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物都是包含矛盾的，思想领域也是一样，特别是对当时从德国古典哲学传统中脱颖而出的马克思来说更是如此。异化劳动理论的成就和局限就极其明白地表现了这一点。

尽管对费尔巴哈的影响有不同的评价，但这种影响的存在是毋庸置疑的。马克思和恩格斯本人有过多次明确的论述。直到1844年，马克思还没有完全摆脱这种影响。人们不仅在《手稿》中可以看到对费尔巴哈过高的评价，而且可以看到在对某些问题的论述中保留的费尔巴哈的印痕。无怪乎1844年8月，马克思在给费尔巴哈的一封信中赞扬他的《未来哲学的基本原理》和《路德所说的信仰的本质。对〈基督教的本质〉的补充》，说“在这些著作中，您给社会主义提供了哲学基础，而共产主义者也就立刻这样理解了您的著作”[4]。

但马克思并不是纯粹的费尔巴哈派。到1844年，马克思的异化劳动理论虽然仍保留有费尔巴哈的影响，但也正是这种理论成为马克思过渡到唯物主义历史观的重要环节。

似乎很难理解，为什么同一种理论可以把相互矛盾的东西结合在一起？其实并不奇怪。当马克思囿于主体自身，从人的内在需要中分析劳动，就不能摆脱以人的本质异化和复归来描绘历史的思辨传统；当马克思把劳动作为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深入现实的劳动过程中去分析各种关系，就会通向历史唯物主义。马克思说过：“思辨终止的地方，即在现实生活面前，正是描述人们的实践活动和实际发展过程的真正实证的科学开始的地方。”[5]《手稿》的重要成就正在于，马克思把劳动的异化看作一种客观的社会现象，深入资本主义的经济过程内部，深入到私有制的内部，比较深刻地理解了生产劳动在人的自我形成中的作用，人与自然、人与人以及自然与社会的关系，从而打通了走向唯物主义历史观的道路。

费尔巴哈也自称“共产主义者”，但他的所谓共产主义是以人本主义为根据的。他从人是个体和类的统一出发，强调人是类存在物，他们彼此相互需要，相互交往，因此共产主义蕴涵在人的本质之中。马克思不同。他虽然在《手稿》中把共产主义看成是人的本质的复归，但不是直接从人的本质中，而是深入到私有制内部，从私有财产运动的规律中引出共产主义。当马克思说，整个共产主义运动，“必然在私有财产的运动中，即在经济中，为自己既找到经验的基础，也找到理论的基础”[6]时，他就初步扭转了用人的本质来论证共产主义，为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找到了一个支撑点。

马克思牢牢地抓住资本主义私有制，把无产者和有产者的对立理解为劳动和资本的对立。马克思分析了历史，认为在古罗马、土耳其虽然也存在有产者和无产者的对立，但它不是由资本主义私有制所产生的对立，因而表现为穷人和富人的对立。古代的无产者不养活社会，而是靠社会养活，它是附着在社会机体上的赘瘤和废渣。而近代无产者不同，它是由资本主义私有制产生的。它同有产者的对立，表现为劳动与资本的对立：一方面是被财产排除的劳动，即本身不占有生产资料，但却创造财富的无产者，另一方面是作为劳动之排除的资本，即自己不劳动，但却是劳动凝结物、能支配和占有别人劳动的资本。这是资本主义私有制包含的内在矛盾。因此资本主义私有制既是产生有产者和无产者矛盾的根源，又是这种矛盾得以解决的内在根据。

马克思根据资本主义私有制自身运动的规律，进而分析了资本主义社会阶级关系简单化的趋向，即社会日益分裂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大阶级。在工业中，中间等级不断分化；在农业中，土地所有者变为极普通的资本家，使原来作为封建所有制财产的土地、地租，失去了自己等级的差别而变成资本和利息，因而农业和工业一样，也表现为资本和劳动的对立。正如马克思所说：“资本家和靠地租生活的人之间、农民和工人之间的区别消失了，而整个社会必然分化为两个阶级，即有产者阶级和没有财产的工人阶级。”[7]阶级关系的简单化，也就是阶级斗争的尖锐化。原来为复杂的等级制度所掩盖、所冲淡的阶级斗争，现在直接表现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大阶级的对立，“劳动和资本的这种对立一达到极限，就必然成为全部私有财产关系的顶点、最高阶段和灭亡”[8]。

马克思还根据私有财产运动的规律，分析了农村的情况。由于大地产的资本主义化，它给土地所有者带来最大限度的地租，给农场主带来最大限度的资本利润，而农业劳动者即农业工人的工资被压低到最低限度。而且由于竞争规律的作用，一部分土地所有者和租地农场主破产，沦为无产阶级，而已经很低的农业工人的工资，为了经得起市场竞争，被进一步降低。马克思由此得出结论，这种情况“必然导致革命”[9]。

正因为马克思把资本主义私有制看成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对立的根源，因而反对不触及资本主义私有制，希望通过提高工资来改善工人状况的做法。马克思把这称为“改良主义”。毫无疑问，经济斗争是必要的，通过斗争迫使资本家提高工资，能在一定范围、一定程度上改善就业工人的生活，但不能根本改变工人的处境。只要存在资本主义私有制，无产阶级就会始终处于雇佣劳动的地位。马克思的这个看法至今仍然是有效的。无论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表现出什么新特点，无论随着生产高度机械化、自动化和信息化使劳动条件和内容发生了多大的变化，也无论白领工人的比重怎样增加，只要仍然是以资本主义私有制为基础，它的基本阶级结构就不会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工人阶级仍然是被雇佣的阶级。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差别和对立依然存在，矛盾并没有解决。

马克思对平均共产主义的批判，也是以对资本主义私有制的认识为根据的。平均共产主义是社会主义思想史上最早出现的社会主义形式。它们不是要求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而是重新分配私有财产，因而它们并没有超出私有制，而是私有财产关系的普遍化、完成和彻底表现。它们否定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极力想把一切不能作为私有财产由一切人所占有的东西加以摧毁，企图用强力抹杀天赋，否定个性，否定文化，鼓吹贫穷、粗野、禁欲。这种平均共产主义，不仅没有超过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水平，甚至没有达到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水平。它们并没有真正占有资本主义私有制，而是一种倒退。

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私有制包含物质和精神上的富有和贫困这两个矛盾着的对立面。积极扬弃私有制，绝不是否定人类创造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贫穷绝不是社会主义。要从资本主义私有制下所创造的东西中，发现形成新社会所需要的全部材料。应该前进，而不是倒退。“共产主义决不是人所创造的对象世界的即人的采取对象形式的本质力量的消逝、抽象和丧失，决不是返回到违反自然的、不发达的简单状态去的贫困。”[10]

也正因为马克思把共产主义和积极扬弃私有制结合在一起，因而提出了共产主义行动的问题。和一切空想社会主义、真正的社会主义相反，马克思不是把共产主义的实现只看作宣传、呼吁，而是看作革命。他明确指出：“要消灭私有财产的思想，有共产主义思想就完全够了。而要消灭现实的私有财产，则必须有现实的共产主义行动。”[11]诉诸实践、诉诸革命、诉诸行动，这是马克思的重要结论。

在马克思关于异化劳动的理论中，也蕴涵着历史唯物主义的因素。这就是马克思把劳动的异化作为一种客观的经济现象来分析时，涉及许多重要问题，例如劳动的作用问题，劳动过程中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关系问题，经济异化和意识形态中异化的关系问题，等等。马克思通过对异化劳动的分析，初步确定了一条从劳动中寻找对历史、对社会解释的道路。

什么是历史？马克思说：“整个所谓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是自然界对人说来的生成过程。”他还强调，“历史本身是自然史的即自然界成为人这一过程的一个现实部分”，“历史是人的真正的自然史”[12]，等等。马克思的这些思想，同他对异化劳动过程的分析是不可分的。

在异化劳动中，虽然存在自然与人的对立、人与人的对立，人还没有成为真正的人。但人成为人，是全部历史的结果，是通过人类的全部活动，其中包括以异化的形式把自己的劳动能力全部发挥出来的结果。这种看法，虽然没有完全摆脱人本主义的局限，但包含合理的思想：第一，马克思把劳动和历史结合在一起，认为人类历史就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创造的；第二，自然与社会是不可分的。人类历史，无非是人类改造自然、占有自然的过程，是自然成为人的自然的过程。因此马克思批评了那种只重视宗教、政治、艺术、文学，把这些看成是人的真正活动，而轻视物质生产劳动的错误倾向。

马克思虽然把私有财产看作人的自我异化，但没有停留在这一点，而是进一步分析了私有财产制度和生产的关系以及物质生产同精神生产的关系。马克思说：“私有财产的运动——生产和消费——是以往全部生产的运动的感性表现，也就是说，是人的实现或现实。宗教、家庭、国家、法、道德、科学、艺术等等，都不过是生产的一些特殊的方式，并且受生产的普遍规律的支配。”[13]马克思把资本主义私有制看成是以往全部运动的感性表现，不仅表明了它的历史性，而且从生产过程本身来探求它的根源；同样，马克思把政治上层建筑和各种意识形态看成是受物质生产一般规律支配的、被决定的因素，也就找到了它的真实根源。虽然直接用物质生产来解释整个上层建筑而没有深入到生产过程的内在结构和各种要素的不同功能，仍然是比较笼统的。还缺乏对物质生产决定精神生产的机制和过程的科学的说明，但整个方向是正确的。

马克思当时还没有形成社会形态的概念，也没有建立关于社会形态的学说，但马克思由此探讨了私有财产的运动，摸索到社会发展的两个重要环节。马克思在关于地租、关于私有财产关系的分析中，探讨了资本主义战胜封建主义、资本战胜地租、动产战胜不动产的必然性。他认为，由于商品经济渗入封建的土地所有制，土地变为商品，必然引起土地的重新分割和集中，而这样必然导致资本主义类型的大地产，即资本主义大农业的产生。无论封建土地所有者怎样拼命挣扎，都逃脱不了这个结局。另外，由于农村的破产，农业人口流入城市，转移到工业领域，扩大了工业资本的势力，有利于资本主义战胜封建主义。所以马克思说：“从现实的发展进程中必然产生出资本家对土地所有者的胜利，即发达的私有财产对不发达的、不完全的私有财产的胜利”，并且断言，任何阻止这种发展趋势的企图，都是“完全白费力气”[14]。

马克思还把由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发展，看作对下一段历史来说是现实的、必然的环节。私有制不是永恒的。人为了实现自己的生命活动即劳动，“曾经需要私有财产”，而“现在需要消灭私有财产”[15]。

马克思的上述论述，勾画了人类发展的粗略轮廓：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虽然它是不完全的，但却把握了人类历史发展的最重要阶段，并展示了人类发展的前景。

在《手稿》中，马克思还没有形成关于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相互关系的原理，但他在分析私有财产的运动时，在很大程度上接近了这个原理。例如，马克思在分析经济学说史时，不是把由重商学派到重农学派再到英国古典经济学派的发展看成纯思维过程，而是看成社会本身发展在经济理论领域中的反映。他在评价重农学派的重要思想家魁奈时说，重农学派直接就是封建所有制在国民经济学上的解体；而在论述亚当·斯密、李嘉图时，认为英国古典经济学派是私有财产的现实机能和现实运动的产物，是现代资本主义工业的产物。英国古典经济学派理论上的矛盾，是资本主义工业本身内在矛盾的反映。在分析资本主义的货币拜物教时，马克思把古希腊的自然拜物教和货币拜物教区分开来，因为它们的社会条件不一样。他说：“拜物教徒的感性意识不同于希腊人的感性意识，因为他的感性存在还是不同于希腊人的感性存在。”[16]这里使用的是感性存在和感性意识的提法，但它所表达的思想是非常清楚的：存在决定意识。

马克思还直接分析了人的意识同社会生活、社会共同体的关系。他反复强调，“我的普遍意识不过是以现实共同体、社会存在物为生动形式的那个东西的理论形式”。并不是人的意识决定人的社会存在，而是相反，“作为类意识，人确证自己的现实的社会生活，并且只是在思维中复现自己的现实存在”[17]。所以马克思反对把思维和存在对立起来，强调：“思维和存在虽有区别，但同时彼此又处于统一中。”[18]

此外，马克思把宗教的异化看成是发生在人的内心深处的意识领域，而劳动的异化是发生在现实生活中，是经济的异化。异化的扬弃包括这两个方面。但问题并不像费尔巴哈所说的，扬弃宗教的异化是解决一切社会问题的途径。恰好相反，马克思提出“私有财产的积极的扬弃”，“是一切异化的积极的扬弃”[19]的论断，表明了马克思对经济因素在社会发展中的地位的看法。

对资本主义制度下异化劳动的分析，还推进了马克思对阶级和阶级斗争的认识。现代社会存在阶级和阶级斗争并不是马克思的首创。在马克思之前，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家从经济上对各个阶级进行过一定的分析。《手稿》中引用过不少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关于工资、利润、地租的言论。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派虽然包含许多合理的东西，但当它们把利润作为资本的收入、地租作为土地的收入、工资作为劳动的收入时，掩盖了地租和利润的来源，从而歪曲了资本主义社会阶级关系的实质。马克思当时虽然还没有形成剩余价值的理论，但他通过对劳动产品与劳动者相异化、劳动与劳动者相异化，揭示了劳动者的产品、劳动为资本家所占有的事实。所以马克思认为，在资本主义私有制社会，资产阶级的统治表现为资本的统治，“所有者和劳动者之间的关系必然归结为剥削者和被剥削者的经济关系”[20]。

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把资本主义社会看成和谐的有机体，而马克思则强调各阶级之间的对立性。资本家和土地所有者凭着资本与土地，占有劳动产品的大部分，而“剩余部分即工人在最好的情况下挣得的部分，只有这么多：如果他有四个孩子，其中两个必定要饿死”[21]。因此在资本主义社会围绕各自的经济利益展开了斗争。正如马克思所概括的：“在国民经济学中，我们到处可以看到，各种利益的敌对性的对立、斗争、战争被认为是社会组织的基础。”[22]

费尔巴哈是唯物主义者，但历史在他的视野之外。当费尔巴哈考察历史时，他陷入了唯心主义。费尔巴哈停留在对人的本质做人本主义研究的范围内，截断了自己通向科学理解人类社会的道路。马克思不同，他当时虽然没有完全摆脱费尔巴哈的影响，但他着重社会经济现象自身的分析，抓住资本主义私有制和它的根本矛盾，分析资本主义私有财产运动的规律并从中引出结论。这就使他在许多方面突破了费尔巴哈的局限，并为以后科学地理解人的本质，彻底摒弃和清算费尔巴哈开辟了新的航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