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瞿林东教授[1]

邹兆辰

一、师从白寿彝先生，走上研究中国史学史之路

邹兆辰问：大家知道，您今天能够在中国史学史研究方面取得丰硕成果，是同当年白寿彝先生的引导分不开的。请问：当年是怎样的机遇使您能够师从白先生的呢？

瞿林东答：这是由于我考入了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所以才得到这个机遇。

我1937年出生在安徽省肥东县的农村。小时候在家干过一点农活，也念了几个月私塾。小学和中学时代是在南京度过的。和一般孩子不同，我是从四年级开始插班读小学的。1953年9月我考入南京市第一中学，在这里度过了六年中学时代。从小学到中学我都酷爱文学，希望将来能够当作家，从事文学创作。读高中时教文学的老师也曾经这样鼓励我。但是到高中最后一年，我的历史课成绩比较突出，引起了老师注意。这样，在填报高考志愿时，我就把历史专业写在了第一志愿。

1959年9月，我进入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从这年开始历史专业由四年制改为五年制。这五年为后来我从事历史教学和研究工作打下了较好的基础。由于我从小读了一些古典小说，高中时又读了各种古典文学作品，所以读大学时就偏好中国古代史和中国史学史。中国史学史是白寿彝先生开出的一门新课，他讲课具有鲜明的理论色彩，所以对我很有吸引力。此外，我还选修了赵光贤先生的先秦史和何兹全先生的《三国志》研读。这几位先生对我的教益是我终生难忘的。1963年10月，也就是在我大学五年级第一学期时，国家计委下达文件，鼓励应届本科毕业生报考研究生。我经过反复考虑，最后决心报考白寿彝先生为导师的中国史学史专业研究生。

当时报考研究生要考六门课程，其中一门是语文，要回答语文知识问题和写一篇作文。有两道作文题，一道是《科学工作者为什么必须重视语言修养》，还有一道是《展望我国的科学》，任选一题，后一道题可以结合报考的专业来写。我选了《展望我国的科学》，并加上个副标题《谈中国史学史专业的兴起》。作文内容大意是说中国史学素来发达，而中国史学史的研究则相对滞后；1961年以来关于史学史研究对象、任务等问题的讨论，预示着中国史学史专业的兴起，这对于我们研究、认识中国史学遗产有重要意义。后来白寿彝先生告诉我，我的这篇作文在本考区内获得了高分。我把先生的话看成是对我的激励，但是从那时起，我确实已经有了一个走上中国史学史研究道路的思想准备。

问：从您开始跟白先生读研究生至今已40年了，您还记得当年白先生指导您学习的情景吗？此后您一直跟着白先生研究中国史学史吗？

答：从1964年9月开始读研究生，至今确实40年了。我记得在白先生指导下，我第一门课程是“毛泽东同志关于批判继承历史遗产的理论”。这是在反复研读毛泽东同志有关论著的基础上展开讨论，个人提出自己的看法，然后写出小结性论文。现在回想起来，这门课对我有很大帮助。首先，对于中国拥有优秀历史文化遗产应有足够认识，并且要在批判继承的基础上建设中华民族新文化；其次，要注意区分精华和糟粕，不能兼收并蓄；最后，理解了批判继承历史文化遗产对于当前的历史运动具有重大意义。这三点对我来说非常重要，40年来我始终恪守这些原则和信念，它们成为我的历史观点和治学准则的根据。

这个时期，我还就《史记》《汉书》的评价标准问题进行了探索，着重思考两部史著比较研究的方法论问题。我认为，应当把历史观的比较及评价与编纂学的比较及评价区别开来，不能把两者混为一谈，也不能相提并论。我这篇习作写完后，送交白先生指正。白先生还没来得及把文章发还给我，“**”就开始了。这篇文章虽然没有发表，但是通过对这个问题的思考，在理论上有所收获，所以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当白先生把文稿交还给我时，已经是20年后的事情了，我看着这十几页发黄的稿纸，回忆起当年的情景，尤其它能够在白先生那里被保留下来，真是感慨万千。它是我在20世纪60年代跟白先生读书的珍贵见证。

1967年我研究生毕业，这时“**”已经开始，我被分配到内蒙古通辽师范学院（今内蒙古民族大学）工作，主要是担任中国古代史的教学，一干就是13年。后来我曾经跟白先生“诉苦”说时间都被耽误了，白先生却不这么认为。他认为研究中国史学史没有相当的中国古代史基础是不行的，并希望我还是把中国史学史作为自己的研究领域。我遵照白先生的教导和期望，决心“重返”中国史学史研究，并从1978年开始陆续发表这方面的论文。

1980年白先生创办北师大史学研究所，第二年我被调回母校，在史学研究所工作。一直到2000年白先生去世，我都是在白先生的直接指导下工作的。

问：您跟白先生读研究生，又多年在白先生指导下工作，肯定受到白先生很多教诲和影响。您能总结一下白先生对您的影响吗？

答：这种影响是多方面的，但仔细想起来最重要的有三个方面。首先是在重视理论的指导作用方面，可以说影响最大。白先生非常重视以唯物史观指导研究历史，这是他近半个世纪以来的追求。在这个问题上白先生给了我极深刻的教育。他提出这样的论点：我们首先要坚持唯物史观的指导；同时我们也应该在唯物史观指导下进行新的理论创造。我觉得这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很深刻的理解。这种理论上的坚定性和创新精神相结合，是对待理论指导的辩证态度，是理论上有生命力的表现。其次是重视发现新问题，说明新问题。白先生认为创新的学术才有生命力，对于读书、治学、写文章，他都强调发现、提出、说明新的问题。他从不固守已有的成果，一旦有了新认识，就用以补充甚至修订过去的认识，他认为这也是发展。这种治学态度，总是催促着自己自我更新，不断前进，永无止境。最后是重视文章表述的平实和精练。白先生不赞成刻意的烦琐考证，认为选用最关键的材料才是真正的功夫所在；他也不赞成猎奇和对孤证的夸张，认为一般来说，还是要靠基本材料来说明问题。他主张写文章要力戒浮词，但也不赞成刻板的文风，提倡准确、凝练、明白的文风。

总之，不论是治学还是做人，我从白先生那里得到的教益是深刻的、难忘的。

问：我们感到，您的治学风格确实受白先生影响很深，上述三个方面其实与您本人的主张也是十分一致的。您写的《白寿彝史学的理论风格》一书，是不是对这些问题谈得更深入？

答：是的。白先生的史学在半个多世纪的积累过程中形成了自己的特点，这就是：博学，会通，创新，有器识，深刻的历史感和鲜明的时代感相结合。从1981年到1999年，我陆续写了一些评介白先生的研究、著述和思想的文章，2000年先生辞世后又应报刊之约写了几篇文章，我把这些文章汇集起来辑为一书，2001年由河南大学出版社出版。我的这本书主要是想反映先生的治学轨迹、思想历程和理论风格，也包括对公众和后学的启示；或许不能完全阐发先生学术旨趣的精义和学术领域的广博，但可以给关心先生学术的读者及研究者作个参考。

问：您在这本书里对白寿彝先生史学的理论风格是如何说明的呢？

答：我这本书里有篇文章，标题是《唯物史观与史学创新》，原载2000年7月13日《人民日报》。在文章中我是这样表述的：白寿彝史学研究的理论风格，可以这样概括：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基本原则指导下，结合具体的研究领域或具体的研究对象，根据充分的和可靠的历史资料，以辩证的和发展的视野综合种种问题，提出新的认识和新的理论概括。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不是对马克思主义关于唯物史观的词句的搬用，而是取其精髓，循其本质，不脱离根本，在思想上又有广阔的驰骋空间。唯物史观的指导作用一定要同研究领域和研究对象结合，而丰富可靠的材料是研究的根据，唯物史观是作为分析这些根据的方法论。总之，就是要对唯物史观有正确的理解和正确的运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