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中国史学史上有断代和会通两种学术旨趣，从您的治学路径看，您对中国史学史的研究，开始阶段主要用功于唐代史学，以后逐步追求史学史的“通”，出版了20世纪独力撰写的部帙最大的中国史学史专著《中国史学史纲》；另一个比较明显的轨迹是从重点研究史学史到重点对史学理论的探讨。这些变化您是有计划进行的，还是有其他因素？研究中国史学史对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史学理论体系具有怎样的意义？

瞿：在研究工作开始阶段，确定一个比较稳定的研究领域，是一种自觉的行为，当时就觉得不能盲目地、没有章法地进行研究，所以选择了唐代史学。

从专注于唐代史学，到追求史学史的“通”，也有几个原因。第一，是学术研究自身的规律。简单说来，唐代史学有源也有流，探其源而究其流，这是“通”的自然规律。第二，当初决定研究唐代史学时，也有一个模糊的考虑，就是可以上下延伸，往上可以研究魏晋南北朝史学，往下可以研究两宋史学。第三，激发我走向“通”，还有一个客观原因，就是当时我们史学所没有一部贯通的“中国史学史”，这对我来说是一个极大的精神压力。

走向“通”的道路，是很不容易的，这是主、客观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我认为，迈向“通”这一步，从学术发展上来讲，是对的。我的第一篇文章是1978年发表的，《唐代史学论稿》是1989年出版的，其间相隔了十一年。1999年，出版了《中国史学史纲》。从1978年到1999年，这之间经历了21年。前十年集中做断代研究，后十年转向“通”的研究。这就是从“断代”走向“贯通”的一个漫长的过程。

20世纪90年代，是我摸索着走向史学史之“通”的年代。这10年中，我是自觉地、有时也是被“逼”着朝着“通”的方向努力。回想起来，大致有这样几条路径。一是写“中国古代史学批评纵横”系列文章。看起来，这个系列文章是按专题或范畴来写的，但不论是专题还是范畴，为了说明问题，也需要上下贯穿，前后联系，无疑是包含着“通”的诉求。二是写《中华文化通志·史学志》。这是按志书的体例来写中国史学史。在具体处理上，我首先写了中国史学发展的基本脉络，这当然是要求上下贯通的；而大部分内容是按较宏观的专题来写，因每一专题内涵丰富，故其中有更大的空间来贯穿古今的“通”。有了这两条路径，第三条路径就显得“顺利”一些，这就是90年代末撰写的《中国史学史纲》。这些年来，不少读过《中国史学史纲》的朋友反映，《中国史学史纲》在“通”的基础上还突出地显示出史学发展的阶段性特点，给人以深刻的印象。

我想着重说的是，“通”是专史的首要的要求，同时也是致力于有关大型学术工程的重要条件，这一点我多少有一些体会。如我主编的《中华大典·历史典·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分典》（三卷本）和《中国古代历史理论》（三卷本），一是文献整理，一是理论研究，它们都以不同的表现形式贯穿着“通”的理念，这也可以看成是章学诚所说的“史意”的一种反映。

总之，重复地说，“通”，一方面使你的知识更丰富，另一方面也使你的研究有更加准确的定位。“通”的另一个意义，是你参与或主持一个重大学术工程的知识基础和思想基础。如果没有“通”的思想和大致“通”的知识储备，你无法驾驭一个重大的学术工程。前贤讲究的“通识”，是我们在治学上追求的目标之一。

为什么说研究中国史学史，对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史学理论体系具有重要的意义呢？这是因为，不研究学科发展史，就难以概括出它的理论问题。理论问题是在研究学科发展史的过程中发现的。史学史研究是提出问题的基础、土壤。在这个基础上，才能概括出史学发展的重大理论问题，总结出规律性的东西。所谓“理”在“势”中，就是这个道理。

史学史研究要求我们在研究到一定深度的时候，要向理论方面发展，这也是一个规律。我们是不是可以这样认为：中国史学史的研究对于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史学理论体系是具有根本性的基础作用的。要反映出“具有中国特色”，就必须对中国史学有相当深入的认识；只有对史学史有深入研究，才能提出理论问题。比如说，史家修养，孔子、孟子讲“事、文、义”，到刘知幾讲“才、学、识”，到吴缜讲“事实、褒贬、文采”，再到章学诚、梁启超，这条线索非常清楚。其他主题也是如此，比如体裁、体例，杜预、刘知幾都讲过；再如史法、史义，从范晔、刘知幾、叶适直到章学诚，这些我们都能梳理下来。这样写出来的史学理论，应当是“具有中国特色”的。

我们还有一个传统，是我经常说的“未尝离事而言理”。这就是说，不离开史学发展来讲理论，读者会比较容易理解。西方学人讲逻辑，这是西方的特色；“未尝离事而言理”，是中国的特色，二者可以同时存在。

周：1987年，您在《史学理论》（现《史学理论研究》的前身）发表《史学理论与历史理论》的文章，这是较早对史学理论和历史理论做出自觉区分的文章，这篇文章虽然篇幅不长，但对中国的史学理论及史学史学科建设影响很大，请回忆一下您写这个文章的初衷。以后您对中国古代史学批评、中国古代历史理论分别探讨且取得丰硕的成果，是不是建立在这样概念区分的逻辑基点上进行的？

瞿：从“会通”的观念来看，从史学史研究走向史学的理论研究，这也是一种会通，是提升了一个层次的会通。你说的这篇文章之所以产生，一个直接的原因是为了呼应陈启能教授的一篇文章。他在1986年12月3日的《光明日报》上发表《历史理论与史学理论》，提出了当时人们在研究理论时需要思考和探讨的问题。他的观点大致是：“历史理论”与“史学理论”仅一字之差，但是研究对象是不一样的。他指出，“现在我们讨论的问题，多数是关于历史理论的，较少涉及史学理论”，进而指出，“要把这两个问题搞清楚，加强史学理论的讨论”。

1987年，《史学理论》创刊，陈启能教授希望我能在创刊号上发一篇文章，因为长文章来不及写，他希望我在“史学沙龙”栏目写一篇文章，文章不需要太长，四五千字即可。我为了呼应他在《光明日报》上发的《历史理论与史学理论》，就写了这篇《史学理论与历史理论》。他是从西方史学的角度进行阐述的，我就从中国史学的角度来说明问题；他的阐述和近现代史学结合得比较密切，我就和古代史学联系紧密一点。这是文章问世的直接原因，但是我形成对“历史理论”与“史学理论”这两个概念加以区分的意识，要比这早一点。我早先读李大钊的《史学要论》，李大钊特别强调：“历史理论如果没有建立起来，历史学这门学科是不能成立的。”此外，1983年我参与白寿彝先生主编的《史学概论》一书的撰写。白先生说，他在“**”前开过“史学概论”这门课，但讲的是历史唯物主义。对这样的讲法他并不满意，并为此而困惑。再者，列宁曾提出，马克思以前的历史理论有两个缺点。列宁用了“历史理论”这个词，我脑中一直留有印象。所以，陈启能教授的文章一发表，我就很清楚他要表达什么，我可能补充什么。

此后，我就更加注重这个问题的发掘了。在三卷本《中国古代历史理论》的“导言”里，我考察了恩格斯关于历史理论的一些观点。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里说到，“历史唯物主义”和“剩余价值学说”是马克思对人类的两大贡献。在另一处，他换了一种说法，说马克思的“经济理论”和“历史理论”是他的两大贡献。看来，你的判断是对的，从1987年以后，我确实有一种把“历史理论”与“史学理论”明确区分开来进行研究的自觉意识。我出版的《中国古代史学批评纵横》《中国史学通论》，显然是沿着史学理论的思路进行研究的结晶，而2011年出版的我主编的三卷本《中国古代历史理论》探究的则是古代史家关于客观历史的理论认识。而我主编的《中华大典·历史典·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分典》[2]，也是以历史理论、史学理论、史学史三个部分分类编纂的。

当然，今天我们所做的工作，所取得的一点成绩，也只是个开始。中国的史籍太丰富了，不论是研究中国的“历史理论”还是“史学理论”，都还有大量的工作要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