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党宣言》是马克思、恩格斯为共产主义者同盟制定的科学纲领，写于1847年12月至1848年1月。它高度凝结了到19世纪40年代末期，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哲学、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学说上已经取得的重大成就，其中特别是唯物史观。

恩格斯一再指出，《共产党宣言》中始终贯彻的基本思想是唯物史观。意大利的第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安东尼奥·拉布里奥拉也强调这一点。他在纪念《共产党宣言》的著名论文中说：“这一著作的中枢、实质和决定性特点完全贯穿着新的历史观。它赋予这一著作以生气，并在这一著作中部分地得到了阐明和发挥。由于有了这一历史观，共产主义不再是一种希望，一种思念，一种回忆，一种猜想，一种出路，它第一次恰当地表现为意识到它的必然性，也就是意识到它是结束或解决当前阶级斗争的办法。”[57]的确，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卓越地应用了唯物史观来研究全部近代历史，分析资本主义社会的结构。他摒弃了抽象的道德原则、天赋的权利、永恒的理性以及公平、正义、平等之类的永恒真理，从历史本身来阐述历史的规律。《共产党宣言》极其生动地、鲜明地、无可辩驳地显示了唯物史观的科学性和实践性，表明它是唯一科学的历史观和方法论。

马克思紧紧把握住，每一历史时代的主要的经济生产方式与交换方式以及必然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是该时代政治的和精神的历史赖以确立的基础。他从物质资料生产方式的变化中寻找资产阶级产生和发展的根据，指出：“现代资产阶级本身是一个长期发展过程的产物，是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一系列变革的产物。”[58]

马克思在探求为什么从中世纪的农奴中会产生初期城市的城关居民，又为什么从这个市民等级中发展出最初的资产阶级分子时，始终以经济为主导线索，把它同生产的发展、需求的增加、世界市场的扩大密切结合在一起。现代大工业代替工场手工业，蒸汽和机器代替手工工具，工业中的百万富翁，整批整批产业大军的首领——现代资产者代替原来工业的中间等级，其原因盖出于此。特别值得提出的是，马克思注意到了地理因素的作用。他肯定了美洲的发现、绕过非洲的航行，对资本主义在西欧发展的重要意义。但和地理环境决定论不同，马克思不是把地理环境视为既成的，从外面决定社会的因素，而是从社会发展的角度来考察地理因素的作用。美洲和绕过非洲航路的发现之所以可能，之所以能起到促进资本主义发展的作用，是因为它适应新兴资产阶级开辟新的活动场所的需要。并不是地理条件，而是工业的发展建立了由美洲的发现所准备好的世界市场。

马克思并没有忽视政治的作用，但马克思坚持唯物史观，认为政治势力的扩张和经济实力的强大是分不开的。资产阶级在其发展过程中的每一个阶段，与它的经济地位相符合，大体上有相应的政治成就。例如，它在封建领主统治下是被压迫的等级，在意大利和法国的城市公社里是武装的和自治的团体，在工场手工业时期，它是等级制君主国或专制君主国中同贵族抗衡的势力，甚至是大君主国的主要基础。当然，经济与政治之间发展不是绝对平衡的，它们之间会存在矛盾。但是资产阶级在经济上统治社会和在政治上被统治的状况不会长久，最终经济势力会摧毁过时的政治势力。一旦资产阶级建立起大工业和世界市场，它就会打掉封建贵族头上的王冠，跻身于所谓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朝堂，成为独自掌权的统治者。

马克思在反驳当时资产阶级对共产主义的种种责难时，运用唯物史观分析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结构。

资本主义社会不是建立在一般的所有制的基础上，而是建立在阶级对立、一部分人对另一部分人剥削的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基础上。资本主义社会的教育制度、家庭关系以及宗教的、道德的、哲学的、政治的、法的观念都是与这种关系相适应的。

当有人把消灭资产阶级教育说成是消灭一切教育时，马克思反驳了这种看法。他强调，教育是由社会决定的，是由人们借以进行教育的那种社会关系决定的。资产阶级教育，对绝大多数人来说只不过是把人训练成机器。同样，家庭关系的性质依赖于社会关系。在资本主义社会，现代的资产阶级的家庭是建筑在资本上面，建筑在私人发财上面；而无产者的一切家庭联系，则由于大工业的发展而遭到破坏，他们的子女日益成为买卖对象和劳动工具。资本主义社会中的所谓自由，归根结底是属于资产阶级生产关系内的自由，是自由竞争在思想领域的折光。以生产资料私有制为核心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像一道普照的光，它照射在资本主义社会的各个领域，使它带有自己特有的色彩。所以马克思说：“人们的观念、观点和概念，一句话，人们的意识，随着人们的生活条件、人们的社会关系、人们的社会存在的改变而改变。”[59]他在回答把资产阶级关于自由、教育、法等观念同资本主义社会相分裂的人时说：“你们的观念本身是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和所有制关系的产物，正像你们的法不过是被奉为法律的你们这个阶级的意志一样，而这种意志的内容是由你们这个阶级的物质生活条件来决定的。”[60]

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采取一概否定的态度吗？没有。马克思把共产主义革命看成是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私有制）、传统的观念（私有制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因而着重强调资本主义社会的弊病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他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分析不仅是唯物主义的，而且是辩证的。唯物主义历史观自身就包含着辩证法，即对待历史的历史主义态度。列宁赞扬《共产党宣言》“极其透彻鲜明地叙述了新的世界观，叙述了包括社会生活在内的彻底的唯物主义，叙述了辩证法这一最全面最深刻的发展学说”[61]。

马克思肯定“资产阶级在历史上曾经起过非常革命的作用”[62]。恩格斯认为，这个评价“十分公正”[63]。从历史发展过程来考察，资本主义制度对人类历史的发展起过重大的积极作用。

第一，“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64]。的确，资本主义社会代替封建社会，大大解放了生产力。自然力的征服、机器的采用、化学在工业和农业中的应用、轮船的行驶、铁路的通行、电报的发明、大陆被整块整块的开垦，蕴藏在社会劳动中的生产能力，确实像释放了的普罗米修斯。当时的资产阶级是进步的阶级，而其中处于首要地位的是工业资产阶级。

第二，资产阶级开始了“世界化”的过程。它使乡村屈服于城市，使农业民族屈服于工业民族，企图“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65]。

资产阶级在发展工业的同时，创立了巨大的城市，使城市人口比农村人口大大增加。这是一个农村破产，城市掠夺农村的充满欺诈的痛苦过程。但就它的客观作用来说，使很大一部分居民摆脱了乡村生活的愚昧状态，卷入了工业文明的激流。历史注定了人类通向“天堂”必须经过“炼狱”的煎熬。

资产阶级也开始了开拓世界市场的十字军远征。它的武器不仅是大炮，更主要的是价格低廉的商品。资产阶级并不是传播科学和“文明”的和平使者，资本主义的殖民史，是充满血与火的丑恶史。但它无意中打破了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加强了各民族的物质交往和精神交往，使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因此，资本主义的兴起开辟了真正的“世界史”。从历史发展的进程看，这是一种时代的进步。

第三，资产阶级以自己的价值观念代替过时的封建价值观念。资产阶级在它已经取得了统治的地方，破坏了一切封建的、宗法的和田园诗般的关系。它轰碎了世代同居的大家庭结构，撕下了罩在家庭关系上的温情脉脉的面纱，把这种关系变成了纯粹的金钱关系。它使金钱变成一切的价值尺度，把封建的伦理观念淹没在利己主义打算的冰水之中。它扫除了“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封建士大夫的观念，把历来被视为令人尊敬的读书人变成了被出钱雇佣的劳动者。

资产阶级还发展了自由竞争的观念，这是由他们的生产关系决定的。守旧，墨守成规，恐惧变革，原封不动地保持旧的生产方式是小生产者的特点，而资产阶级除非使生产工具，从而使生产关系以至全部社会关系不断地革命化，否则就不能生存下去。正如马克思着力描绘的，“生产的不断变革，一切社会关系不停的动**，永远的不安定和变动，这就是资产阶级时代不同于过去一切时代的地方”[66]。

相反相成是宇宙最普遍的规律，任何评价都是相比较而言的。资产阶级的历史进步性、革命作用，离不开它对封建制度的关系。资产阶级战胜封建阶级，是理性战胜迷信、科学战胜愚昧、资产阶级法权战胜封建特权、自由竞争战胜封建行会、积累战胜挥霍、贪财欲战胜享乐欲的斗争。但是资产阶级的进步性中包含着不可抗拒的矛盾，因为资本主义代替封建制度是一种剥削制度代替另一种剥削制度，是“用公开的、无耻的、直接的、露骨的剥削代替了由宗教幻想和政治幻想掩盖着的剥削”[67]。

马克思的伟大之处在于，他是对资产阶级进行历史的评价，而不是无原则的颂扬。说明过去是为了说明现在。马克思从资产阶级产生、发展和必然灭亡的全过程来考察资产阶级，把它的历史作用看成是整个过程的一个环节。这是真正的历史主义，是彻底的历史辩证法。正是依据这种历史观，马克思通过对资本主义自身包含的内在矛盾的分析，得出了“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68]的结论。

《共产党宣言》中的唯物主义历史观，还极其鲜明地表现在马克思对各种社会主义思潮的批判之中。这不仅是一种政治学说对另一种政治学说的批判，而且是两种历史观的对立。

各种社会主义都必然要抨击资本主义，这是它们之所以被称为社会主义思潮的共同特征。但它们的立场和出发点不同，因而用以评价资本主义社会的尺度不一样。其实这不是衡量对象的尺度，倒是自我衡量的尺度。从这个尺度中，我们看到的不是历史的真实过程，而是形形色色的、倒退的唯心主义历史观。

封建的社会主义和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是一种倒退的历史观，它用封建的或小资产阶级的尺度来衡量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被资产阶级击败了的封建贵族，为了激起同情，装作关心工人阶级，声讨资产阶级。但在他们那种“半是挽歌，半是谤文；半是过去的回音，半是未来的恫吓”[69]的文章中，他们夸耀的是封建的剥削方式的优越，他们的剥削方式如何不同于资产阶级的剥削方式。他们把革命无产阶级的出现，作为资本主义必须倒回封建制度的根据。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是用小资产阶级和小农的尺度去批判资产阶级制度的”[70]。他们被大工业排挤，不断被抛到无产阶级的队伍中。虽然他们有时也能精辟地分析现代生产关系的矛盾，但他们企图恢复旧的生产资料和交换手段，从而恢复旧的所有制关系和旧的社会，或者企图重新把现代的生产资料和交换手段硬塞到已被它们突破的旧的所有制关系的框子里去。上述两种社会主义思潮的政治意义是不同的，但从历史观看都是申公豹的脑袋，朝后转。

批判的空想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政治意义和历史意义不同。这些体系的创始人在许多方面是革命的，他们著作中所包含的批判成分，提供了启发工人觉悟的极为宝贵的材料，他们关于未来社会的积极主张和实际措施，有许多是有价值的天才猜测。但从历史观来说，他们彻底发挥了18世纪法国启蒙学派的理性主义，思维着的悟性成了衡量一切的唯一尺度，人的头脑以及通过它的思维发现的原理，要求成为一切人类活动和社会结合的基础。正如《共产党宣言》在批判他们的历史观时指出的：“社会的活动要由他们个人的发明活动来代替，解放的历史条件要由幻想的条件来代替，无产阶级的逐步组织成为阶级要由一种特意设计出来的社会组织来代替。在他们看来，今后的世界历史不过是宣传和实施他们的社会计划的历史。”[71]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马克思把德国的或“真正的”社会主义，看成是“关于真正的社会、关于实现人的本质的无谓思辨”[72]。马克思批评他们以人的本质为尺度的历史观，批评他们把货币关系看成“人的本质的外化”，把批判资产阶级国家看成是“抽象普遍物的统治的废除”，批评他们自称“不代表无产者的利益，而代表人的本质的利益，即一般人的利益”[73]，等等。这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之后，马克思对以人的本质为尺度，用人的本质异化和复归来衡量历史，解释社会主义的明确表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