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自梁启超提出“中国史学史的作法”到现在，中国史学史学科已经走过了近90年的历程，经历了一些特征鲜明的发展阶段。听说一些中国史学史研究者在一起交流时，感觉到这些年来的史学史研究模式在现有的基础上似应有所变化和改进，从而进一步提升史学史研究的学术水平，但怎样变化和改进却难以说得清楚。近二三年来，您接连在《史学月刊》《天津社会科学》《河北学刊》等刊物上发表文章，讨论中国史学史研究的创新问题，对这个问题提出了自己的想法，请给我们介绍一下您的相关思考。我们很想知道，是什么促使您不断突破过去的研究路数？您提出这些新的想法的源泉来自哪里？

瞿：这个问题提得好，可以说，这是中国史学史研究者都要思考的问题，因为它的确是如何推进中国史学史研究所面临的新问题。

在分析这个问题之前，我认为有必要指出，对于初学者或者说对于年轻的同行们来说，作个案研究与熟悉中国史学史发展的全过程，是不可或缺的基础。只有有了扎实的个案研究的功底，才不会走向无根之谈的误区；只有熟悉中国史学史发展的全过程，才能对每一个个案研究的成果做实事求是的、近乎准确的定位，不会走向过分夸大或过于贬低的误区。

近百年来，中国史学史研究几起几落，真正有了长足的发展，是从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开始的。而这个发展，同20世纪60年代初，在北京、上海、广州等地学术界举办的关于史学史研究与撰写的大讨论，有密切的关系。这些讨论为其后的发展做了思想上、理论上的准备，甚至也做了专业人才的准备，意义重大。回顾这30多年来的研究，出成果，出人才，都是空前的。随着岁月的积累，研究队伍的扩大，面对其他学科的进步和国内外学术的发展，史学史研究者在总结、反思的基础上，提出了你所问到的类似问题。

说到“研究模式”，这同研究对象与表现形式的关系有密切的联系。比如，考察一部史书，大致上会讲到它的编撰、内容、思想及价值；评论一个史家，大致上会讲到他的经历、治学范围、主要成就及评价。这种研究模式可能还会长久地存在，对于初学者和年轻同行更是如此。当然，如果我们思考的是如何推进中国史学史研究深入发展，这种研究模式就难以胜任了。在同大家讨论的基础上，经过思考，我提出了这样一些想法：第一，做贯通的专题研究；第二，做中外史学比较研究；第三，做中国史学史上或当今中国史学发展中提出的重要理论问题研究；第四，做中国史学家关于外国历史和外国史学的研究等。同时，还应当关注外国史学家对中国历史和中国史学的研究。这些问题，有的也不是什么新问题，关键是要有这些方面的“问题意识”。新的问题，新的视角，新的理念，都有可能促进研究模式的变化。

至于中国史学史方面的专书，仍可以按照时代顺序撰写。就目前所见到的专书来看，按时代顺序写的居多，但在分期或分段方面，各书也有区别，甚至是很大的区别，不妨都翻阅翻阅，以比较其长短得失，从中获得启示和经验。中国史学史的专书，还可以按照问题来写。我在这方面的尝试是《中华文化通志·史学志》。中国古代的志书，包含一方之史和一方之山川、人物、风土、人情等丰富的内容。用这种体裁来写史学史，的确是一个尝试。此后，我又出版了《中国简明史学史》和《中国史学通论》，前者按出版社的要求，脱胎于《史学志》而略有变化；后者更近于按问题梳理，一一论述。如果以这三本书同我的另一部书《中国史学史纲》做比较的话，虽然内容上有交叉，但在表现形式上是有显著区别的。总之，不论是按时代，还是按问题，只要有新的认识、新的问题，都是可以尝试的表述形式。其中，我以为按问题进行研究和撰述，或许会成为当今大家更多关注的形式。

我之所以考虑这些问题，讲一点自己的看法，可能是因为我对全局想得多一些，对学科建设、学术发展想得多一些罢了，没有什么特别的原因。再说我的这些想法也未必都符合实际情形，只是供大家做参考而已。

刘：晚清、民国以来，中国史学逐步走向近代。在这一过程中，我国史学家非常重视对于西方史学理论与方法的译介与吸纳，这是很有必要的。不过，这里似乎也存在着一个问题，即我们在较长时期内跟着西方史学走，而对于中国史学遗产的研究相对欠缺。我们在建构中国史学话语体系方面还有许多地方未尽如人意。您在二十年前出版的《中国古代史学批评纵横》和前几年出版的《中国史学的理论遗产》，再到新近出版的《中国古代历史理论》，都在一步步地探索建构中国史学的话语体系。随着中国史学的发展，这个问题越来越引起学术界的关注。您在这方面是否还有许多想法呢？

瞿：从中外史学关系来看，20世纪以来，中国史学受外国史学的影响，远远超过中国史学对外国史学的影响。20世纪20、30年代，中国史学受西方史学的影响；五六十年代受苏联史学的影响；80年代以来，在更大的范围内受西方史学的影响。这些影响有好的方面，也有负面的作用。好的方面是中国史学家开阔了眼界，了解了一些研究历史的新方法，对新材料的发现和考古学成果更加重视，同时也引进了西方的近代进化论用以解释历史。这对中国史学走向近代起到了推动作用，顾颉刚先生早年在《当代中国史学》一书中对此有过一些论述。通观20世纪以来百余年的史学发展，中国史学始终存在一个如何“走出去”的问题。就本质上说，中外史学还未能形成一种“平等对话”的关系。问题究竟出在哪里？当然，语言是一大障碍，但并不是唯一的障碍。我认为还有一个重要障碍，是我们对中国古代史学固有的优势缺乏自信，而缺乏自信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缺乏研究。我们必须承认近代西方文化包括近代西方史学有其先进性，有许多值得学习和借鉴的地方，但这并不等于丰富的中国史学遗产在近现代史学发展中已经完全失去了它的历史价值和现实意义。在20世纪漫长的岁月里，丰富的中国史学遗产几乎被人们忘却了。直到1961年全国文科教材会议召开时，中国史学史教材的编写问题，作为政府行为被提出来，才引起人们的关注。1962年，白先生的《谈史学遗产》一文，提出了关于史学遗产的研究、阐释的初步设想。1981年，白先生连续发表“谈史学遗产答客问”系列文章，由此拓展了研究史学遗产的路径。事实证明，我们要构建中国史学的话语体系，脱离了有2000多年积累的史学遗产和优良的史学传统，是不可想象的。从世界范围来看，这是中国史学所拥有的独一无二的学术资源，也是世界史学的重要部分，中国史学工作者有责任研究它、阐述它，把它的精华传播到世界各地，使人们得以认识这一笔珍贵的精神财富。如《尚书》所蕴含的历史借鉴思想，《左传》优美的叙事，司马迁《史记》“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为核心的历史哲学，刘知幾《史通》的史学批判精神和史学审美意识，杜佑《通典》凸显的国家职能和社会结构的历史与逻辑相一致的历史认识论，司马光《资治通鉴》以“国家盛衰”“生民休戚”为中心的历史撰述思想，王夫之《读通鉴论》以经世致用为宗旨的史学观，章学诚《文史通义》极具思辨色彩的说文论史所包含的深刻见解等，在世界史学发展史上，都应有各自的位置，为人们所重视和研究。倘若中国学人果真能使这些史学家及其思想精华、皇皇巨著“走出去”，这将是中国史学话语权的一个重要部分，也是推进中国史学话语体系建构的路径之一。

至于我撰写的和我主编的那几本书，前面已经讲到，它们只是反映了自己治学的旨趣和意向，它们表明，关于中国史学史研究的深入，离不开对理论的追求，既包含历史理论即史学家对客观历史的认识，也包含史学理论即史学家对自身研究对象——史学的认识。中国史学话语体系的建构是中国史学家群体的共同追求，是需要一定的时间和积累才能逐步做到的。

王：既然中国史学话语体系的建构是中国史学家群体的共同追求，那么建构话语体系的核心是什么呢？围绕中国史学话语体系这个目标，史学工作者在理论上和历史撰述上应当做怎样的努力？

瞿：从中国史学史这个学科来讲，首先要有构成体系的概念和范畴，这些概念和范畴是中国史学史学科的理论支柱。我们讲中国古代史学家的历史理论，离不开天人古今、时势理道这些概念和范畴；我们讲中国古代史学家的史学理论，总要说到德、才、学、识，信史，致用，资治，劝诫这些概念和范畴。从史学史拓展到历史，就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历史来看，社会发展、社会形态、生产力和生产关系、阶级和阶级斗争、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人民群众和杰出人物、国家和法以及意识形态等，也是一些基本概念和范畴。没有这些理论上的支柱，话语体系是建立不起来的。

在这里，有两点是值得注意的。第一，要清醒地认识到概念和范畴绝不是教条，不能用它来剪裁史学的内容或历史的内容，它们本是从实际中抽象出来的，因而对于它们的运用是把它们返回到实际中去，用以说明新的实际并进一步丰富自身的内涵。在这方面，中国史学是有过严重教训的，我们不应当重蹈覆辙。

第二，要有问题意识，尤其要敢于提出具有共性的问题并发表自己的认识，进而引发同行的研究和讨论，不断获得新的认识，社会影响也随之扩大。如此循环往复，日日新，又日新，不仅拥有越来越多的话语权，也使话语体系的构建更加完善起来。现在的问题是，外国学者提出了问题并阐述了自己的见解，中国学者起而响应，不论是“跟着讲”还是“接着讲”，都是直接、间接地为外国学者丰富话语体系。这种情况应有所改变，因此，提出具有普遍意义的新问题就显得十分重要。

费孝通先生有几句名言：“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这位中外著名的社会学家把这几句话概括为“文化自觉”。中国史学工作者，尤其是年轻的史学工作者，应当有这种自觉和自信。东西方文化传统不一样，人们的思维方式不一样，在文字表述上的差异也非常大。西方学者重逻辑是优点，中国学者重事实也是优点；西方学者重思辨是优点，中国学者重简捷也是优点，在这些方面，我们一定要有这种自觉和自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