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我们回到您本人的中国史学史研究这个话题上来。您的中国史学史研究著述很多，涉及范围也很广。当时您是怎样开始从事史学史研究的呢？

答：我真正开始着手研究中国史学史是在1977年，至今近30年了。我想，中国史学史是一门内容非常丰富的专史，需要接触的原始资料太多，而一个人的精力又是有限的，这是一个很突出的矛盾，如果什么都研究就不可能深入，会处于游离无根的局面。所以我大约经过一年的思考和准备，选定了唐代史学作为我研究工作的出发点。我这样选择有三点考虑：一是我本身对唐代史学有浓厚兴趣；二是唐代史学在中国史学发展过程中出现了一系列的转折，比如，设馆修史、系统的史学批评著作出现、典制体通史问世、各种体裁的通史著作产生、历史笔记兴起等；三是以往关于唐代史学的研究成果很少，有很多空白需要填补。这些因素对我产生了很大的吸引力，我决心“破釜沉舟”，就从这里开始。

问：《唐代史学论稿》是您对中国史学史进行研究的处女作吧？现在您回忆起来，撰写这部书的主要收获是什么？以后您为什么又写了《杜佑评传》呢？

答：《唐代史学论稿》出版于1989年，是我从事史学史研究的第一部著作，也是我在1978—1988年这10年中对唐代史学史研究的一个总结。我想，写这部书的收获主要在两个方面：一是对于唐代众多史家的思想、活动、成果，以及唐代许多历史著作、史学评论的产生、内容、观点，有了比较系统和全面的认识；二是对于唐代历史发展同唐代史学发展之间的关系有了比较具体的、深刻的认识。比如，唐代政治统一局面对唐代史学有哪些影响？唐代的门阀制度以及唐中后期的藩镇割据又如何影响唐代史学？再如，唐初“八史”的修撰、关于“封建”的讨论在思想观念上对维护国家统一所起的作用，《贞观政要》《通典》等政治史、制度史对于当时政治生活的积极影响等问题，也有了进一步的认识。有了这样两个方面的收获，使我对唐代史学有了较多的认识，也可以说在中国史学史的研究领域里有了一个立足点。

《杜佑评传》的出版稍晚一些，是在1996年。为什么我要研究杜佑呢？杜佑宦海生涯60年，用了36年时间撰写了中国史学第一部典制体通史《通典》，写了二百卷。这项巨大工程产生在“安史之乱”以后，绝不是偶然的。杜佑和《通典》之所以对我有这样大的吸引力，主要是因为杜佑有明确的经世致用思想，认为他的《通典》是“实采群言，征诸人事，将施有政”，这在中国史学上是第一次，是很了不起的。再者，《通典》分九门，而以《食货》为首。他所分的九门从逻辑上讲也是很合理的，反映出他对国家政权职能的合理认识，也折射出他对社会结构的认识。杜佑还有朴素的进化观点和进步的民族史观，这都具有很高的历史理论价值。这些都是促使我写他的评传的原因。通过这本小书的撰写，使我对唐代史学和唐代史学名著的认识进一步加深了。

问：但是您的中国史学史研究并没有局限于唐代史学这个断代领域。您的研究领域很广泛，从中国古代史学到近现代史学，包括郭沫若、侯外庐等马克思主义史家您都有研究。您为什么要不断拓展自己的研究领域呢？

答：我觉得中国史学史本身是一门专史，而对于这门专史的认识仅仅停留在对一个断代的认识上是很不够的。因此，在对唐代史学作了较多研究以后，我就着意于对“通”的追求，以便对中国史学史能够有一个完整的认识。因为如果不“通”，那你就不能纵观全局，看不清脉络，也就不能揭示规律，从根本的意义上来认识中国史学史。你不“通”，也就不可能对于局部问题做出准确的认识和恰当的评论，因为你的知识有限，视角太窄，容易以偏概全。更重要的是，你不“通”，你对史学问题的认识就不能上升到理论层次，也就会影响整个学科的发展。另外，“会通”也是中国史学的一个优良传统，是不能轻视的。有了这样的认识，我可以说是自觉地向“通”的方向去追求和努力的。

当然，从“通”的方面去追求就比单纯地研究一个断代甚至只研究一部名著要困难得多，因为中国的史书汗牛充栋，一个人一生读不了多少书，所以要进行选择，这就有一定难度；另外，即使你能够读书，但由于个人功力有限，对这些历史著作理解不深，也就难以揭示其要义。尽管如此，我终于把自己的视野拓宽到唐代以外，甚至拓展到古代以外。

问：1992年出版的《中国史学散论》是不是您在追求“通”的方面所获得的第一个成果呢？

答：这是一本论文集，它的时限上起先秦，下到当代。这里面汇集的中国史学史的文章就不限于唐代了，涉及不同时期的史学问题及史家和史书。往前推，涉及《史记》《汉书》《魏书》和关于整个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史学；往后推，涉及《资治通鉴》和后来的辽宋金三史，也涉及明代史学和清代史学。当然，这部论文集也收入了我对一些历史理论问题的见解。这部书的出版给我增强了信心，在理论方面的阐述使我提高了宏观地分析问题的兴趣，也受到史学界同仁的关注；在“会通”方面的努力则提高了自己对中国史学史的认识。这样我就沿着这个方向继续努力下去。1994年10卷本《中华文明史》出版，这部书包含了20个学科，其中上起先秦、下到清末，有关史学史的各章都是我写的，这可以说是我在追求“通”的方面努力的又一个成果。我在撰写这些内容时，不是一般地讲述各个时代的历史著作，而是力图把史学同时代的关系和史学自身发展的特点联系起来，既要反映出史学史发展的总脉络，又能显示出各个发展阶段上的特殊面貌。比如，我在写魏晋南北朝史学时就概括出“史学的多途发展”的特点，写明代史学时就概括出“史学走向社会深层”的特点。

问：1999年出版的《中国史学史纲》应该说是您在追求史学史研究“会通”方面的集大成性质的成果吧？

答：我想这还不能叫作“集大成”的成果，可以看作又一个阶段性的成果吧。这部书我从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写，到90年代末出版，断断续续写了10年。这10年来我一直沿着贯通的方向努力，这部书的出版可以说是一个小结。它与其他同类著作相比有这样一些特点。第一，在内容方面，我力图在阐述清楚中国史学发展全貌的基础上，适当突出这一发展过程中理论成就的积累，并尽可能兼顾到有关认识历史的理论和有关认识史学的理论。第二，在分期方面，不刻意探求以今天的社会发展分期观点与史学发展阶段相结合的分期方法，同时也不刻意探求从史学自身发展的过程与特点来划分它的发展阶段，我是采取长期以来人们比较习惯并易于理解和接受的时段划分。第三，我力图历史地和逻辑地来阐明中国史学的面貌，这就要在横向上把握和揭示当时的社会面貌对史学发展的影响，同时也力图从纵向上反映史学自身萌生、发展的过程，显示史学在各个时段上的特点和发展趋势。这部书是我在这方面所做努力的一个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