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您跟随白先生学习、研究多年，您能否给我们这些晚辈，尤其是青年学子，讲一讲白寿彝先生的治学精神和学术遗产；同时，也请您谈谈对“家学”传承的看法。

瞿：你提的这个问题很重要。作为白先生的学生，应当有很好的回答才是。但问题太难回答，尤其是做准确的概括。我虽然写了不少文章，但觉得难以有中肯的表述。这里勉强说说，我们一同讨论吧。

白先生的治学精神，可以用他自己的两句话来说。他说：“史学工作者要有一种精神追求，要追求历史感和时代感的统一。”这就是说，我们研究历史和史学，不能仅仅为了说明某个问题，还要与时代结合，为现实服务，参与当前的历史运动；仅有历史感是不够的，还要有时代感，反映时代所提出的问题。1983年，在一次关于史学理论的座谈会上，他说，“我国老一辈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们，是回答了他们所处的那个时代的现实所提出的一些重大问题”[10]。这个问题是什么呢？就是历史学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关系。这就是历史学同全民族的历史教育的关系。他最早讲这番话是在中华书局成立六十周年时，电视台对他进行采访时说的。这是第一点。再一点，就是他说的“史学工作者出其所学为社会服务”。这两句话，或许可以反映出白先生对史学的一种本质的看法，也可视为他的治学精神。

关于白先生的学术遗产，我写过好几篇文章。我想，他给我们最重要的遗产，就是他能够从历史发展的全局提出问题。这就是我在一篇文章中说的“通识与器局”，比如，史学史，他提出史学发展的一条规律——每一个重大的历史事变之后，都会有与之相联系的历史著作问世。他探讨民族问题，也是从全局来看。什么是民族关系的主流？他说，主流是冲突与和好交替进行，但总的来说，民族关系是越来越密切，各民族共同创造了我们国家的历史。他能够在观察历史全局或者发展趋势的过程中，发现问题，提出问题，说明问题。比如，他讲国家的统一和民族的统一，从发展趋势来看，首先是民族内部的统一，其次是某一个地区多民族的统一，再次是全国多民族的统一，最后是社会主义制度下多民族的统一。他提出了封建社会内部分期的精辟见解，认为，地主阶级作为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它的变化更能说明问题的本质。所以他提出了“世家地主”“门阀地主”“品官地主”“官绅地主”，用以作为划分封建社会的内部分期的主要标志。对于整个中国历史，他也有他的看法。夏朝缺少考古材料，所以他讲得较少。他认为，商周是奴隶制时代，西周时奴隶制从繁盛走向衰落，东周初年到春秋战国是奴隶制向封建制的过渡时期，秦统一标志着封建制在全国的建立。1978年，白先生在《北京师范大学学报》上发表了《中国历史的年代：一百七十万年和三千六百年》。我当时还在外地工作，看到他的文章后就请人用原始的打字机打印出来，油印后发给学生。为什么呢？因为中国历史的年代问题实际上是中国历史的分期问题，这是认识中国历史的一个大问题。

概括说来，白先生留给我们最重要的学术遗产，就是在思想方法上，要从发展趋势、整体格局去看待某一个具体问题，避免就事论事的认识误区。至于他对历史的看法、对史学的看法，可以从《民族宗教论集》《中国史学史》第一册、《中国史学史论集》等著作中清楚地反映出来。他在《中国史学史》第一册里讲到了分期问题，讲到了理论问题，还讲到了他的思考，比如，将来的史学史要怎么发展、断代的史学史要怎么写、要加强少数民族史学研究等。这些问题，很多都是他的未完成事业，要靠后辈去做。他留给我们的学术遗产和思想遗产是很丰富的。

周：我前些年在一篇文章中看到这样一种说法，认为白先生晚年与其把20年时间花在编纂大型的《中国通史》上，不如完成自己设想的多卷本《中国史学史》。这跟过去我从施丁先生得来的看法不同。记得我跟您读博期间，白寿彝先生还在世，一次我给施丁先生送他为纪念白寿彝先生诞辰90周年做的文章校样，顺便请教他有关白寿彝先生学术的问题。他非常赞同我说的白寿彝先生把《中国通史》视作其最高学术追求的看法。我知道您协助过白先生编纂《中国通史》，而且撰写了《中国通史·导论》卷的重要章节，其间，与白寿彝先生接触自然很多，对这个问题，我想请教一下您的看法。

瞿：从学术专长来讲，白先生的专长是在民族史尤其是回族史研究、民族理论研究和史学史研究这几个领域；从学术贡献来讲，是主编《中国通史》贡献最大。他的民族史研究有时候涉及现在的民族关系，也有很大贡献，但《中国通史》的贡献是代表全民族的，代表国家的，要解决的是“如何认识中国历史”这个根本问题。

白先生主编《中国通史》，是受刺激而有所为的。20世纪60年代，他去国外访问。国外学术界的友人就跟他说：“我们跟新中国很友好，我们要跟年轻人讲中国历史，可是你们没有中国通史。”他心里不好受，就说：“我们要编。”大概是20世纪70年代初，周恩来总理主持了一个出版工作会议，强调中国通史还是要写的。1974年前后，白寿彝先生又出访相同的国家，同行又问起这个问题。白先生说，当时无言以对，但口头上还得讲：“我们正在编。”他感到，新中国成立以来，还没有一部贯通的《中国通史》。他觉得自己作为一个史学家，应该对我们祖国的历史作一个明白的交代。1975年，他组织“中国通史编写小组”，并得到了学校的支持。

白先生计划主编三种“通史”——小型的、中型的、大型的。先写中型的，然后可以扩充为大型的，浓缩为小型的。中型的初稿写出来之后，约两百万字，因种种原因没有出版。后来就开始写“小通史”，即《中国通史纲要》。写完以后，集体逐章逐节地讨论。哪一句不合适，哪一处标点不合适，都要提出来。1980年，“小通史”出版了，很有一些影响。在“小通史”的基础上，白先生又组织班子，编撰“大通史”，即多卷本《中国通史》。1981-1983年他都在组织队伍，因为每一个断代都要找人，所以组织起来很困难。首先要确定分卷主编，这虽然很困难，但也得到了广泛的支持。史念海、陈光崇、徐喜辰、斯维至、高敏、杨钊、龚书铎、王桧林这些先生，都是参加了的。可以说，“大通史”是带着一种使命感来写的。《中国通史》是为了说明我们这个民族是怎么发展过来的、要往哪里去、现今处在一个怎样的时代等，是要总结出一些经验出来，并加以合理的说明。这是“大通史”在白先生心中的地位。

至于中国史学史的研究，白先生1986年出版《中国史学史》第一册，我认为他是把后面的事情都规划好了。尽管别人不能替代他，但他的学生们，可以按照他的学术思想体系去实现他的规划、继承他的遗产，并不断地加以发展。2006年已经出版的六卷本的《中国史学史》，可以讲是一种实现。其中第一卷是白先生亲手所撰。第二卷到第六卷，出于他的学生之手，自不能与他本人所撰相比，他不一定都满意。但是，他的学术思想是贯穿其中的。如果换一种视角来观察，当某一种学术研究形成了“家学”传统，这也可视为学术发展上的成就。

归根结底，白先生对于中国历史学的最大心愿还是《中国通史》。这也许不是他最早的规划，但确实是他晚年的崇高追求。《中国通史》有几个优点，一是体例上的创新，创立“新综合体”这种形式。二是反映出各个断代史的新的学术成就，像苏秉琦先生“重构中国远古的历史”，当是最前沿的成果。各个断代部分，都请了当时的名家，他们都是成就很突出的学者。可以说，从形式到内容，到新的学术研究成果，都反映了20世纪90年代的新进展。三是规模大。四是理论性强，其《导论》卷，以唯物史观为指导，阐述中国历史上的一些重大理论问题，堪称一本历史理论著作。在这些方面，《中国通史》还是很难超越的。这样大规模的、具有学术性、理论性的《中国通史》，如果没有一个有见识、有魄力的总主编，没有一个强有力的队伍，是完不成的。戴逸先生说，《中国通史》是20世纪中国史学的“压轴之作”，是中肯的评价。

总之，白先生在民族史与民族理论、中国史学史、中国通史这三个领域都有杰出的学术贡献，但是地位是不一样的。关于民族理论，白先生的见解是全面的、深刻的。关于中国史学史，他在新中国成立前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大大地开拓了中国史学史研究的深度和广度，使史学史成为一个影响比较大的学术领域。而“大通史”则被誉为20世纪中国史学的“压轴”之作。

周：您在上面的谈话中提到了“家学”传统，刚才我也问到了这个问题，您可以谈谈关于“家学”传承的问题吗？

瞿：当然可以。重视“家学”是中国学术的传统之一。当然，现今我们所讲的“家学”，已不是章学诚说的“《春秋》家学”，这是章学诚最推重的家学；也不是章学诚所说的司马谈、司马迁与班彪、班固父子传承的家学；而是接近于章学诚所说的第三种家学，即“史家著作成书，必取前人撰述，汇而列之，所以辨家学之渊源，明折中之有自也。”这几句话，出自章学诚的《永清县志·前志·列传序例》，载《章学诚遗书》。他在这里所说的“家学”，具有广泛的含义，强调“辨家学之渊源，明折中之有自”。依我的肤浅理解，说的是学有所本。我借用章学诚此种“家学”含义，以说明师承关系所形成的“家学”以及学术发展的源与流的关系。从我自己来说，自1964年做研究生以来已有50多年，自1981年回到母校跟随白先生做教学、研究工作也有30多年了。几十年来，从研究范围、治史宗旨以至于研究方法、学术话语，无不受到白先生的影响。久之，形成自觉意识，要把白先生的治学精神、学术志趣继承下来，传授下去，同时还要有新的追求和创造。在白先生的学生中，有这种自觉性者，并非我一人，这从一个方面反映出了白先生治学精神和学术遗产的魅力。我热忱地希望我的学生们和其他一些年轻的朋友，认识到这种魅力而激励自己的学术志向。

周：1985年3月，在白寿彝先生主持下，在北京举办了“史学史座谈会”，这也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次聚集全国的中外史学史研究者开这样的会议，意义重大。《史学史研究》1985年第2期刊载了学者们在座谈会上的发言，最后一篇是“凌晨”写的《史学史座谈会纪事》。听人说，“凌晨”就是您的笔名，请您予以证实。

瞿：“凌晨”是我的笔名，是我介绍白先生的文章而用的笔名，一篇《历史上民族关系的主流是什么？》，另一篇是《怎样对待史学遗产？》，都发表在《人民日报》上。第一篇是1981年12月发表的，第二篇是1982年1月发表的，前后不超过一个月。“凌晨”的笔名就是从这里来的。

周：您的这一番分析，对全面认识白寿彝先生的治学精神和学术遗产，很有启发。您关于“家学”的看法，很值得我们晚辈深思。

瞿：我在《史学遗产和史学研究——读〈谈史学遗产答客问〉书后》那篇文章里面很大胆地这样说：“培养专门之才很困难，培养通识之才更困难。”然后我说，我统计了一下，白先生连续发表的这四篇《谈史学遗产答客问》，引用了180多种文献；他关于史学遗产的许多见解，对推进史学研究来说，是很重要的。研究断代之学，不容易驾驭具有通识性的工程。只有“通”了，才可能驾驭通识性的工程，这是很显然的。希望我们史学界的年轻朋友们在专门之才的基础上，向着通识之才努力攀登。

周：谢谢您给我们谈了这么多。这些内容既有重要的学术意义，又有宝贵的史料价值，很值得寻思和回味。

瞿：也谢谢你。你提出的问题使我想起了诸多往事，促使我从理论上进一步思考了不少问题。

周：再见！

瞿：再见！

[1] 载《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2期。

受《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编辑部的委托，周文玖携博士研究生刘玲同学于2015年9月28日、10月12日、10月19日三次至北京师范大学资深教授瞿林东先生办公室，就先生的学术历程、学术成就、学术旨趣以及白寿彝先生的治学精神和学术遗产等问题进行专访。现将访谈内容整理如下。被访者以“瞿”表示，访问者以“周”表示。

[2] 参见瞿林东主编：《中华大典·历史典·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分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

[3] 范文澜：《关于中国历史上的一些问题》，《范文澜文集》第十卷，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267～268页。

[4] 参见向燕南：《世纪之交的史学回顾与前瞻——访中国史学会会长戴逸先生》，载《史学史研究》1996年第1期。

[5] 参见瞿林东：《中国史学：20世纪的遗产与21世纪的前景》，载《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96年第5期。

[6] 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一百九十八，太宗贞观二十一年，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第6247页。

[7] 杜佑：《通典》卷一百八十五《边防》序，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第4979页。

[8] 参见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政策研究室编：《中国民族关系史论文集》（上、下），北京：民族出版社，1982年；费孝通主编：《中华民族研究新探索》，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黄爱平、王俊义编：《炎黄文化与中华民族》，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年；陈连开主编：《中国民族史纲要》，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9年；费孝通主编：《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9年；翁独健主编：《中国民族关系史纲要》，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以及林甘泉：《夷夏之辨与文化认同》，载《传统文化与现代化》1995年第3期，等等。

[9] 李学勤、张岂之总主编，曲英杰主编：《炎黄汇典》祭祀卷第三册，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2年，第387页。

[10] 白寿彝等：《开展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研究》，载《世界历史》1983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