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您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从事中国古代历史理论的研究，提出了许多重要的学术观点。2011年，您主编的三卷本《中国古代历史理论》出版，这部一百多万字的著作，不仅向中国史学界展现了我国古代史学所取得的理论成就，也为外国同行了解中国古代富有民族特色的历史理论打开了一扇窗口。这是您在中国古代史学的理论与历史研究领域的一大创获。记得2011年您应邀到华中师范大学作学术讲座，您在讲座开始时说，这次讲座是您在四分之一个世纪后的“答卷”。这里包含着怎样的学术背景？您能具体谈谈这方面的情况吗？

瞿：20世纪80年代，中外史学交流出现了一个新的热潮，其中一个突出的表现是许多西方的历史哲学、历史理论著作被介绍到中国来，在史学界引起强烈反响，一度形成所谓“理论热”。在这样一个思潮中，人们在反思中国史学时，有些青年朋友提出一种看法认为中国史学是“叙述史学”而缺乏理论。1986年夏天，在华中师范大学举办的一个全国性青年史学工作者研讨会上，也有人向我表述这种见解。我不赞同这种观点，因为中国既有丰富而宏伟的历史巨著，怎么会没有理论呢？我在没有准备的情况下，提出了中国史学上有“五次反思”的看法，讲得很概括，同时我也承认现在还不能充分证明自己的观点。这件事对我是一个“刺激”。此后，我在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在撰写《中华文化通志·史学志》的过程中，特意设立了“历史观念”与“史学理论”两章，对中国古代史学上的历史理论与史学理论分别做了论述。同时，我在为《文史知识》撰写“中国古代史学批评纵横”的专栏文章时，着眼于问题与范畴，摸索着中国古代史学批评对史学理论的产生、发展所发挥的推动作用。这组专栏文章经中华书局结集出版后，有许多正面的反应，说明中国史学中的理论遗产是有自身魅力的。我在《历史研究》上发表的那篇《中国古代史学理论发展大势》，本是在一次史学理论讲习班上的讲演提纲，经过三个半天讲下来后，讲习班的青年朋友们说这又为史学史开辟了一个新的研究领域，鼓励我把提纲写成文章发表出来，这对我也是很大的鼓励。这篇文章又经《中国社会科学》英文版予以发表。总之，在史学界许多同行的鼓励之下，我增强了信心。

对中国古代历史理论作整体的、有系统的研究的念头，萌发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这有两个原因，一个原因是，我参与撰写的《中华文明史》已经出版，我执笔的史学史各章按时代划分，编入这书的第二至第十册；我撰写的《中华文化通志》中的《史学志》已经完稿；我的两本论文集《唐代史学论稿》和《中国史学散论》也在此前出版了，这都为研究理论问题做了一定的准备，初步具备了从史学的历史向史学的理论方面发展的条件。另一个原因是，想约请两位年岁差不多的同行，共同为史学界做一点有意义的事情，但终因缺乏研究经费而搁置下来。这个研究课题，直到2001年列入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中心的重大项目，经过集体的努力，历时十年，于2011年出版了《中国古代历史理论》。它被一些研究中国史学的同行誉为“填补空白”之作。一位研究外国史学的研究员说：“有了这三本书，我们同外国朋友讨论问题时，底气更足了！”对于学术前辈与一些同行的勉励，我和所有参与撰述这书的作者都十分感激，并以此鞭策自己。2011年秋天，我有幸应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的邀请作讲座，有感于岁月的流逝和研究工作的艰辛，虽然是事隔四分之一个世纪后的“答卷”，但我真心地认为，这份“答卷”远不能看作一个句号，中国古代历史理论遗产还有很大很大的开掘空间。

关于怎样看待中国史学的理论遗产问题，我看一是不应以近代西方的历史哲学、历史理论为标准来衡量中国古代史学的理论存在；二是应当看到东西方文化传统、思维方式、语言风格的差异，由此而形成的理论形态的异趣，而不可轻率道其“有”“无”与“是”“非”；三是中国史学家在关注外国史学的理论成就时，同时也要注意发掘中国史学的理论遗产。总之，我们要以一种平和的、合理的心态来看待它们的存在与特点。我在2004年发表的《略论中国古代历史理论的特点》一文，表明了我的一些看法。

你们关注我的治学道路，从我上面讲的这些事情，你们可以看出，从《唐代史学论稿》《中国史学散论》到《中国史学史纲》，从《中国古代史学批评纵横》《史学志》，到《中国古代历史理论》，大致反映了我从研究中国史学的历史走向研究中国史学的理论的路径。

刘：您不仅重视历史理论和史学批评，马克思主义史学也是您重点关注的研究领域。20世纪后半期以来，马克思主义史学引领中国史学的发展，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史学研究所一向坚持以唯物史观为指导研究历史与史学。2013年，您和几位中青年史学工作者合作撰写的《唯物史观与中国历史学》一书出版，书中阐述了唯物史观所具有的学术魅力与史学贡献。您能就这本新著给我们说点什么吗？

瞿：如果从李大钊算起的话，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已经有近百年的历史。百年之中，马克思主义史学工作者代代相承，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方法论指导下产生出来的历史著作不绝于时，成为中国近现代史学发展道路上一座新的里程碑。这首先在于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所构建起来的基本理论和方法论，在全面解释人类社会历史进程方面，还没有一种完备的、有体系的理论和方法论能够替代它。同时，马克思主义史学也十分重视材料，郭沫若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书，不就是通过运用甲骨文、金文和其他先秦文献以及考古学成果来解释中国古史的吗？侯外庐等所著的《中国思想通史》五卷六册，所包含的材料也是十分丰富的。有人把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创始者称作“史观派”，是不确切的。大凡严肃的史学家，不能没有历史观点，也不会不重视材料，这应是关于史学的一个基本常识。人们要真正辨别的，一是什么观点更恰当、更近于正确；二是哪些材料更有价值、被运用得更准确等。

我自己在马克思主义史学修养方面很不够，但有两条我是自觉地一面坚持、一面改进的。第一，在我进入大学历史系后，我所受到的教育，是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教育，我要坚持这个大方向，并在学术研究中总结经验，不断改进，使自己更符合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要求；第二，我恪守师门的治学宗旨，遵循白先生的治学原则，即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作为研究工作的指南。还有一点很重要，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从来不讳言史学同社会的关系，以至于史学同政治的关系。在看待史学同政治的关系时，一要看政治的性质，二要看是尊重了、维护了史学固有的品格，还是损害了、玷污了史学固有的品格。在中国近现代史学发展中，马克思主义史学有自身的优势，也有自身的特点。我写过一篇文章，叫作《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史学观》，反映了我在这方面的一些思考。这篇文章发表在《上海大学学报》，还在该校学报论文评奖中荣幸获奖。2010年，它又被收入于沛研究员主编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论丛》第一辑。

我和几位中青年学者合著的《唯物史观与中国历史学》，重点讨论唯物史观同中国历史学发展的关系，而不是重点讨论唯物史观同中国历史研究发展的关系，前者着眼于学术发展趋势或者说着眼于学科建设，后者着眼于历史研究中的一些重大的、具体的问题。这二者有联系，但其区别是显而易见的。希望大家在审读此书时，注意到这一点。我和一些年长一点的同行都认为：马克思主义理论是有巨大吸引力的，马克思主义史学也是有自身的生命力的，我希望有更多的青年史学工作者参与到马克思主义史学中国化的建设中来，以推进中国史学的发展。

王：通过您的讲述，我们感受到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吸引力和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生命力，但近30多年来，各种西方史学理论与方法纷至沓来，在史学界有很大影响。在这种情况下，像我们这些缺乏马克思主义理论修养的青年史学工作者，应当怎样学习、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来研究历史、研究史学，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中国化？

瞿：有这样的想法和问题很好，我以为这是学术上有宗旨的表现。我对你提出的这些问题，只能是试着讲一些粗浅的看法，因为马克思主义史学这条道路，也是因人而异，大多是逐步摸索出来的。首先，还是要从思想上解决一个认识，即马克思主义是什么？为什么要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指导研究历史和史学？建议你先读一读李大钊（守常）所写的《史学要论》，这本书篇幅不大，写得深入浅出，平实易懂。与此相结合，读一读白先生主编的《史学概论》中的第九章，即“马克思主义史学在中国的产生和发展”，粗线条式地了解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史。

其次，接触老一辈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著作，学会同他们“对话”，如郭沫若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自序》、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简编·绪言》、侯外庐的《侯外庐史学论文选集·自序》等，这可以了解老一辈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心声和追求。侯外庐的《韧的追求》是一本很有启发性的书，不妨找来一读。

最后，可以考虑有规划地选读马克思、恩格斯的原著，这一步是最重要的。我个人认为，一定要有两三本经典著作作为理论根基，如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恩格斯的《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等，以及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通信。同时，也可选读其他一些著作中的篇章和段落，如恩格斯的《反杜林论》《自然辩证法》等。随着时间的推移，读的经典著作的范围越来越宽，对经典作家的思想的理解也就越来越深刻，并日益感受其魅力所在。

所谓马克思主义史学中国化，或者说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史学，是不是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看。一方面是，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来研究中国历史、中国史学，使马克思主义史学具有中国的内容。另一方面是，用中国固有的语言风格、中国学者的气派阐述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学术成果。我这样理解，不知是否恰当，你们可以参考。

以上这些，都是一个长期努力的过程。俗话说：“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只要我们迈出第一步，坚持走下去，一定会有所成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