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瞿林东先生谈中国史学史研究[1]

瞿林东 周文玖

一、从《唐代史学论稿》谈起

周：瞿先生，您好！感谢您做出安排，接受《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编辑部委托我对您进行的学术专访。我读到的您的第一本书是《唐代史学论稿》，直到现在，我依然认为《唐代史学论稿》中的每一篇论文都是很精湛的，这本书仍是学习唐代史学的很有价值的参考书。您在这书的《自序》中谈到，您40岁时的学术履历表仍是空白，于是决心“破釜沉舟”，以研究中国史学史为业，并首先选择唐代史学作为研究领域。此后，您的论文、著作频频发表、出版，无论是数量还是质量，在您那辈学者中都是突出的，也让后辈学者受到鼓舞。从过去您的一些闲谈中，我逐渐感觉到，您在《自序》中的说明还是太谦虚了。事实上，您跟白寿彝先生做研究生时，已经具备了很好的学术功力和很强的论文撰写能力。“**”期间，虽然学术研究停滞了，但您在艰苦的环境下，却一直坚持发奋读书，并在1979年以后写了不少有关地方史的文章，在当地颇有影响。因此，当全国的学术研究走上正轨，您就很快步入学术界。我这样理解，不知您是否赞同；可否再为我们详细谈谈您的治学历程？

瞿：这个问题对我来讲确实很重要。因为研究唐代史学，可以说是我学术研究的第一步。那我们就从《唐代史学论稿》这本书开始谈吧。《唐代史学论稿》这部书，1989年出版；时隔25年后，高等教育出版社2015年出版了增订本，补充了1989年之后我陆陆续续写的八、九篇关于唐代史学的文章。为此，我非常感谢高等教育出版社！初版约30万字，增订本是45万字。另外，国家社科基金有一个“外译”项目，2015年全国评出300种书，《唐代史学论稿（增订本）》也入围了，而最后被确定“外译”的，只有一百多种。不管怎么说，这本书对我来讲是很重要的。我去台湾参加学术会议，台湾的学者跟我说，“我们知道大陆有个学者叫瞿林东，就是从这本书开始的”。这是因为，它是当时大陆第一本关于断代史学研究的著作。你说“每一篇都很精湛”，这是过誉了。现在看来，有的文章是比较深刻的，有的文章还是稍微浅了一点。总的来说，每一篇都写得比较认真，比较踏实。今天看来，确实还有它的参考价值。

关于“破釜沉舟”，要从“**”结束之后白先生让我再回到史学史上来说起。1977年年初，我去看白先生。我那时已经40岁了，而且跟先生也有多年没见面了，所以就不好直接向先生请教“该研究什么问题”，只好委婉的请教问先生：“先生您看我今后读点什么书啊？”白先生当即明确指出，说：“那当然还是读史学史的书！”听了他这一句话，我就决定了下一步该怎么走——回到史学史上来。当时，我在内蒙古通辽师院教中国古代史，从1973年开始一直没有间断过，但白先生说了这句话，使我明白了老师的意思，所以把民族史、断代史研究的可能都排除了，决心回到史学史这个领域。记得1978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整理本《史通》，两块八毛钱，我跑了三趟新华书店，才下决心买下来，因为当时经济上很困难。

白先生只说了那一句话，我也不好意思再问：“史学史从哪里开始研究呢？”我就考虑，如果研究史学史，那很可能从司马迁《史记》开始，因为司马迁在史学史上地位高，影响大。当时我手头有一本中华书局出版的司马迁《史记》研究目录索引，我一看，成果这么多，目录都有一本！要把它们都看了，很困难，有的资料也无法找到。这样我就放弃了从中国史学早期阶段进行研究的计划。因为对唐代历史比较感兴趣，所以我决定从唐代做起。这一决定还有一个考虑，20世纪60年代初，白先生写的《中国史学史教本》只写到“刘知幾的史学”，于是我产生了一个朴素的想法，想继承老师的事业，从唐代开始往下写。还有一点也很重要，就是通过我的初步的学术调查，发现唐代史学研究的成果不多，只有刘知幾的研究受到关注，还有三四篇研究杜佑的文章，确有很多领域可以开垦。为什么是“破釜沉舟”呢？这是当时真实的心境。因为自己在40岁的年纪才选定一个研究领域，时间已经不允许我再犹豫不决了，所以说是“破釜沉舟”啊，成也是它，败也是它，绝不犹豫了。这篇《自序》谈的“窗前，灯下”，“酷暑，严寒”等，确实也感动了不少年轻人。书中的文章都是在条件比较艰苦的时候写出来的，所以这本书对我来讲很重要。

你说的“尽管条件极其艰苦，却一直坚持发奋读书”，那是因为在潜意识里有一个信念，就是“不能给老师丢脸”，所以不敢放松，哪怕做的事情与史学史无关，也要努力做好。从我自己来说，也一直有读书、作文的习惯。你讲到我“写了一些关于地方史的文章”，我今天都还在向博士生们强调，这是一种对待工作的态度，即“不因其小而不为”，这是为所在地方出力的机会。我们研究史学史，到地方去，就应该与地方需要结合起来。这对我们自己的专业可能不重要，但对地方却很重要。

我写的那些关于地方史的文章，可以说是在偶然的机会把我的积极性激发出来了。1979年，新中国成立30周年前夕，内蒙古《哲里木报》的总编希望推出一些比较有分量的文章，就派人跟我约稿。什么是“有分量的文章”？谁都不好界定。我就建议，作一篇关于哲理木地理沿革和历史概况的文章。因为我曾经在1975年参加过吉林省博物馆考古队和吉林大学考古专业师生在通辽市进行的一次文物普查活动。在这前后，由于工作的需要，我对哲里木的地理沿革和历史概况做了初步的摸索。在普查活动过程中，也见过一些遗址、实物，像辽金古城、金代界壕、唐二彩、定窑瓷器、汉代大铧犁等。《哲里木报》来约稿，我就在《哲里木报》上发表文章，每篇有个小标题，连载了十多期，总题目叫作《哲里木历史纵横谈》，一下子“出了名”。上到盟委书记，下到百货商店的售货员，都愿意读那些文章。我的同事到市里买东西，就有人问他们：“你们通辽师院瞿老师写的那个《纵横谈》，后面还有没有啦？”盟委书记在一次会议报告里讲：“希望以后能有更多的同志，像瞿林东老师那样，来关注我们哲里木的历史。”我因此进一步认识到，要把我们学到的知识，运用到需要的地方，是很有意义的。你说“写了不少有关地方史的文章，在当地颇有影响”，这话不错。这也是我人生中值得回忆的一段历程，我把它简称为“草原记忆”。

说到这一段历史，我有很多话可讲，毕竟在那里工作了13年。值得庆幸的是，没有放弃学术。“**”一结束，能够较快地步入正轨。当时我也下了很大的决心，觉得时间都耽误了，不抓紧不行，从而赢得了两三年的时间，这在最早的起步阶段是很重要的。

周：所以我觉得，您跟很多同辈同行不一样的地方，就在于您在做研究生的时候，学术的思路和基础就已经有一定厚度了。

瞿：“厚度”谈不上，只是具备了一些适应的能力。关于这一点，我回想自己的过去，觉得大学的基本训练非常要紧。我的大学训练，有几点让我印象很深刻。

一是选修课的开设，这是白先生的教育思想。他主张缩短两门通史课的课程，开大量的选修课。选修课有两个好处，一个好处是通过促进青年教师开选修课，推动他们的科研能力的提高。选修课的内容比通史、断代史要深刻得多，可以激发青年教师的科研动力。另一个好处是可以拓展学生的视野，他们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去自主选择课程。而且当时的选修课没有现在这么多的作业，学生不会因为作业而失去对课程的兴趣。

二是学年论文和毕业论文的设置，起的作用非常大。我们本科是五年制，第四学年要交一篇学年论文，为毕业论文做准备，第五学年再交一篇毕业论文。撰写论文之前，系里会公布一些老师出的选题，学生根据自己的兴趣自由选择。

周：您当时选的什么论文题目？

瞿：我选的论文题目是《论春秋时期各族关系》，这是赵光贤先生出的题。十几年后发表出来时，叫作《论春秋时期各族的融合》。这个题目是四年级时出的，总体目标是要研究中原的诸华、诸夏同东夷、南蛮、西戎、北狄各族的关系。但是我在四年级没有做完，只做了“诸华、诸夏与北方狄族的关系”。赵先生觉得我做得还不错，所以毕业论文就要我接着做。那篇毕业论文，我写了三万字，好像是全年级最长的一篇，而且这个题目也没有人做过。后来听一位老师跟我说，当时在关于学生毕业论文的总结会上，白先生特意提到了这篇文章。

这篇文章是在四五年级时写成的，用了很多精力，自己很珍惜，所以文章的草稿我一直留在身边，所谓“敝帚自珍”吧！以后到内蒙古，下乡劳动，我住在大队保管员的办公室，白天下地干活，晚上就把文章草稿拿出来重新整理。整理后的文章不足三万字，约两万六千字。1980年，我把它寄给《学习与探索》编辑部。这篇文章在1981年《学习与探索》第1期发表了。也是在1981年，我回到北京，就把这期杂志送给赵光贤先生，说：“赵先生，这是18年前您指导的我的毕业论文。”赵先生很高兴，还要求他当时指导的研究生研究春秋时期前后的民族关系。我的体会是，如果我们认真对待这个学年论文和毕业论文，那是极好的提高机会。这个过程仍然是一个读书的过程，要读《诗经》《左传》《国语》等书，还要阅读清代人的研究成果，如顾栋高的《春秋大事表》、江永的《春秋地理考实》等。现代学者如马长寿、蒙文通的著作，也在阅读范围之内。这些阅读，直到今天我都在受益。

周：您能结合唐代史学中的一些具体问题，谈谈您在研究过程中的心情和感受吗？

瞿：好的，我们似乎说得太远了。我当时的心情，在《唐代史学论稿》自序中有清晰的表述，概括起来就是八个字，“下定决心”和“奋起直追”。所谓“决心”，就是确定研究领域或者研究方向；所谓“追”，就是“追”回那逝去的岁月。这就是研究唐代史学起步时的心情。

我研究唐代史学的步骤，大致有三个环节：一是做“唐代史学编年”，大约有十万字，同时积累了一些问题；二是研究和撰写专题，从札记到长篇论文；三是对唐代史学做整体概括。在这方面的考虑，当时是自觉的和明确的。

至于研究过程中的感受，总的看来是被一种兴奋的情绪所笼罩着。为什么会这样呢？一是自己下了决心，思想集中；二是被研究对象所激动，如《隋书》史论与总结历史经验的关系，《南史》《北史》同民族交往与国家统一的关系，柳宗元史论的境界和价值，杜佑《通典》的旨趣、结构和史论，中晚唐史学家对史学认识的深入，等等，对这些问题的探索、撰写，不能不让人感到兴奋。

周：那您是否也曾经遇到过困难？您是怎样克服这些困难的呢？

瞿：当然遇到过困难，也产生过困惑，这是避免不了的。首先是资料方面的困难，如查阅《全唐文》，是到北京图书馆柏林寺分馆翻阅尘封已久的《全唐文》；阅读《通典》，用的是万有文库的本子，字很小；有的书，要到“丛书集成初编”中去耐心查找……当然，更大的困难还是研究中遇到的困难。如研究唐代谱牒之学时，就想弄清它跟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谱牒之学的关系，于是写信请教厦门大学的韩国磐先生；有人质疑我写的《韩愈与〈顺宗实录〉》一文时，我写了答辩文章，为了检验我的文章是否有答辩分量，我把文章寄给河北师院（今河北师范大学）的胡如雷先生和辽宁大学的陈光崇先生，请他们批评、指正；在起步之初，我也曾把自己的研究计划向漆侠先生请教过；等等。所有这些，都得到了积极的回应和有力的支持与鼓励。我在当时就是这样来“克服”困难的。回想起来，我十分感谢这些给予我帮助的学术前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