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是从黑格尔出发，经过费尔巴哈走向创立马克思主义的。马克思开始吸收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来批判黑格尔的思辨唯心主义，又借助于黑格尔的辩证法来克服费尔巴哈的形而上学和直观性。这样，马克思离费尔巴哈越远，离黑格尔反而越近，似乎又回到了起点，其实是在更高的基础上对黑格尔的辩证法进行了唯物主义的改造。

人们往往容易把历史唯物主义仅仅理解为唯物主义，而忘记了辩证法。这是片面的。历史唯物主义就包括历史的辩证法，它是对人类社会发展的辩证规律的揭示。没有辩证法，就不可能产生历史唯物主义。马克思在形成自己的唯物主义历史观的过程中，曾批判地吸收和改造德国古典哲学，特别是黑格尔的辩证法。恩格斯说过：“唯物主义历史观及其在现代的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上的特别应用，只有借助于辩证法才有可能。”[23]

在黑格尔哲学中，对马克思最具有吸引力的是辩证法，而不是烦琐的思辨和纯概念的演绎。也正是由于辩证法的力量，使马克思在1837年由讨厌黑格尔逐步转向黑格尔，并在一篇未完成的著作《克莱安泰斯，或论哲学的起点和必然性》中，效法黑格尔，力图通过概念本身、宗教、自然、历史这些神性的表现“从哲学上辩证地揭示神性”。马克思在《关于伊壁鸠鲁的笔记》中，热情赞扬辩证法和它不可阻挡的力量：“辩证法是内在的纯朴之光，是爱的慧眼，是不因肉体的物质的分离而告破灭的内在灵魂，是精神的珍藏之所。”他还把辩证法比作“急流”，“它冲毁各种事物及其界限，冲垮各种独立的形态，将万物淹没在唯一的永恒之海中”[24]。一切都在运动、变化，绝对凝固的东西是没有的。

马克思对黑格尔唯心主义辩证法的批判和改造，不是从自然界，而是从社会领域开始的。同费尔巴哈过分注重自然而过少地注重政治不一样，马克思非常注重社会现实。他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对黑格尔唯心主义辩证法的批判，集中在市民社会同政治国家的关系问题上，也就是集中在马克思在《莱茵报》时期所遇到的最苦恼的问题上。这既是对黑格尔唯心主义辩证法的批判，也是对他的唯心主义历史观的批判。黑格尔把市民社会和家庭看成是国家的概念领域，使理念变成主体，从而使家庭和市民社会同国家的现实关系变成了理念自身的关系。马克思把市民社会和国家的关系倒过来，不仅具有一般的唯物主义意义（把被黑格尔颠倒的主语和谓语的关系再颠倒过来），而且提出了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个重要原则。马克思正是围绕市民社会和国家的矛盾，以及市民社会内部和国家内部的各自矛盾，展开了对矛盾的论述，批判黑格尔通过中介来调和矛盾的理论，提出了区分同一本质内部和不同本质之间矛盾的有关矛盾类型的学说，特别是强调要研究客观对象自身的矛盾，“对现代国家制度的真正哲学的批判，不仅要揭露这种制度中实际存在的矛盾，而且要解释这些矛盾；真正哲学的批判要理解这些矛盾的根源和必要性，从它们的特殊意义上来把握它们。但是，这种理解不在于像黑格尔所想象的那样到处去寻找逻辑概念的规定，而在于把握特殊对象的特殊逻辑”[25]。

在《手稿》中，马克思力求贯彻自己提出的这条原则，把握特殊对象（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特殊矛盾，揭示这些矛盾，并理解这些矛盾的根源和必然性。马克思把经济学的研究和矛盾的分析结合在一起。深入地分析资本主义的经济，有助于理解和揭示它的内在矛盾；而抓住资本主义社会的内在矛盾，又促进了马克思的经济学研究。正是通过解剖“市民社会”，马克思进一步展开了对黑格尔唯心主义辩证法的批判和继承，在一定程度上发现了历史的辩证法。

马克思在1844年重新回到批判地改造黑格尔唯心主义辩证法的问题上来，同他的经济学的研究是密切联系的。马克思不仅看到英国古典经济学的理论基础是唯心主义的，这些经济学家用贪欲以及贪婪者之间的战争即竞争来解释资本主义的经济现象，而且使用的方法也是不科学的。他们把应当论证、探讨的东西，例如私有制、分工和交换之间的关系等，当成永恒的既成事实，而不去研究它们是怎样产生、发展的；他们把必然性和偶然性对立起来，完全用偶然的外部情况说明竞争，而不阐明“这种似乎偶然的外部情况在多大程度上仅仅是一种必然的发展过程的表现”；他们把竞争和垄断、同业公会和营业自由、封建所有制和地产分割绝对对立起来，而“不理解运动的相互联系”，看不到后者是前者发展的必然结果。而且英国古典经济学中的一些人，强调土地所有者和资本家同整个社会利益的一致性，掩盖工人和资本家的对抗性矛盾。

和英国古典经济学派不同，受到德国古典哲学辩证法熏陶的马克思，其思维方法是辩证的。他着力探求私有制的起源和发展，分析私有制的内在矛盾，并历史地考察劳动者和生产资料如何由直接或间接的统一发展到对立的过程。马克思也不是把资本主义制度看成和谐的有机体，而是揭示资本主义制度下人与自然、人与人、对象化与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存在和本质之间的矛盾，并把私有制的积极扬弃，看成是这些矛盾的解决。马克思的这些论述都被归纳在他的异化劳动的理论中。因此异化劳动理论除了费尔巴哈人本主义的影响外，还包含着对客观矛盾的分析。一旦消除了费尔巴哈人本主义的东西，这些辩证的因素就会同历史的唯物主义结合在一起。

当时正在对黑格尔辩证法进行唯物主义改造，并力图运用到自己经济学研究中去的马克思，对以鲍威尔为代表的青年黑格尔派的态度是非常不满意的。青年黑格尔派牢牢抓住黑格尔哲学体系中的自我意识不放，把它作为自己哲学的前提。他们的双脚仍然站在黑格尔唯心主义的泥潭里，甚至是逐字逐句重复黑格尔的观点。他们极力回避青年黑格尔派同它的诞生地——黑格尔唯心主义哲学的关系，“对于我们如何对待黑格尔辩证法这一表面上看来是形式的问题，而实际上是本质的问题，则完全缺乏认识”[26]。特别是在费尔巴哈发表了他的重要著作《关于哲学改造的临时纲要》和《未来哲学原理》之后，他们仍然死抱着黑格尔的唯心主义不放，搬弄黑格尔的词句来反对费尔巴哈对黑格尔的批判。到1844年，这些青年黑格尔派分子还不了解“现在已经到了同自己的母亲即黑格尔辩证法批判地划清界限的时候”[27]。他们号召批判，但把批判矛头指向唯物主义，指向无产阶级群众，而对自己信奉的黑格尔唯心主义哲学完全是一种非批判的态度。

马克思当时对费尔巴哈在黑格尔问题上的态度也并不是毫无保留的。马克思赞扬费尔巴哈，赞扬费尔巴哈对黑格尔的严肃批判，并吸收了他的思想。但马克思看到费尔巴哈在辩证法问题上有点简单化，例如他把黑格尔对否定之否定的看法，仅仅归结为宗教——哲学——宗教哲学这样一个三段式，而忽视了它所蕴涵的丰富内容和普遍性。正如马克思所说：“费尔巴哈把否定的否定仅仅看做哲学同自身的矛盾，看做在否定神学（超验性等等）之后又肯定神学的哲学，即同自身相对立而肯定神学的哲学。”[28]费尔巴哈虽然发现了黑格尔唯心主义哲学的本质（颠倒存在和思维的关系），但并没有因此就结束了对黑格尔哲学辩证法批判分析的必要性。

正因为如此，到1844年写作《手稿》时，马克思认为，“对黑格尔的辩证法和整个哲学的剖析，是完全必要的，因为这样的工作还没有完成”[29]。

同1843年不一样的是，马克思这时选择了《精神现象学》作为批判对象。因为批判的重点是黑格尔的整个哲学和唯心主义辩证法，而不是某一个具体问题，如《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所涉及的问题那样。因此最适合于作为分析批判对象的，自然是被看作黑格尔哲学诞生地和秘密的《精神现象学》。另一方面，马克思在1844年提出了异化劳动理论，把它作为中心展开了对资本主义私有制和雇佣劳动的分析。要把异化劳动理论同德国古典哲学的唯心主义异化理论区分开来，必须分析《精神现象学》，因为正是在这本书中，黑格尔论述了关于绝对观念的自我异化和扬弃的思辨理论。马克思在《手稿》中通过分析《精神现象学》，既揭露了黑格尔异化观的唯心主义本质，又肯定了其中包含的积极成果，推进了对历史进程辩证性质的认识。

在马克思写于1844年11月的《黑格尔现象学的结构》的笔记中，第一条就指出：“自我意识代替人。主体——客体。”[30]这是对《精神现象学》中关于异化理论的唯心主义性质的最概括的表述。

主体——自我意识，客体——自我意识外化所创立的“物相”。这是黑格尔关于绝对观念自我对象化和扬弃异化的图式在历史领域的表现。因此，由异化而产生的主体—客体的对立，并不是人同他所创造的真实对象的对立，而是抽象思维同现实的感性在思想范围内的对立。例如，当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中把财富、国家权力看作异化现象时，这并不是指客观实在的财富和国家权力，而只是就它的思想形式而言，即把它们当作纯粹范畴来对待。自我意识之所以要创立对象，无非是为了通过主体→客体，客体→主体的过程，来达到自我实现和自我认识。所以主体是能动的，而客体是被动的；主体是积极的，而客体是消极的。对象对意识来说，是正在消逝的。它的被设立，是为了证实主体的创造力。扬弃异化，就是扬弃它的对象性，使客体重归于主体。因此在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中，“全部外化历史和外化的整个复归，不过是抽象的、绝对的思维的生产史，即逻辑的思辨的思维的生产史”[31]。这种异化观当然是唯心主义的。但它以抽象的形式强调主体的创造作用，强调通过主体和客体相互对立和扬弃对立而使主体得到发展的思想，对于辩证地理解历史（人与环境、历史领域中的主体与客体）还是富有启发性的。

马克思看到，黑格尔的异化观以精神异化的形式抓住人的异化并主张扬弃异化，因而包含着批判的因素。例如在《精神现象学》中，就包含着对宗教、国家、市民社会等整个领域的批判的要素。但是黑格尔的批判主义并不是革命的、实践的批判主义，而是徒有其表的虚假的批判主义。这是由他的异化观的唯心主义性质决定的。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在《现象学》中，尽管已有一个完全否定的和批判的外表，尽管实际上已包含着那种往往早在后来发展之前就有的批判，黑格尔晚期著作的那种非批判的实证主义和同样非批判的唯心主义——现有经验在哲学上的分解和恢复——已经以一种潜在的方式，作为萌芽、潜能和秘密存在着了。”[32]

这种非批判的、虚假的批判主义主要表现在：第一，黑格尔所说的扬弃异化，并不是真正通过实际活动来改变对象，而是把它归结为在纯思维中进行的认识运动，即从对象自身认识到它的主体本质。所以在黑格尔哲学中，对宗教、国家、法的扬弃，不是指现实的宗教、国家、法，而是已经成为知识对象的教义学、国家学、法学，而在现实生活中，宗教、国家和法依然存在。正如马克思所深刻揭露的：“这种思想上的扬弃，在现实中没有触动自己的对象。”[33]第二，黑格尔不仅没有真正扬弃异化，而且由于把对象化和异化混同，实际上为异化的存在作了辩护。在黑格尔看来，对象化是自我意识实现自己、认识自己的必然环节。自我意识首先要把自己对象化出去，然后才能通过扬弃客体的对象性回到主体自身，这就是异化和异化的扬弃。这个过程也就是自我意识的自我确证的过程。因此，对异化的扬弃，就是对异化作为自我意识异在的肯定。比如说，“一个认识到自己在法、政治等等中过着外化生活的人，就是在这种外化生活本身中过着自己的真正的、人的生活”[34]。这完全是为普鲁士封建国家制度和法律辩护，否定彻底改变这种制度的必要性。

但是马克思也从两个方面肯定了黑格尔唯心辩证法的合理因素。一个是劳动在人类历史发展中的作用问题，另一个是人类历史发展的辩证图景问题。马克思把蕴涵在黑格尔唯心主义哲学中的某些合理因素清洗、引申、发挥，更接近了对历史辩证过程的把握。

马克思指出，“黑格尔站在现代国民经济学家的立场上。他把劳动看做人的本质，看做人的自我确证的本质”，并且强调黑格尔“抓住了劳动的本质，把对象性的人、现实的因而是真正的人理解为他自己的劳动的结果”。可另一方面又说：“人的本质，人，在黑格尔看来是和自我意识等同的。”“黑格尔唯一知道并承认的劳动是抽象的精神的劳动。”[35]

既然黑格尔把自我意识看成是人的本质，那又为什么说他把劳动看做人的本质？既然黑格尔只承认精神劳动，那为什么又说他抓住了劳动的本质呢？这两种似乎矛盾的说法，表明了马克思对黑格尔哲学唯心主义本质的认识和自己从中看到的积极意义。

黑格尔对劳动的作用是有认识的。他在《实在哲学》、《精神现象学》、《法哲学原理》中对劳动的作用都有论述。特别是在《精神现象学》中对主奴关系的分析，认为主人因为脱离劳动而变成奴隶的奴隶，奴隶因为从事劳动而重新发现了自己，成为主人的主人的论证，是极为深刻的。但是我们要指出的是，马克思在这里所说的黑格尔把劳动看作人的本质，主要不是指上述思想，而是指黑格尔把自我意识看作人的本质，是在抽象形式下把劳动看作人的本质。自我意识的自我对象化和异化，又扬弃异化回到主体，在这过程中使主体得到确证和发展，实际上是描绘人的自我产生和劳动的本质。人正是通过劳动对象化和异化，并不断克服劳动异化而使主体（人）自身得到发展的。只要把黑格尔的自我意识换成人，把黑格尔的自我设置、自我扬弃的抽象行动变成人的实际劳动，把自我意识的异化和扬弃异化换成劳动的异化和扬弃异化，那一切都颠倒过来了，我们得到的是人通过自己的劳动而自我产生的实际过程。所以马克思说，黑格尔是在抽象的范围内把劳动理解为人的自我产生的行动，由于他颠倒了思维和存在的关系，因此这个过程，“仅仅具有形式的性质，因为它是抽象的，因为人的本质本身仅仅被看做抽象的、思维的本质，即自我意识”[36]。马克思卓越之处在于，他从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外壳中看到合理的内核，看到他以自我意识的异化和异化扬弃的思辨形式，曲折地表达了人通过劳动而发展自己的历史过程。马克思不是在叙述黑格尔，而是在改造黑格尔。

马克思还肯定了黑格尔的历史辩证法的思想。同费尔巴哈把否定之否定仅仅看成是否定神学又肯定神学的思辨游戏不同，马克思看到它的合理性和普遍性。黑格尔以自我意识作为历史的主体，因而脱离了现实的人和现实的历史，但他对自我意识异化和扬弃异化经历否定之否定过程的看法，反映了人的实际历史过程。但是由于黑格尔脱离了现实的主体（人）和现实的历史（人的实际劳动），因而把人的实际活动抽象化、神秘化了，这是它的荒谬的地方，但有它的合理之处，这就是为历史运动“找到抽象的、逻辑的、思辨的表达”[37]。

马克思还肯定否定之否定的普遍性。黑格尔把人的内容丰富的、活生生的、感性的、具体的活动，纳入否定之否定的图式，因而抽象掉它的一切内容，变成一种抽象的形式。这当然是唯心主义的。但作为一种逻辑范畴、思维形式，这种抽象是合理的。经过抽象后它变成普遍的、适合一切内容的形式。正如马克思所说：“这就是普遍的，抽象的，适合任何内容的，从而既超脱任何内容同时又正是对任何内容都通用的，脱离现实的精神和现实的自然界的抽象形式、思维形式、逻辑范畴。”[38]马克思当时所说的普遍性，还是就黑格尔哲学体系范围内说的，指它适用于逻辑学、自然哲学、精神哲学，是黑格尔构造体系的杠杆，还不可能把否定之否定作为自然、社会和思维的普遍客观规律，像恩格斯后来在《自然辩证法》和《反杜林论》中所概括的那样。但马克思把黑格尔的否定之否定，看成适用任何内容的纯逻辑形式，就在一定程度上肯定了它的普遍性。

黑格尔的异化观是唯心主义的，但包含某些积极因素。对它的批判改造，对于马克思形成历史辩证法的思想是十分有益的。

[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12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123页。

[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6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

[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45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30—3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

[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120—12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8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106页。

[9]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87页。

[10]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17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1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140页。

[1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131、128、169页。

[1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12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1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11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1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148页。

[1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13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1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122、123页。

[1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123页。

[19]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12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20]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84页。

[2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54页。

[2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7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23]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691—69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144、144—14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

[2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35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

[2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15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2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157页。

[2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15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29]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46页。

[30]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237页。

[3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16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3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161—16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3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174页。

[3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17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3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163、165、168页。

[3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17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3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15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3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17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