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关于异化劳动的理论,高出于黑格尔和费尔巴哈的异化理论。它包含着唯物史观的因素,但又不等于唯物史观。其中残留着费尔巴哈人本主义的东西,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包含有一切以异化作为根本理论和方法所特有的共同缺陷。
以人的本质为尺度,用人的本质异化来解释历史,必然不是把重心放在研究客观的历史过程,而是探求人的本质,力求找到一种永恒的、固定不变的、规定人之所以为人的本质,并以此作为历史的起点。当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人的固有本质同人相异化,造成了人的客观存在同人的本质相对立。历史的根本内容是人的存在与本质的矛盾;历史的终极目的是使人重新获得自己异化了的本质,重新占有自己的本质。
“复归”论,这是以人的本质异化为前提的必然结论。黑格尔如此,他以绝对观念的自我异化开始,而以客体复归于主体,达到主客体的统一为结局;鲍威尔如此,它把宗教看成人的自我意识的异化而扬弃宗教,就是使宗教意识复归于人的自我意识;费尔巴哈也是如此,他以宗教是人的类本质的异化开始,而以人重新占有自己的类本质,达到完善的、真正的人为结束。尽管对于人的本质的规定不一样,但这种异化了的本质都必须复归于主体自身,则是它们共同的结论。异化和复归,构成异化理论的不可分离的两个环节。因此用人的本质异化的理论来解释和描绘历史,按照它自身的逻辑,势必把人类历史纳入人—非人—人的图式之中,使历史笼罩上神秘的思辨色彩,真实的历史变成人的本质的历史的“倒影”。
很显然,这样来考察历史,必须把注意力集中在探求主体——人的本质,而把客观规律排斥在自己的视野之外。在历史发展中,人的本质处于首要的、支配的地位。一切为了实现人的本质,一切必须符合人的本质。这样,整个人类社会的根本矛盾,并不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在阶级社会,它表现为阶级矛盾),而是人的存在和人的本质的矛盾。当人完全丧失了自己的本质,丧失了一切合乎人性的东西,这种矛盾就达到了自己的顶点,然后就开始了人的本质复归的历史进程。这种历史观,不仅曲解了历史发展的动力,而且歪曲了历史的进程。人类的历史不是人的本质异化和复归的历史。把人的本质与存在相一致作为历史的起点,把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看成是人的本质的异化,而把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看成人的本质的复归,这是虚构的三段式。实际上原始社会并不是人类的黄金时代,不是伊甸园;而阶级社会也不是人类的没落、人性的泯灭。如果说反对中世纪的斗争,曾经限制人们的视野,把中世纪看作历史的中断和倒退,忽视中世纪所获得的巨大进步,同样,如果不用正确的历史观来分析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作用,也会产生这样的后果。实际上,人类的历史是发展的。各种生产方式的更替,代表了历史的进步方向。虽然其中包含着矛盾,包含局部的倒退,但总的趋势是向前的。无论是生产的发展、科学的进步还是道德的变化都是如此。即使从劳动者的经济状况和政治地位来说,从没有人身自由而被当作生产工具的奴隶,到半依附的农奴,再到近代产业工人,也是不断改变的。
马克思1844年对历史的看法,不能与上述历史观混同。但是处在正在形成唯物史观过程中的马克思,还不可能完全摆脱传统思想的影响。当他用异化作为理论和方法来考察历史的时候,明显地带有思辨的烙印。在《手稿》中,这比较集中地表现在马克思对共产主义的看法上。
马克思是密切结合私有财产的扬弃来论述他的共产主义的,这是他的卓越之处。但是他对问题的论述方法,仍然是以主体的本质为根据的。他说:“共产主义是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因而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因此,它是人向自身、向社会的(即人的)人的复归。”[1]在另一个地方他还更详细地谈到这个问题,说:“私有财产不过是下述情况的感性表现:人变成了对自己说来是对象性的,同时变成了异己的和非人的对象;他的生命表现就是他的生命的外化,他的现实化就是他失去现实性,就是异己的现实。同样,私有财产的积极的扬弃,也就是说,为了人并且通过人对人的本质和人的生命、对象性的人和人的产品的感性的占有,不应当仅仅被理解为直接的、片面的享受,不应当仅仅被理解为占有、拥有。人以一种全面的方式,也就是说,作为一个完整的人,占有自己的全面的本质。”[2]
在上述论述中,马克思以人的本质为依据,把私有财产归于人的自我异化,即人的本质与人相对立。这种看法,在1844年左右是一贯的。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视宗教为人的自我异化的神圣形象,而把法、国家看成是人的自我异化的非神圣形象。在《手稿》之后不久的《神圣家族》中,马克思认为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同是人的自我异化”。《手稿》虽然把私有财产的研究,从单纯作为物的形态转向创造物的主体,转向人的劳动,但它转向的是作为人的理想的本质,是摆脱了生产关系的制约、不具有质的规定性的劳动。囿于主体自身,从人的本质中(即使把人的本质定义为自由自觉的活动)无法弄清为什么人会发生自我异化,而自我异化又为什么会产生私有财产、阶级、国家。把自我异化当作根据,实际上是把必须论证的事实作为前提。按这种思维方式来说,同费尔巴哈把宗教归于人的自我异化的路子有某些相似之处。可这只是走了一半路程。如果不从人的本质转向分析形成和决定人的本质的社会,不从社会中探求异化的根源,而停留在人自身,就跳不出人本主义的圈子。所以真正科学的历史观,应该从一定的社会经济时期出发,把研究的重心从人的本质的自我异化,转移到研究社会发展的规律上来,这样,才能真正给予人的本质以科学解释,并弄清异化的原因。
以人的本质为据,把私有财产制度看作人的本质的异化,必然把各种私有制形态下的特殊矛盾,一概归之为非人的生存条件同人的固有本性的矛盾。人的本性成为判断社会关系和社会制度的标准,一种制度的优劣,依据它同人的本性是否符合来衡量。其实,这种尺度是一种主观的、任意的尺度。以其为标准,只能各是其是,各非其非。英国古典经济学家和资产阶级启蒙学派认为封建制度违反人的本性,只有资本主义制度才是最好的制度,它符合人的自私本性;而空想社会主义者则认为资本主义制度压抑人的本性,而只有共产主义制度才符合人的善良本性。每一个人都可以根据自己对人的本性的理解,设想一种完美的制度,完全排除了对历史的客观研究。至今西方仍然有些人坚持这种看法。他们认为资本主义私有制的进步作用,正在于它符合、承认和肯定人的自私本性,充分发挥了人的自私本性,极大地激发了人们追求私利的**,从而推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和科技的进步。这实际上是把人的所谓本性(自私的情欲),看作社会发展的动力。在他们看来,不是私有制产生私有观念,而是私有观念产生私有制;资本主义的历史进步性不在于它符合生产力的发展要求,而是符合人的自私本性;不是由于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产生资本主义竞争,而是人的自私情欲激励他们舍命拼搏。其实,竞争是商品生产的规律。资本主义的竞争是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规律,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经济规律,而不是人性的规律。资本主义私有制及其商品生产的规律支配人们的行为,反映在人们的意识中,表现为对私利的追求。正如后来恩格斯在1847年所指出的:“为了不致溃灭,资产阶级就要一往直前,每天都要增加资本,每天都要降低产品的生产费用,每天都要扩大商业关系和市场,每天都要改善交通。世界市场上的竞争驱使它这样做。”[3]
当然,社会主义企业也应该提倡竞争,因为社会主义经济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它不能取消商品生产的一般规律。但在社会主义社会,就竞争的目的、性质、范围和手段来说,它们都不同于资本主义。毫无疑问,社会主义中的竞争同个人的物质利益有密切关系,但对物质利益的关心不等于个人主义。我们提倡正确处理国家、集体、个人的关系。在社会主义社会,劳动者对自己物质利益的关心并不是根源于人的自私本性,而是由生产力发展水平和分配方式决定的。把物质利益和人的所谓自私本性混为一谈,正如把爱情和纵欲、消费和浪费混为一谈一样,始终找不到正确的分界线。
我们认为异化劳动理论中包含有人本主义因素,并不在于马克思这时使用了人的、非人的、非人化等形容词来抨击资本主义。作为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控诉,在一定场合,这些用语强化了情感色彩。问题在于,马克思关于异化劳动的理论,包含着把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矛盾看成是人的存在和本质的矛盾,即工人的生存条件同他的人类本性的矛盾,表现了以人的本质为尺度来衡量社会制度是否合理的倾向。如果停留在这个范围内,最多只能对资本主义制度进行有声有色的道义谴责,而不能做出科学的说明。沿着这个理论逻辑,必然会把私有财产的扬弃,看成是由非人向人的转化,即人重新占有自己丧失了的本质,向人自身、向社会人(作为人的人)的复归。
诚然,马克思关于他所理解的共产主义的表述,包含许多深刻的思想,例如他反对粗陋的平均共产主义把扬弃私有财产看成是平分私有财产,反对把物质的直接占有视为生活和生存的唯一目的,强调人的全面发展;批判平均共产主义把扬弃私有财产看成是否定一切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鼓吹贫穷的、没有需求的禁欲主义,强调应该自觉地保存以往发展的全部财富,使人的本质得到充实,即人作为一个完整的人,全面占有自己的本质。可是由于马克思以人的本质的自我异化为前提,因此把扬弃私有财产和人的全面发展,纳入了人的本质复归的图式之中。人自身,或者说人真正作为人应该是这样,可是在私有财产制度下,人的本质发生了异化,人不能占有自己的本质,更不用说全面占有自己的本质,因而个体和类,存在和本质之间是矛盾的。只有扬弃私有财产,消除自我异化的共产主义,才能解决这些矛盾,使人真正占有而且是全面地占有自己的本质,人由非人成为人,成为完整的人。这样一来,扬弃私有制就不是由于生产力的高度发展,而是基于人的本质复归的要求;不是在新的生产关系基础上形成人的新的本质,而是全面占有在私有制下无法实现的人作为人的自身本质;不是生产的高度发展、消除旧的分工要求人的全面发展,而是人作为人就应该全面发展。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变成了人的本质的异化和复归的规律。这当然不能认为是科学的历史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