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您主编的五卷本《历史文化认同与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在学术界受到高度赞誉。2014年教师节，习近平总书记来北京师范大学，在学校科研成果展区，特别翻看了这部书，称之为“一部好书”。从主编的角度看，您当初怎么确定了这样一个选题？这部书与您从事的史学史研究有怎样的关系？

瞿：我主编《历史文化认同与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这部书的直接起因，是我校申请“211”工程院校时提出来的。“211”一期工程没有文科，二期工程才有文科。“211”工程非常强调“标志性成果”，学校在申报的过程中，就把哲学系、历史系、史学所联合成一个单位，课题内容是“历史与哲学”，作为申报的项目之一——“中国历史与哲学研究”。校长召集我们几个单位负责人开会，设计“标志性成果”。当时，我代表史学所参加这个研讨，就提出了“历史文化认同与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这个课题。当然，这是一个直接的原因。

至于我为什么要提出“历史文化认同与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这个题目，思想渊源可以追溯得很远。譬如，可以追溯我在1975年写的一篇文章《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历史见证》，甚至可以追溯到1964年我的大学毕业论文《论春秋时期各族的融合》（发表于《学习与探索》1981年第1期）。更重要的是读了白寿彝先生的书，吸收了他的民族观和民族关系史的论述。这几个方面的综合影响，使“统一多民族国家”成为我的一个非常深刻的思想认识。还有一点很重要，就是对学科属性的理解：研究史学，归根到底是为了说明历史，是为了服务于现实，这是中国史学的经世致用的优良传统。在这个问题上，我自认是有明确的认识的。20世纪80年代，我写研究杜佑《通典》的文章时，就十分强调杜佑自称“时撰《通典》，实采群言，征诸人事，将施有政”的撰述宗旨。

《历史文化认同与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这部书的著述宗旨，就是从历代的史学家所写的历史著作里面，去发掘人们是如何认识民族关系的，对于那些刀光剑影、和平往来的历史，他们是怎么想的。史学家的著作是我们的主要发掘对象，同时，我们也关注思想家、政治家在这方面的有关言论。现在我们读到当时的一些言论，都禁不住拍案感叹。比如，唐太宗，他在贞观二十二年召集大臣，讨论他的治国之道。他问大臣：“我的才能比不上古代那些有名的帝王，但是我的功业为什么比他们大？”大臣们说了很多，但言不及义。唐太宗于是说：“你们说的都不对，我的功业之所以大，有五条经验”，最后一条就是“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故其种落皆依朕如父母”[6]。这就是说，他把正确看待和成功地处理民族关系作为自己成就功业的重要原因之一。还有唐代的杜佑，他的民族史观很了不起。他说，人们都看不起夷狄，实际上，“古之中华，多类今之夷狄”[7]，古代的中华和现在的夷狄是一样的，都很落后；只是因为中华所处的地理条件比较好，经常出“圣人”，“圣人”不断改革，将不好的习俗都淘汰掉了，而夷狄所处的地方，地理条件差，难得出“圣人”，改革就很少。杜佑用地理环境解释文明发展进程，是很合理的。他的这些言论，距离我们现在的认识，也就只是一步之遥，这很了不起。这些思想遗产应该发掘出来，它是直接与我们史学史相关的。统一多民族国家是一个历史的产物，我们今天不仅要从历史事实上，还应该从思想层面来揭示它的发展过程。如果今天有更多的人能够认识到这一点，对于进一步巩固各民族的团结和国家的统一局面，是很有意义的。

周：您说的这一点很重要，我们史学工作者都应当有您所说的这种时代意识。您能把《历史文化认同与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撰述主旨讲得具体些吗？

瞿：好的，那就借着你采访的机会，我把《历史文化认同与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一书的主旨和根据，再扼要地说说。中国自古以来是一个多民族国家，自秦汉以来更是一个不断发展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这是一个客观存在，也是一个历史发展过程。我们今天来认识这个客观存在和发展过程，主要有两种考察方法：一种方法是考察历史上各民族的历史及各民族之间关系的历史；另一种方法是考察历史上人们在历史文化认同这个问题上思想观念的历史。许多年来，学术界对前一种考察方法运用较多，并有一些研究成果面世，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对于后一种考察方法，学术界运用较少，研究成果自然就要少一些，这是需要加强研究的方面[8]。当然，这两种考察不是截然分开的，但考察的侧重点毕竟有所不同。鉴于上述情况，我们采用了后一种方法，用以进一步探讨中国历史上各民族历史文化认同的传统。

为了明确考察的对象和重点，我们可以从历史认同与文化认同两个领域进行探讨。这里说的历史认同，主要指关于血缘、地理、治统的联系与认识；而文化认同，主要指关于心理、制度、道统的影响与传承。这里说的“治统”，主要指政治统治的继承性；“道统”，主要指思想传承的连续性。清顺治八年（1651年），顺治皇帝祭告黄帝文中有这样两句话：“自古帝王，受天明命，继道统而新治统。圣贤代起，先后一揆。功德载籍，炳若日星。”康熙元年（1662年），康熙皇帝“御制”祭黄帝文中也说：“帝王继天立极，功德并隆，治统道统，昭垂奕世。”[9]由此可以看出，出身于满族的清朝皇帝也都表明，他们是继承了黄帝以来的政治统治，同时也继承了周公、孔子以来的思想传统。看起来话语很简单，其实思想内涵却无比丰富。从今天的观点来看，这可以看作对历史认同与文化认同的高度概括。在中国历史上，这种认同有其久远的传统。清朝皇帝，从顺治开始，都祭祀炎黄。他们不断地重修历代帝王庙，不断增加供奉的帝王，他们承认自己是炎黄“治统”的继承者，这就是一种历史文化认同。说清朝不属于中国历史，岂非天方夜谭，怎么能说得通呢！

中国历史上民族间的历史文化认同的观念、思想，同任何事物一样，也有一个萌生、成长、发展的过程。为了把这个过程反映出来，《历史文化认同与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一书依照历史的顺序为基本体例，全书五卷按照“四个阶段”和“一个背景”撰写。四个阶段各为一卷，它们是：历史文化认同的趋势与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第一卷）、历史文化认同的深入与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发展（第二卷）、历史文化认同的扩大与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巩固（第三卷）、历史文化认同的升华与统一多民族国家从危机走向新生（第四卷）。这里，我们用了四个关键词，即趋势、深入、扩大、升华，基本上反映了中国历史上历史文化认同这一传统的发展脉络，至于“一个背景”，即“在世界背景下的考察”（第五卷）。这就是说，我们不是孤立地讨论中国历史上的历史文化认同的传统，而是把这个重要历史现象置于世界历史背景加以说明，使之更鲜明，更有说服力，更有历史意义。

这里，我还要强调的是，这部书从立项到出版，经历了十一个年头，是依靠集体的心血和智慧才得以实现的。尤其是第五卷讲“世界背景下的考察”，是在刘家和先生的倡导并主持下所撰写出来的，使这部书有更开阔的视野和更突出的学术价值与现实意义。

你还问道，我主编的这部书，同我研究中国史学史有什么关系，在这里，你提出了一个具有实质性的问题。我在前面讲到“追求史学史的‘通’”的问题时，已涉及这个问题，即“通”对于参与或主持一项大的学术工程是重要的前提条件之一。而就中国史学史同中国历史的关系来说，后者是人们认识到的中国历史的发展过程，前者则是对这一过程的记录、撰述与解说。张岂之先生在给我的一封信中说：《历史文化认同与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一书，是你们把白先生的中国史学史研究的知识和理念用予观察、研究中国历史所得到的结果（大意）。这不仅道出了此书的一个特点，也指出了史学史研究与历史研究的辩证关系。进而，我们可以认为，从研究史学走向关注历史和现实，是史学史研究的最高追求。

当然，我们在论述历史文化认同传统的时候，也不能不注意以下两点。第一，在中国历史上，也存在着与各族历史文化认同趋势相悖的言论和思想，但历史已经证明，这些言论和思想并不符合与顺应中国历史发展的潮流。第二，19世纪中期以后，中国受到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的侵略，国人震惊，眼界和思想都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国家观念、疆域观念、民族观念、文化观念等也都发生了极大的变化，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认同的优良传统从而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历史文化认同与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这本书在撰写过程中，也遇到一些困难，史料浩如烟海，不仅有史学史领域的史料，还有思想史领域的史料，也需要下功夫去发掘。总之，就是要把与“历史文化认同”相关的思想遗产发掘出来。我希望史学界的朋友，尤其是史学界的年轻的朋友们，把“历史文化认同与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这篇“大文章”写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