进。“每当某一个党派把革命推进得很远，以致它既不能跟上，更不能领导的时候，这个党派就要被站在它后面的更勇敢的同盟者推开并且送上断头台。革命就这样沿着上升的路线行进。”[27]

1848年的革命不同。不仅软弱的德国资产阶级在三月革命后背叛了自己的同盟者，即使是比较坚定的法国资产阶级，在取得二月革命的胜利果实后，同样掉过头来镇压无产者。在法国，一些越来越温和甚至反动的集团掌握了政权，它们在保护私有制、家庭、宗教和秩序的口号下，不断地排挤比自己激进的派别。“革命就这样沿着下降的路线行进。二月革命的最后街垒还没有拆除，第一个革命政权还没有建立，革命就已经这样开起倒车来了。”[28]

在资产阶级长期进行的夺取政权和巩固政权的斗争中，资产阶级革命按照上升和下降两条相反的路线发展，这不是偶然的。它是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逐步处于支配地位，以及由此引起的阶级关系和阶级力量对比的变化所决定的。在资产阶级面前，站着一个衣衫褴褛、满怀怨恨、坚强有力的无产阶级，使资产阶级感到畏惧。资产阶级不可能向前推进革命。小资产阶级民主派也不可能单独进行革命。但马克思从1848年革命中，看到了另一种可能性，即无产阶级把民主革命进行到底并使它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这就是马克思关于不断革命的思想。马克思在《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中央委员会告共产主义者同盟书》中阐述了这个重要思想。虽然马克思关于不断革命的思想在当时的条件下并没有实现，但马克思关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辩证关系，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中的斗争策略的思想都极其深刻，为列宁和毛泽东在领导俄国革命和中国革命中所继承、运用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