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当时的欧洲来说，法国是政治斗争最尖锐、最典型、最激烈的国家。1848年法国的二月革命，成为点燃德国、奥地利、匈牙利、捷克革命烽火的“信号弹”。

法国的二月革命是资产阶级性质的革命，是工业资产阶级反对金融贵族专横统治的革命。巴黎工人参加了这次革命，但资产阶级独占了胜利果实。以临时政府名义实行统治的并不是工人们期待的“社会共和国”，而是以路易·勃朗和阿尔伯为装饰品的资产阶级专政。

马克思关注的不只是二月革命的资产阶级性质，而是它的意识形态的幻想。二月革命的旗帜是自由、平等、博爱，似乎彼此对立的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在博爱的号召下共同战斗。博爱——这就是二月革命所宣告的，用大号字母写在巴黎的三角墙上、写在每所监狱上面、写在每所营房上面的口号。人们仿佛又回到了法国的1789年，向后倒退了半个世纪。其实1848年的二月革命不同于1789年的法国资产阶级革命。1789年的革命并不只是法国的革命，而是欧洲范围的革命，它不是社会中某一阶级的胜利，而是宣告了欧洲新社会的政治制度的胜利，资本主义社会对封建社会的胜利。而就世界范围来说，它不仅反映了法国的要求，而且反映了世界的发展趋势。这是一个时代的进步。当时，自由、平等、博爱是进步的旗帜，是动员一切被压迫阶级起来共同战斗的旗帜。1848年的革命不同。资产阶级不仅反对封建制度，而且感受到无产阶级强大的威胁。资产阶级腹背受敌。它想利用人民作为国王的避雷针，又想利用国王作为人民的避雷针。它在自由、平等、博爱的旗帜下动员无产阶级起来为其火中取栗，又随时准备镇压胆敢提出自己要求的无产者。

法国由二月革命发展到六月革命证实了这一点。当资产阶级在二月革命取得政权后，战场上只剩下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资产阶级积极筹建自己的武装，并以救济失业为名把大批工人赶向国家工场。当工人试图捍卫自己争得的权利时，资产阶级就以武力镇压。在巴黎无产阶级的六月起义中，无产阶级受到残酷的迫害，1.1万多人被屠杀，2.5万多人被监禁、流放和服苦役，巴黎淹没在血泊之中。事实表明，“博爱”只有在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利益结合在一起的时候，只有在无产阶级不威胁资产阶级利益的范围内才存在。一当无产阶级敢于作为一个具有自己利益和要求的单独阶级来反对它的时候，它就会把“‘自由，平等，博爱’这句格言代以毫不含糊的‘步兵，骑兵，炮兵’”[1]。

这不是法国资产阶级的特性，而是时代条件决定的。德国资产阶级更是如此。当法国发生二月革命时，德国也发生了三月革命。但是被革命送上了国家政权高峰的资产阶级，立即同德国封建势力妥协，倒转头来镇压无产阶级。如果说在法国，资产阶级只是在二月革命之后，在清除了阻碍本阶级进行统治的一切障碍之后，才以反革命首领的面貌出现，而在德国，资产阶级甚至连自己的公民自由和自己的统治所必需的起码条件都没有取得就成了封建制度的尾巴。在法国，资产阶级以暴君身份出现，并实行了自己的反革命，而在德国，资产阶级则以奴婢的身份出现，并为自己暴君的利益而实行反革命。在法国，资产阶级取得了胜利之后制伏了人民，而在德国，资产阶级为了不让人民胜利而自己甘愿受人摆布。比起1789年的法国资产阶级，比起自己的祖先，这些“不肖”子孙们只不过是侏儒而已。

怎么可能期待1848年的资产阶级，认真地举起自由、平等、博爱的旗帜，联合无产阶级共同战斗呢？当卢格说“在整个地球上，还未曾有过比1848年更伟大的革命”时，恩格斯揭示了1848年革命的“人道”口号的实质。他说：

“按它的原则来说是最人道的”——因为这些原则是由抹杀最对立的利益而产生的。

“按它的法令和公告来说是最人道的”——因为这些法令和公告是欧洲一切空虚的头脑中产生出来的关于博爱的幻想和关于友爱的多情的词句的撮要。

“按它的表现来说是最人道的”——这些表现就是波兹南的屠杀和野蛮行为、拉德茨基的杀人放火的勾当、巴黎六月胜利者的野兽般的残暴行为、克拉柯夫和布拉格的屠杀、普遍的军阀统治，简单地说，就是在今天，在1848年9月1日，“表现”为这个革命的全貌的一切卑鄙行为，由于这一切卑鄙行为，4个月来所洒的鲜血，比1793年和1794年所洒的鲜血的总和还要多。

“人道的”卢格先生！[2]

按照马克思的看法，在1848年仍然沉醉于1789年的口号是时代的幻觉；那些拘泥于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所谓革命者，是一些学究；那些迷信“阶级和平”，为人民向资产阶级乞求施舍，并用冗长的博爱说教来对无产阶级进行催眠的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是一些空谈家。他们丧失了记忆，丧失了时代感：“大多数人有充分的权利嘲笑那些犯了时代错误，不断重复博爱（fraternité）词句的可怜的空想家和伪善者。因为这里的问题正是要抛掉这种词句以及由这个词句的模棱两可的含意所产生的幻想。”[3]

历史自身是最强有力的。尽管二月革命时巴黎的无产阶级沉醉在宽大仁慈的普遍博爱气氛中，尽管拉马丁把临时政府称为“消除各阶级间所存在的可怕误会的政府”，但当拉马丁的欢乐焰火变成卡芬雅克的炮火，巴黎在燃烧、呻吟、流血的时候，无产阶级终于从“博爱”的幻想中惊醒过来。正如马克思所总结的：“在这些失败中陷于灭亡的并不是革命，而是革命前的传统的残余，是那些尚未发展到尖锐阶级对立地步的社会关系的产物，即革命党在二月革命以前没有摆脱的一些人物、幻想、观念和方案，这些都不是二月胜利所能使它摆脱的，只有一连串的失败才能使它摆脱。”[4]无产阶级得到的是霰弹，失去的是幻想。这是一次胜利，以血的代价获得的胜利。街垒战中的失败，从摆脱旧的传统观念的意识形态的胜利中得到加倍的补偿。

马克思根据1848年革命的经验，特别是1848年至1851年法国所经历的政治演变，对意识形态的产生、传统意识形态的社会功能及其变化，以及精神生产的特点作了论述。这些都大大丰富了唯物史观。

1848年的二月革命，资产阶级传统的意识形态——抽象的人道主义原则，构成人们行为的幻想动机，这不是偶然的。人们都是在既定历史条件下进行活动的。这种条件不仅是物质条件，而且包括传统观念。正如马克思所总结的：“一切已死的先辈们的传统，像梦魇一样纠缠着活人的头脑。当人们好像刚好在忙于改造自己和周围的事物并创造前所未闻的事物时，恰好在这种革命危机时代，他们战战兢兢地请出亡灵来为他们效劳，借用它们的名字、战斗口号和衣服，以便穿着这种久受崇敬的服装，用这种借来的语言，演出世界历史的新的一幕。例如，路德换上了使徒保罗的服装，1789—1814年的革命依次穿上了罗马共和国和罗马帝国的服装，而1848年的革命就只知道拙劣地时而模仿1789年，时而又模仿1793—1795年的革命传统。”[5]

意识形态的传统是一种巨大的力量。但它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作用是不同的。处于上升时期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如卡米尔·德穆兰、丹东、罗伯斯庇尔、圣茹斯特、拿破仑这些英雄人物，他们都穿着罗马的服装，讲着罗马的语言，但他们的目的是实现当代的任务，即解除束缚新兴资产阶级发展的桎梏和建立新的社会制度，并为法国资产阶级社会在欧洲大陆上创造一个符合时代要求的适当环境。他们之所以把目光转向罗马，是为了从罗马共和国的高度严格的传统中，找到实现资产阶级历史使命所必需的理想、艺术形式和幻想，掩盖自己革命的狭隘的资产阶级性质，以便把自己的热情保持在伟大历史悲剧的高度。这不是蓄意欺骗，而是真实的信仰。当他们中的一些人被送上断头台时，仍然充满自我牺牲精神和英雄气概，真诚地相信自己是为全人类而献身。可见，在资产阶级革命上升时期，使死人复活是为了赞美新的斗争，为了提高想象中的某一任务的意义。当革命目的达到以后，必然从形式到内容都创立与新的经济基础相应的意识形态：“新的社会形态一形成，远古的巨人连同一切复活的罗马古董——所有这些布鲁土斯们、格拉古们、普卜利科拉们、护民官们、元老们以及凯撒本人就都消失不见了。冷静务实的资产阶级社会把萨伊们、库辛们、鲁瓦埃·科拉尔们、本杰明·孔斯当和基佐们当做自己真正的翻译和代言人；它的真正统帅坐在营业所的办公桌后面，它的政治首领是肥头大耳的路易十八。资产阶级社会完全埋头于财富的创造与和平竞争，竟忘记了古罗马的幽灵曾经守护过它的摇篮。”[6]

这并不难理解。资本主义社会终究不是奴隶社会。资产阶级终究不是奴隶主贵族。尽管新兴资产阶级掀起的“文艺复兴”运动，可以从古希腊罗马被湮没的文献中发现自己需要的瑰宝；尽管通过传统和教育承受了这些情感和观点的人，会以为这些情感和观点就是他的行为的真实动机和出发点，实际上决定某个阶级的意识形态的是它们赖以生存的物质条件和所有制形式。马克思在分析正统派和奥尔良派之所以对立时指出：“在不同的占有形式上，在社会生存条件上，耸立着由各种不同的、表现独特的情感、幻想、思想方式和人生观构成的整个上层建筑。整个阶级在它的物质条件和相应的社会关系的基础上创造和构成这一切。”[7]是因为这个重要论断，提供了对意识形态的实质和起源的科学理解。

马克思强调任何一种意识形态，从它的来源和反映的内容来说，都同一定的阶级和所有制形式相联系，但就它的创造者和信奉者的实际地位来说，并不一定都是这个阶级的成员。这是精神生产的一个重要特点。精神生产是一个相对独立的部门。从事精神生产的脑力劳动者、著作家可以来自不同的阶级。他们为各阶级“制造”理论、观点、意识形态，使反映特定阶级的心理、情绪、需求系统化，理论化。使它成为某个阶级代表的不是他原来的阶级出身，而是它的产品——精神产品，是它的精神产品中所反映的实际阶级利益和要求。马克思在分析1848年法国革命中的小资产阶级民主派时特别论述了这一点。他说：“不应该认为，所有的民主派代表人物都是小店主或崇拜小店主的人。按照他们所受的教育和个人的地位来说，他们可能和小店主相隔天壤。使他们成为小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是下面这样一种情况：他们的思想不能越出小资产者的生活所越不出的界限，因此他们在理论上得出的任务和解决办法，也就是他们的物质利益和社会地位在实际生活上引导他们得出的任务和解决办法。一般说来，一个阶级的政治代表和著作代表同他们所代表的阶级之间的关系，都是这样。”[8]

某个阶级的社会意识形态的作用不是固定不变的，随着它所依存的阶级的物质利益和地位的变化，它的作用是不同的，有不同的社会功能。在1789年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自由、平等、博爱是革命的旗帜、进步的旗帜。尽管以抽象普遍形态出现的人道主义原则，仍然是虚幻的，但它的社会功能是革命的。它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被压迫的劳动者的利益、愿望和要求，动员他们起来同封建制度斗争。而在1848年革命中，它起到钝化和掩盖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对立的作用，或者像马克思所说的“把无产阶级的狮子催眠入睡”[9]的作用。意识形态功能的这种变化，反映的是阶级关系和矛盾的变化。

更为深刻的是，马克思敏锐地看到，并不是自由、平等、博爱、人道的原则背叛了资产阶级，而是胜利了的资产阶级背叛了自己最初的理想。当他们能继续使用“人道”为借口，能利用抽象的自由、平等、博爱来维护自己的利益时，他们不会放弃这些口号[10]：一旦他们感到这些威胁到他们的利益时，他们就会断然摒弃它。正如马克思所说：“资产阶级正确地了解到，它为反对封建制度而锻造出来的各种武器都倒过来朝向它自己了，它所创造的一切教育手段都转过来反对它自己的文明了，它创造的所有的神都离弃了它。”[11]对资产阶级来说，一切侵犯和不利于它的统治的东西都是坏的，“不管它是在为人类的痛苦感伤地哭泣，不管它是在宣扬基督的千年王国和博爱，也不管它是在用人道主义态度漫谈精神、教育和自由，或是在空泛地臆造一切阶级的协调和幸福的制度”[12]。由此可见，对抽象人道主义原则社会功能的分析，还必须区分的是资产阶级及其政客们的蓄意欺骗或斗争策略，还是没有摆脱唯心主义历史观的进步人士对资本主义不人道制度的抗议。

1848年的革命经验和教训表明，无产阶级需要有自己的意识形态。它不仅要代表无产阶级的利益和愿望，而且要科学地反映客观历史进程。如果说资产阶级革命可以穿着罗马人的服装上演革命的戏剧，无产阶级则不能，它要弄清楚自己在资本主义社会的地位和使命。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19世纪的社会革命不能从过去，而只能从未来汲取自己的诗情。它在破除一切对过去的事物的迷信以前，是不能开始实现自己的任务的。从前的革命需要回忆过去的世界历史事件，为的是向自己隐瞒自己的内容。19世纪的革命一定要让死人去埋葬他们的死人，为的是自己能弄清自己的内容。从前是辞藻胜于内容，现在是内容胜于辞藻。”[13]无产阶级肯定人类的一切优秀文化遗产，包括资产阶级取得的一切成就，但它坚决打破僵化的、陈旧的历史传统的枷锁；它经常回顾以往的历史足迹，但把目光朝向未来；它不托古改制，而是坚定地双足站在现实的基础上。这就是无产阶级，这就是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