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您有许多论著是涉及史学理论的，比如，您写过地理环境对历史发展的影响的文章。这种研究方向是不是您有意识的自觉追求呢？

答：确实是这样。这一方面是白先生的启迪，前面已经说过了；另一方面也是我自己的自觉追求，因为我在研究过程中深刻感受到研究史学史不重视理论研究是不行的。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有件事对我触动很大。那是一次全国性的青年史学工作者研讨会，会上有些学者认为中国古代史学以记述见长，没有理论。我不同意这种看法，提出了“中国史学上的五次反思”的见解，这个观点后来产生了很大影响，但我当时还拿不出充分的、有力的根据来证明中国古代史学确有自己的理论，因此只能承认这方面还有待于进一步研究。这件事给我很大刺激，也给我很大启发，似乎给了我一种动力，让我关注理论问题。

1992年，我在《历史研究》上发表了《中国古代史学理论发展大势》一文，这是我第一次对中国古代史学理论问题发表系统的认识。我在文章中把中国古代史学理论发展大致划分为四个阶段：先秦、秦汉时期是“产生阶段”，例如，《春秋》《左传》《史记》等，它们的作者已经从具有史学意识到具有自觉的史学发展意识；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是“形成阶段”，主要标志是出现了系统的史学批评理论，如《文心雕龙·史传》《史通》等；宋元时期是“发展阶段”，主要体现在史学批评的繁荣和理论形式的丰富上，例如，《册府元龟·国史部》的序，以及吴缜、郑樵、朱熹、叶适、马端临等人的史学批评言论，都可以反映出来；明清时期是“终结阶段”，这时史学理论出现了批判、总结的趋势，也萌生了嬗变的迹象，例如，王世贞、李贽、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赵翼、王鸣盛、章学诚等，都有这方面的成就和贡献。概括说来，中国古代史学理论的产生和发展经过了这样一个演变过程：历史意识——史学意识——史学批评——史学理论。这篇论文大致反映了我对中国古代史学理论的认识，当然这只是粗线条的，还有待进一步深化，并且要概括出具体的表现形式。

问：您说“要概括出具体的表现形式”，您后来写的一系列关于中国古代史学批评的文章和《中国古代史学批评纵横》这本书，是不是出于这个目的呢？

答：可以这样说，不过这也只是一种摸索吧。我在1994年出版了《中国古代史学批评纵横》（以后简称《纵横》一书，这以前曾在《文史知识》上连载了我的这方面的一系列文章，这可以看成是我对中国古代史学理论进一步的认识，也是我要摸索的具体的表现形式。在当时来看，这本书还是有一些新意的，以前没有类似的著作，它涉及中国古代史学批评的一系列范畴，如史德、史才、史学、史识、直书、曲笔、史法、史意等，也涉及史学批评的标准、原则、方法，还涉及史学批评的主体把握和社会效果，同时也谈到了史学批评对史学理论的发展以及对史学的发展所起的作用等问题。

问：用史学批评这样的方式来阐述中国古代史学理论，这的确是一个好形式。当初您选择这种形式是怎样考虑的呢？

答：我觉得，中国古代史家和学人关于史学评论方面的论著或言论非常之多，这是一个广阔的领域，其中有不少真知灼见。中国古代虽有《史通》《文史通义》这样系统的史学评论著作，而且有很大影响，但是它们并不能反映中国古代史学批评的全貌。在古代的历史撰述、史学论著、文集、笔记当中，有许多史学评论的闪光思想，而我们对它们缺乏系统的发掘、整理、阐释。这是需要我们花大力气来做的事。我在研读古代各种史学论著中，深切感受到中国古代史学的发展，除了历史和社会的推动之外，史学评论或史学批评也是史学反省的一个重要原因。从这个意义上看，对中国古代史学批评或史学评论的探讨也会有助于全面认识中国古代史学发展的过程和规律。另外，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史学界在史学理论方面有了很大进展，研究不断深入，这也促使我进一步从理论上去认识和总结中国古代史学，运用这些成果来为丰富和发展当代史学理论提供借鉴。中国古代史学理论的发展，并不全是表现在史学批评中，但往往是在史学批评中实现的，并且通过史学批评取得了自己的表现方式。

问：您用论述史学批评这种形式来探讨中国古代史学理论，这种研究途径是否得到史学界的认可呢？

答：我的这个努力在《文史知识》上开辟“中国古代史学批评纵横”的栏目以后，就有了较大的反响。在首届全国青年史学工作者学术讨论会上，有不少青年朋友和我谈到，他们从《纵横》中得到了不少启发。大陆和台湾一些学术界师友也都给予我很大勉励。《纵横》一书出版后，在史学界也引起了同行们的关注，几家报刊发表了评论，认为它拓展了中国史学史研究的领域，提出了研究中国史学史的一种新的模式，对促进史学理论研究的发展和当代史学批评理论的建设都有学术上的参考价值。应当说，这样的反响超出了我原先的想象。

问：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国文化通志·史学志》是您写的，这部书好像不是用通常的体例写成的中国史学史著作，也包括史学理论方面的内容。

答：你说得对。这书是1998年出版的，现在上海人民出版社把《史学志》列入“专题史系列丛书”之一予以出版，并定名为《中国简明史学史》，现在已经出版。根据编者的建议，我在书中增写了部分内容，撰写了一篇比较长的学术性后记。这本书是以中国传统的志书的形式来反映中国史学的历史、理论等多方面成就的一个尝试，它的核心部分是“史”的演进与“论”的展开相结合。这书包含的内容有：中国史学发展的历程、史官制度和修史机构、史书的内容和形式、历史文献整理和历史研究方法、历史观念、史学理论、史学发展的基本规律和优良的史学传统等。全书可以说有史有论，史论结合。其中，关于“历史观念”“史学理论”等方面的内容，在理论上的探索和阐述显得更突出一些。

这本书确实同我们通常所接触到的中国史学史著作有所不同，它是一部旨在反映中国史学的面貌、成就与特点的著作。这本书上起先秦，下至20世纪40年代，力求对中国史学的许多重要领域做历史与逻辑的论述。你或许注意到，在这本书里，在关于中国史学发展的总相及其阶段性特征方面，在关于历史观念和史学理论的发掘、清理、阐释方面，在中国史学的发展规律与优良传统方面，我都提出了自己的一些粗浅的见解，反映出了这些年来我在中国史学史研究方面的思考和积累所得。

问：这部《史学志》确实有特色，它反映出了中国史学在历史观念、史学理论、史学发展规律与优良传统方面的内容，是您力图把史学史研究与史学理论研究结合起来的一个集中成果，很值得重视。我注意到，对一些史学界共同关注的一般史学理论问题您也很关注，比如，在史学的社会功用方面您就有很多论述。

答：这个问题是每个关注着史学发展，特别是中国史学发展的学者都会遇到和思考的问题。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外国史学著作大量引进，人们也产生了对于中国古代史学的种种误解。有人认为中国古代史学是“资治史学”“劝诫史学”，似乎已经“过时”了，在现实生活中没有什么值得重视的地方。不可否认，中国古代史学确实有资治和劝诫的功能，但是它的功能不止于此，还有其他方面的功能，即使在今天也还有现实的价值。在这方面我也进行了较深入的探讨。1991年我发表了《传统史学的现代价值》一文，从进取精神、凝聚意识、历史智慧等三个方面论述了古代史学的优秀部分在当代的现实意义，受到了学术界的关注。在这个基础上，我在1994年出版了《历史·现实·人生——史学的沉思》这本小书，集中论述史学的社会功能。这样的专著目前并不多见。

问：是的，我曾见到这本书，虽然只是一本小册子，但却积淀着您对这个问题的深刻的思考和独到的见解。

答：我的这本小书是以丰富的史学遗产为依据，力图阐说其中相关方面的精神财富，使今人得到启迪，从而希望它在弘扬优秀民族文化遗产、振奋民族精神方面发挥一些作用。这本书是围绕着史学的社会功能这一问题展开论述的，它从历史发展和史学发展的事实出发，依次阐述了史学与认识历史、史学与社会进步、史学与文化发展、史学与人生修养、史学与历史教育等问题。这本书用比较通俗的形式回答了“史学有什么用？”这样一个带根本性质的问题，在史学界、读书界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问：您的史学理论研究也涉及现实的史学活动的发展，对当前的史学工作发表了许多评论性的意见。这也是您的史学理论研究的一个特色吧？

答：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写过一些史学评论方面的文章，主要关注当前史学发展中的一些问题；我还写过不少书评，这是对当代史学成果的关注和评论；同时我还为一些同行的史学新著写了序言，这也反映了我对当代史学最新成果的关注；此外我还发表了不少史学札记和短论。1998年安徽教育出版社将我在这方面的文章和评论结集出版，书名为《史学与史学评论》。这本书可以看作一位史学工作者以其平常的心态和真挚的情感对社会生活的参与，表明其对现实的历史运动的关注，尤其是对当前史学发展的关注。我觉得，参与意识与责任意识应该是每一个有责任感的史学工作者的旨趣和追求。学术工作者的出发点和归宿不应该只限于个人的范围和书斋的局限，它应该同社会联系在一起，这当然也包括中国史学史研究。基于这样一种认识，我把探索中国传统史学的精神本质同对当前史学工作发表评论性的意见看得同样重要，这就促使我不断地去从事这方面的工作，这样也就把我个人的研究同社会、同他人联系在一起了。

问：2005年1月，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了您的新著《中国史学的理论遗产》。我觉得这本书的特色在于它集中了您对中国古代史学理论问题的思考，这么说是不是合适呢？

答：这本书是一本专题性质的论集，是我近20年来关于中国史学的理论遗产研究的部分所得。近些年来很多史学界同仁都认识到，历史学的理论研究要进一步深入，就应该在唯物史观基本原理的指导下，总结和吸收中国古代史学、近代史学和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理论遗产，借鉴外国史学的积极成果，用中国的风格、语言，来撰写多种形式的理论著作，把中国历史学的理论研究推向新的阶段。这些年来，我致力于把史学史的研究与史学理论遗产的研究结合起来，这本书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这个结合的轨迹，它既包括历史理论问题的研究，也包括史学理论问题的研究。它的上篇以问题为中心，或做系统的探讨，或做专题的研究；中篇和下篇分别以史家和史书为依据，从理论的角度探讨其特点，做专门的评述。不过，对于探索中国古代史学丰富的理论遗产来说，这本书也仅仅是一个开始，这方面的研究任务还是十分艰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