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您对20世纪的中国历史学研究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发表了大量文章，出版了《20世纪中国史学散论》一书。1996年河北教育出版社委托您主持选编了大型丛书《20世纪中国史学名著》，内收20世纪30多位史学家的50多部著作，您还特别重视将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著作选入其中，表现了与当时忽视马克思主义史学思潮的不同旨趣。研究20世纪中国史学，您认为值得注意的问题有哪些？如何评价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地位？如何处理马克思主义史学与其他史学流派的关系？

瞿：这个问题问得好！无论是从史学史研究的角度，还是从史学理论研究的角度，20世纪中国史学都是非常重要的。首先，从史学史之“通”的要求来讲，20世纪中国史学也在“通”的范围之内。其次，虽然从继承史学遗产的角度我们讨论中国古代史学更多一点，但若论中国史学与当前的历史运动有什么样的关系，20世纪中国史学的影响要更加直接一些。不过，这个问题包含的内容十分丰富，我可能难以说得周全。

我曾经在一篇千字文里对“二十世纪中国史学最显著的进步”做了概括。这篇千字文发表在1997年9月18日天津《今晚报》上。《今晚报》当时设立过一个栏目，叫“日知录”，每篇一千字左右。栏目向我约稿，我很认真地对待这件事，就写了《二十世纪中国史学最显著的进步》这篇千字文，我的基本观点是：

二十世纪的中国史学，从世纪开始时就有“新史学”的提出，如今将要走过一个世纪的历程。百年之中，学派林立，名家辈出，硕果纷陈，或推重方法，或讲求史料，或倡言史观，林林总总，可谓辉煌。今天，人们面对百年史学，不论是回顾，是总结，是批判继承，是重新评价，该从何谈起呢？尽管见仁见智在所难免，而学术史的研究毕竟是严肃的事业，需要人们严肃对待；同时，史学同任何事物一样，其发展也必有基本的和本质的方面，也需要人们认真对待。基于这一认识，我以为，从中国史学发展之总的进程来看，从史学的本质属性来看，历史观的进步是二十世纪中国史学最显著的进步；认清这一点，是把握二十世纪中国史学的关键。

我提出这个基本观点有三个根据。第一，历史观的进步是史学发展的趋势之一，而近代进化论和唯物史观是20世纪中国史学在历史观上的两次根本性的变革。第二，“新史学”的倡导者梁启超和唯物史观的倡导者李大钊都强调历史观的重要，因为历史观决定了史学的思想走向。第三，历史观影响着人们对历史的不同解释，进而影响到人们从这种不同的解释中获得对历史的不同认识。

两年后，我应《深圳特区报》之约，在该报发表《彰往察来：中国史学百年回眸》一文（1990年10月17日）。我的《20世纪中国史学散论》一书漏收了这篇文章，这里我们不妨说说这篇文章。当时我是这样想的：回顾20世纪中国史学，一是要考察史学自身的发展，二是要注意到史学在历史变动中的变化，三是史学在发展中的得失利害。当然，三者之间是密切联系的。这里，我们围绕“得失利害”的相关问题回顾一下。当时，我提出这样几个问题来和读者尤其是同行共同思考：20世纪中国史学最显著的进步是什么？20世纪中国史学最突出的成就是什么？20世纪中国史学最重要的经验是什么？20世纪中国史学最深刻的教训是什么？

20世纪中国史学最显著的进步是什么呢？关于这个问题，上面提到的那篇“千字文”已经讲到了，就不再重复。这里要说的是，20世纪中国史学在历史观上的进步表现为两个发展阶段，即从古代历史思想之积极成果即朴素的唯物观点和朴素的进化观点到近代进化论，从近代进化论到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前一个阶段完成于20世纪初；后一个阶段完成于20世纪三四十年代，并在50年代得到广泛传播。这两个阶段都是中国史学上具有根本性质的变革，前者改变了国人对于历史的观念，而后者则使历史学走上了科学发展的道路。关于进化论和唯物史观如何引入，如何传播，如何确立，如何改变史学面貌，论者多有阐说，足资参考。在悠久的中国史学发展史上，尽管历史观也在不断地进步；但是，在20世纪百年中，历史观出现两次根本性变革，是前所未有的。

那么，20世纪中国史学最突出的成就是什么呢？是中国通史的研究与撰述。20世纪中国史学的成就异常辉煌：从世纪之初新史料的发现推动了新历史考证学派的兴盛，到世纪之交许多新的研究领域的开拓，历史学在各个分支学科方面，在各个研究方向上的成果举不胜举。反映这方面成就的专书、论文和综述多有论列，年鉴、目录、索引等工具书则有详尽的展示。这里，我们从最基本的但也是最宏观的方面来做出判断：20世纪中国史学最突出的成就是什么呢？答案是：在近代或现代的意义上开辟了对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做整体性研究与撰述的道路。这在关于中国通史的研究与撰述上尤为突出。这里说的“整体性历史”，一是纵向上的发展，二是横向上的展开。有的研究者给“通史”做了这样的定义：“取古今史实之全部，而为概括之记述，以求时间之递嬗、空间之联系为原则者，是谓之通史”；通史“主于联贯，其文贵简要有序”（金毓黻《中国史学史》）。中国史学有重视作通史的优良传统，被章学诚誉为“通史家风”。但通史之作，真正具有近现代意义的整体性的认识与研究，却是21世纪的事情。这一标志，便是新型的通史、断代史、专史研究与撰述的兴起和发展。从历史学的角度来看，考古学、文献学、年代学以及其他许多新兴学科，都是为了用来进行整体性历史研究和历史撰述的。这在19世纪及以前是做不到的。

我们知道，历史学的根本任务，是要使人们全面地认识历史发展的进程和规律，并善于从历史运动中汲取经验和智慧，增强对历史前途的信念，更好地投身于当前的社会实践，积极地去创造美好的历史前景。正因为如此，在20世纪中国的艰难曲折、奋斗不息的历史道路上，关于中国通史的研究和撰述，始终伴随着百年史学的发展历程：从梁启超、章太炎、夏曾佑、邓之诚、吕思勉、周谷城，到范文澜、吕振羽、翦伯赞、郭沫若、白寿彝等史家，百年之中，从未中断。他们的设想和著作，已深深地铭刻在20世纪中国史学发展的纪念碑上。从世纪之初梁启超、章太炎关于中国通史的编撰方案，到世纪之终白寿彝先生主持的12卷本、22册、1200万字的《中国通史》巨著的问世，可谓硕果累累，使20世纪中国史学家们的“通史家风”大放异彩。我们可以认为，范文澜开创的《中国通史》的出版，白寿彝主持的《中国通史》的出版，以及其他一些中国通史著作的出版，反映了20世纪许多有良知、有见识、追求进步、有历史责任感的史学家们的夙愿。这从范文澜曾经写下的一段话中，可以窥其心声：

通史的工作是这样艰难的，要认真做好通史，就必须全国史学工作者很好的组织起来，分工合作，或研究断代史，或研究专史，或研究少数民族史（没有少数民族史的研究，中国历史几乎无法避免地写成汉族史），或研究某一专题，局部性的研究愈益深入，综合性的通史也就愈有完好的可能。以局部性的深入来帮助综合性的提高，以综合性的提高来催促局部性的再深入，如此反复多次，庶几写出好的中国通史来。

中国人民需要好的中国通史，这是因为中国各民族人民千辛万苦，流血流汗，一直在创造着自己的祖国，创造着自己的历史。既然是自己创造的，产生热爱祖国，热爱历史的心情，也是很自然的。[3]

史学家的艰辛、责任和精神境界，都渗透于字里行间。总的说来，以我个人的浅见，研究20世纪中国通史编纂学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就是把握了20世纪中国史学发展的脉搏。

那么，20世纪中国史学发展中最重要的经验是什么呢？对于这个问题，归根结底就是：史学应该关注社会。从史学史的发展来看，自史学产生以来，莫不如此。其程度的差别，主要在于史学家的自觉意识、科学原则与价值取向，以及社会公众对于史学如何看待与回应。在这方面，不论是“新史学”、新历史考证学，还是马克思主义史学，都有相通之处。其特点虽不尽相同，而本质并无区别。新中国成立之前，反侵略、反压迫、爱国图强，是史学音符上的最强音。新中国成立以后，研究和撰写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历史，维护国家统一、民族团结，振兴中华，是史学家们的共同目标，这是一条宝贵的经验，不应因有教条主义的曲折和十年“**”的浩劫而有所疑虑。在这个问题上，马克思主义史学历来高擎鲜明的旗帜，其产生、发展、壮大，都是同中国革命、建设与改革相伴相随、相依相存的，并由此确立起自身的科学性和社会性相统一的原则。

现在来说说，20世纪中国史学在发展中的最深刻的教训是什么？百年史学，成果多，经验多，教训也多；记取最深刻的教训，一言以蔽之曰：要善于识别借用“历史科学”的旗帜和术语而篡改历史真相、践踏史学尊严的反学术、反科学、反社会、反进步的骗术。“**”期间，真正的历史学被压制、被排斥，而这种骗术却得以横行无忌，其后果是社会生活、史学发展都遭到严重损害，这是一个历史性的教训。“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史学工作者和社会公众从这个深刻的教训中增强了自己的辨别能力，也增强了捍卫史学尊严和科学品格的意识。从这个意义上讲，任何教训都会成为人们走向未来、创造新的业绩的精神财富。

今天，我们对于20世纪中国史学上的一些重要问题还要进一步加以认识。这就是你讲的：“如何评价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地位？”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到今天，面临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新中国成立后十七年（1949—1966）的史学如何评价？这是一个根本性的问题。有人说，这个时期的史学是政治史学，史学是政治的婢女，或者政治的注脚。这就把17年史学都否定掉了，把马克思主义史学都否定掉了。我个人认为，新中国成立初的马克思主义传播是一种先进的历史观的传播；在这个历史观的指导下，经过对许多重大问题的讨论，人们对历史的认识达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在讨论中，不可避免会有一些错误的、不合适的观点出现，但它们都在推进人们的认识。认识不统一是很正常的，但总体而言，认识是在提高的。我经常这样想，如果没有那个时候的讨论，我们对于历史的认识不可能达到今天这样的高度。对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17年史学做简单的否定，是不妥当的。

我们面临的第二个问题是：经过拨乱反正、改革开放的这么多年，我们用唯物史观指导中外历史的研究，有进步，也有问题。说有进步，主要是指产生了一批代表性的成果；说有问题，是指对历史理论关注不够。

在17年时期，主流观点是，马克思主义史学是唯一科学的史学，其他都是“资产阶级史学”，不承认历史观的多元性。现在，我们还是要大力发展马克思主义史学，在多元史学同时发展的情况下，扩大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影响，让它产生更大的作用，这是我们当前的任务。对于马克思主义史学以外的其他各种流派的史学，第一要有包容心，第二要通过讨论和商榷，共同探讨一些问题，这样各方在认识上就可以更接近一些。对于马克思主义史学，光说它“有用、科学”还不行，要在讨论中证明它的见解确实是高明的。何兹全先生曾说过：“辩证唯物史观使人聪明”，他是用他的方式在坚持唯物史观。如果我们能多一点像何先生这样对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坚持，那对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是有帮助的。

我们现在缺少批评和商榷的气氛。学术争论，应该是一种平等、商榷的气氛。应像白寿彝先生说的，要学会站在对方的立场上来考虑问题。我们现在还差得很远。白先生曾在《史学概论》中这样形容20世纪30、40年代的史学：“在齐流并进的情况下，马克思主义史学显示出了它的生命力。”这是我们应该坚持的态度和信念。当然，对于个别外国学者错误的说法，我们还是要据理驳斥。

憧憬21世纪的中国史学，最值得我们三思并下大气力去研究的问题，莫过于在唯物史观指导下如何进行新的创造。一则是唯物史观的基本原则应该坚持，因为目前还没有任何科学体系能够取代它来指导我们合理地认识历史；二则是唯物史观并不排斥人们在理论上的创新，因为它从来就认为原则并不能代替具体的研究及其结论；三则是这种创新不是空洞的教条和“体系”，而是把唯物史观的有关基本原则同具体的研究对象结合起来，才具有坚实的基础，才可能提出新的有说服力的理论认识。

20年前，我曾写过一篇文章《中国史学：20世纪的遗产与21世纪的前景（论纲）》，在这篇文章的最后，我诚恳地向年轻的史学工作者提出希望。我想在这里再次表明我的这种心情。

21世纪的中国史学，要造就出一批能够同世界各国史学家对话的新型的史学家。这些新型的史学家，应有较高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修养和中国学问的根底，应对世界历史和外国史学有相当的了解，应在专精的基础上努力向通识发展，应具有较高的古代汉语的修养、现代汉语的表述水平和外国语水平，应善于同外国同行合作而又具有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因此，我们应当有一种探索造就新型的史学人才模式的自觉意识。中国史学会会长戴逸教授把“在改革开放中成长起来的一代”史学工作者，称为“探索的一代”[4]。

是的，这是跨世纪而展宏图的一代史学工作者，希望在他们当中能够涌现出一些这样新型的史学家。[5]

我相信，21世纪的中国史学，将会有更加辉煌的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