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手稿》中，马克思已经指出整个所谓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对劳动在人类历史中的作用作了概括性的论断。《神圣家族》继续沿着这个方向前进，对历史的发源地、历史的基本内容，以及如何认识历史都做了进一步的论述。

在《神圣家族》中，马克思提出了历史发源地问题。这是历史观中的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历来的唯心主义者都没有正确解决过这个问题。

黑格尔把绝对观念看成历史的发源地，整个历史无非是绝对观念自我发展的历史，人类仅仅是绝对观念发展的有意识或无意识的承担者。人们能直接看到的经验的、明显的历史，是那看不见的、深奥的、思辨的历史的体现。对现实的人来说，人类历史变成了在彼岸世界的精神历史。

鲍威尔虽然批判宗教，但也没有把天国的历史变成世俗的历史。他敌视自然，拒绝研究自然和工业，把自我意识看成是历史的发源地，认为自我意识是历史的唯一力量。历史除了自我意识的变异和发展之外没有任何别的意义。

马克思反对这种唯心主义历史观，强调物质生产的作用。他说：“难道批判的批判以为，只要它从历史运动中排除掉人对自然界的理论关系和实践关系，排除掉自然科学和工业，它就能达到即使是才开始的对历史现实的认识吗？难道批判的批判认为，它不去认识（比如说）某一历史时期的工业和生活本身的直接的生产方式，它就能真正地认识这个历史时期吗？诚然，唯灵论的、神学的批判的批判仅仅知道（至少它在自己的想象中知道）历史上的政治、文学和神学方面的重大事件。正像批判的批判把思维和感觉、灵魂和肉体、自身和世界分开一样，它也把历史同自然科学和工业分开，认为历史的发源地不在尘世的粗糙的物质生产中，而是在天上的云雾中。”[34]

马克思的这段论述，包含两个重要的思想：

第一，没有人同自然的关系就没有人类历史，历史的根本内容是人类改造自然的活动。这是《手稿》已经论述过的。但马克思进一步把它发展为历史的发源地问题，明确地提出历史的发源地不是在天上的云雾中（纯粹精神领域），而是在尘世的物质生产中。这样，马克思就把物质生产纳入历史观中，作为历史考察的中心之点，从而为真正揭开历史发展的规律开辟了道路。

第二，马克思提出了研究历史的根本理论和方法。研究政治史、文学史、宗教史当然都是很重要的。但对于真正认识某一个历史时期来说，最根本的不是研究它的意识形态，而是研究它的生产方式。只要充分认识这个历史时期的社会经济状况，对一切历史现象，比如这个时期的思想和观念，都能给予合理的说明。

在《神圣家族》中，马克思抨击了鲍威尔对《论犹太人问题》一文的反驳，重新就犹太人问题同他展开了论战。马克思不仅重申了他在《论犹太人问题》中的观点，而且提出了如何观察历史的方法问题。他说：“犹太精神是依靠历史、通过历史并且同历史一起保存下来和发展起来的，然而，这种发展不是神学家的眼睛，也不是在宗教学说中所能看到的，而只有世俗人的眼睛，只有在工商业的实践中才能看到。”[35]所谓“神学家的眼睛”和“世俗的眼睛”，实际上是两种历史观。神学家的眼睛，是鲍威尔唯心主义异化论的历史观，把犹太教和基督教看成是自我意识异化的两个阶段；而“世俗的眼睛”则是唯物史观的方法，着重考察工商业的实践，这种方法，同马克思强调的认识某一个历史时期必须认识它的生产方式是一致的。

根据这种观点，马克思驳斥鲍威尔把犹太人问题看成宗教问题，而且仅就宗教角度观察宗教的方法。马克思认为，鲍威尔只了解犹太精神的宗教本质，而不了解这一宗教本质的世俗的现实的基础，因而把宗教意识当作某种独立的实质来反对。按照马克思的看法，现实的世俗的犹太精神，因而宗教的犹太精神，是由现今的市民社会生活不断产生出来的，并且在资本主义货币制度中获得了高度的发展。离开了对工商业发展的历史考察，就不能理解犹太人问题的实质。所以马克思说：“鲍威尔先生之所以用宗教和神学的方式来考察宗教和神学问题，就是因为他把现代的‘宗教’问题看做‘纯宗教的’问题。”[36]

鲍威尔还把国家和宗教对立起来，他不去研究现代国家对于宗教的真正关系，而是幻想一个消灭宗教和神学工具的现代国家。这是脱离现代国家的经济基础来考察国家，企图把国家变成“批判神学的心愿的执行者”。马克思从经济基础同国家的关系来考察国家，认为资产阶级国家不会取消宗教，相反承认宗教信仰自由。这同它的经济基础是一致的。他说：“正如古代国家的自然基础是奴隶制一样，现代国家的自然基础是市民社会以及市民社会中的人，即仅仅通过私人利益和无意识的自然的必要性这一纽带同别人发生关系的独立的人，即自己营业的奴隶，自己以及别人的私欲的奴隶。现代国家就是通过普遍人权承认了自己的这种自然基础。而它并没有创立这个基础。现代国家既然是由于自身的发展而不得不挣脱旧的政治桎梏的市民社会的产物，所以，它就用宣布人权的办法从自己的方面来承认自己的出生地和自己的基础。”[37]可见，希图现代国家反对神学和宗教，取消宗教信仰自由，无异于要它起来反对自己的出生地和基础，这显然是用“神学家的眼睛”来看国家，根本不知国家为何物！

国家必须适应自己经济基础的需要。马克思总结了法国1789年以后革命的经验，通过罗伯斯庇尔、圣茹斯特失败的悲剧说明了这一点。罗伯斯庇尔、圣茹斯特之所以遭到死亡，因为他们混淆了以真正奴隶制为基础的古代民主共和国和以资产阶级社会为基础的民主代议制国家的区别。一方面，他们以人权的形式承认和批准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即工业的、笼罩着普遍竞争的、以追求个人私利为目的的社会；另一方面，他们又想仿照古代国家的形式建立这个社会的政治首脑，并取缔这个社会所固有的各种生命表现。结果，他们自己被送上了断头台。马克思批评他们不懂得资产阶级社会的人“不会是古代共和国的人，正像他的经济状况和工业状况不是古代的一样”[38]。企图在现代资产阶级经济状况和工业条件下，出现古代罗马人及其政治机构，完全弄错了时代。在这一点上，拿破仑比他们清楚。他已经了解到现代国家的真正本质，已经懂得，资产阶级社会的无阻碍的发展、私人利益的自由运动等是这种国家的基础。但是拿破仑还是把国家看作目的本身，“而把市民生活仅仅看做司库和他的不能有自己的意志的下属”[39]。只要资产阶级社会的最重要的物质利益（即商业和工业）一和他的政治利益发生冲突，就毫不珍惜它们，结果同样是遭到失败。

马克思还对资产阶级社会中人的社会性问题做了论述。如果说在《手稿》中，马克思把资产阶级社会中的人看成是非社会的人，认为由于利己主义，人在市民生活中丧失了自己的社会性，只是在政治生活中作为类存在物。在《神圣家族》中，马克思在批评鲍威尔把市民社会的成员看成单个的原子，只是通过国家才联合起来的观点时，恰好否定了这个看法。

马克思强调，市民社会的成员根本不是什么原子。原子的特性就在于它没有任何属性，和外界没有任何必然的联系。可是市民社会的成员不同。他们虽然是利己主义者，但不是和任何东西无关的、自满自足的、没有需要的独立的原子。他的每一种感觉都迫使他相信世界和他以外的其他人的存在。人的需要，只有通过他们之间的联系才能得到满足。“由此可见，正是自然的必然性、人的特性（不管它们表现为怎样的异化形式）、利益把市民社会的成员彼此连接起来。他们之间的现实的联系不是政治生活，而是市民生活。因此，把市民社会的原子彼此连接起来的不是国家，而是如下的事实：他们只是在观念中、在自己的想象这个天堂中才是原子，而在实际上他们是和原子截然不同的存在物，他们不是神类的利己主义者，而是利己主义的人。”[40]因此，在资产阶级社会中，不仅在政治生活中人作为类存在物，而且在市民社会中也是一样。只是由于摆脱了中世纪特权的桎梏，每个人获得了最大的自由，因而似乎是分离的、独立的，实际上通过经济生活而彼此联系在一起。

《神圣家族》不仅把物质生产看成历史的发源地，而且揭示了人与历史的关系，批判了鲍威尔的历史目的论的观点。

鲍威尔把所谓真理置于历史之上，而把历史置于人之上。在他看来，现实的人类个体仅仅是历史达到自己目的的工具，而历史又是真理达到自我意识的过程。这样，历史有着确定的目的，即为了证明真理。这是一种目的论的观点。从前的目的论者认为，植物所以存在，是为了给动物充饥，动物之所以存在，是为了给人类充饥，而在鲍威尔看来，人为了历史而存在，而历史则为了证明真理而存在。

历史并不具有自己的目的。目的性是人的活动的特点。历史作为客观过程，各种现象之间存在着因果关系。这种确定的，不断重复的因果联系，表现为历史的必然性。这种历史的必然性，并不存在于人的活动之外，而存在于人的活动之中。所以马克思说：“历史什么事情也没有做，它‘并不拥有任何无穷尽的丰富性’，它并‘没有在任何战斗中作战’！创造这一切、拥有这一切并为这一切而斗争的，不是‘历史’，而正是人，现实的、活生生的人。‘历史’并不是把人当做达到自己目的的工具来利用的某种特殊的人格。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41]历史是人的历史，而且是现实的、活生生的人的历史。颠倒人与历史的关系，把历史变成抽象的主体，而人变成历史实现自己目的的工具，历史必然性的观念就会被神秘化为历史宿命论。

马克思把物质资料生产看成历史的发源地，从而有可能进一步探讨人们在物质生产过程中的相互关系。正是在《神圣家族》中，马克思通过对蒲鲁东关于“平等占有”的批评，接近了自己整个体系的基本思想——关于生产关系的思想。

作为小资产阶级代表的蒲鲁东，对资本主义私有制是极力抨击的。但力图以“平等占有”来反对资本主义私有制，使每个人都平等地占有私有财产，以此来消灭生产资料同人相脱离。这表明蒲鲁东并没有摆脱私有制，而是企图在私有制的范围内来克服私有制，以平均占有的形式来实现人对实物世界的重新占有。

平等占有能消灭异化吗？不能。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平等占有’是政治经济的观念，因而还是下面这个事实的异化表现：实物是为人的存在，是人的实物存在，同时也就是人为他人的定在，是他对他人的人的关系，是人对人的社会关系。蒲鲁东在政治经济的异化范围内来克服政治经济的异化。”[42]这个论断的深刻之处在于，马克思看到，对物的平等占有，并不是人与物的关系，而是通过物来实现的人与人的关系。在私有制条件下，人与人的社会关系采取了物化形式，表现为物与物的关系。可见，人对物的平等占有，表明人同人仍然是作为私有者之间的关系。发现物与物的关系下掩盖着人与人的社会关系，这是从异化劳动走向创立唯物史观的重要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