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索史学的历史、理论及其社会意义

——瞿林东教授访谈录[1]

史文薛义

问：请您谈谈您的学生时代，您为什么要选择历史学专业？

答：1937年12月，我出生在安徽肥东巢湖之滨的农村。幼时因颠沛流离、家境贫寒，未能读书。十岁时，在乡村念了几个月私塾，并学习写大楷、小楷。这几个月的私塾对我是很宝贵的，我开始接触了书本，也感受到读书是多么重要。不久，我又辍学了。新中国成立后，1950年年初，我离开家乡到南京求学。在南京，我寄居在叔父家里。因得到邻居家一个正在读小学四年级的学生的热心帮助，经过一个夏天的努力，这年秋天，我插班考入了白下区游府西街小学四年级，从而开始了我的正规的读书生活。这时我已经13岁了。三年小学时期，我读了不少小说，中国古典小说和苏联小说读得最多，曾经梦想将来当一个作家。

1953年9月，我考入南京市第一中学，并于1956年7月初中毕业时被保送进入本校高中，这样，我在南京一中度过了六年中学时代。在中学，我依然酷爱文学，参加古典文学课外小组活动，希望将来从事文学工作。高中时的文学课老师朱希平老先生，讲课很认真、很投入，有很大的吸引力。有一次，他出了一道作文题：《孔雀东南飞》读后。后来，他在我的作文上写了这样的批语：分析深刻，语言流畅，可另纸抄写，向报刊投稿。我没有胆量按照他的要求去做，但却从中受到了很大的鼓励，似乎将来自己真的可以去做一个文学工作者了。高中毕业前一年，同学们偏科的现象非常严重，文科的课程越来越不受重视了。在这种情况下，我有两次在历史课的小测验中得了“5”分，引起了老师和同学们的注意。于是在高三毕业填报高考志愿时，我写上了历史专业，而把新闻专业反倒填到历史专业的后面去了。

1959年9月，我进入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本科学习。从我们这一届起，历史专业由四年制改为五年制。五年中除学习了必修的基础课外，还学习了一些选修课课程。在基础课中，我偏好中国古代史、中国史学史。在选修课中，我选了先秦史和《三国志》研读。这对我后来的教学和治学都有很大的影响。我偏好中国古代史课程，这同我小学、初中阶段读了一些古典小说，高中时又读了一些其他古典文学作品有关。中国史学史课程是白寿彝先生讲授，这是一门新课程，白先生又讲得有理论色彩，对我很有吸引力。赵光贤先生开设的先秦史、何兹全先生开设的《三国志》研读两门课，都同中国古代史相关联，我自然不愿意错过学习的机会。在五年的本科学习中，我从许多老师那里得到教益，有些教益可以说是终身相伴的。

经过大学本科五年的学习，我已经不再想着去做一个文学工作者了，而是一心一意准备做一个史学工作者。1963年10月，国家计委下达文件鼓励应届大学毕业生报考研究生。我经过反复考虑，报考了白寿彝先生为导师的中国史学史专业的研究生。那时报考研究生，要考六门课程。其中一门是作文，记得我的作文题目是《展望我国的科学——谈中国史学史学科的兴起》。主题是统一命题，副题是我自己贸然加上去的。这篇作文得了高分，白先生很高兴。

1964年9月，我开始了攻读研究生的学习阶段。在白先生的指导下，第一门课程是毛泽东关于批判继承历史遗产的理论。在反复研读的基础上展开讨论，然后写出小结。这一门课对我有很大的帮助，这主要反映在三个方面：一是对中国拥有优秀的历史文化遗产要有足够的认识，在批判继承的基础上建设中华民族的新文化；二是要注意区分精华和糟粕，不能兼收并蓄，更不能全盘否定；三是批判继承历史文化遗产，对于当前的历史运动具有重大的意义。30多年来我始终恪守这些原则和信念，它们成为我的历史观点和治学准则的重要根据之一。这个时期，我还就《史记》和《汉书》的评价标准进行探索，撰写了《史记》与《汉书》比较研究的方法论的文章，文中涉及历史观的比较及评价与编纂学的比较及评价。我把这篇习作送交白先生指正，旋即开始了“**”。这篇文章虽然没有发表，但我通过对这个问题的思考，在理论上是有收获的，因而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

从小学四年级到研究生毕业，我度过了17年的学生时代。我庆幸自己受到了良好的教育。老师们的辛勤教诲给我铺垫了走向未来的道路。

1967年研究生毕业后，我被分配到内蒙古通辽师范学院（现为内蒙古民族大学），在那里工作了13年。1980年，白先生创办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研究所。第二年，我被调回母校，在史学研究所从事研究工作和教学工作至今。

问：20世纪80年代以来，您在中国史学史研究领域有许多论著问世，受到史学界的关注，您能谈谈您的治学经历和学术风格吗？

答：我真正着手研究中国史学史始于1977年，至今已有25个年头了。回顾这些年来我在中国史学史领域中所做的研究，大致经历了这样几个认识过程和发展阶段。

（1）从研究断代史学入手，以取得一个研究上的立足点。

中国史学史是一门内容非常丰富的专史，需要接触许多原始文献，而一个人的能力、精力都是有限的，为了避免浅尝辄止、游离无根的弊端，我经过大约一年时间的思考和准备，下决心把研究唐代史学作为我的研究工作的起点。我做出这种选择有以下几个原因：一是我对唐代历史有浓厚的兴趣；二是唐代史学在中国史学发展过程中出现了一些转折，如设馆修史、系统的史学批评著作的出现、典制体通史著作的问世、各种体裁通史著作的复兴和创造、历史笔记的兴起等；三是以往关于唐代史学的研究成果甚少，许多地方还是有待填补的空白。当然，因以往的研究成果少，可资参考者不多，会给研究工作带来不少困难，但这种困难比起那种希望能够去开拓的**，就是第二位的了。因此，当时我是抱着“破釜沉舟”“义无反顾”的决心，开始对唐代史学进行研究的。经过十年的积累，我在1989年出版了《唐代史学论稿》一书。这部论集，反映了我在两个方面的收获。第一，对于唐代史家群体的思想、活动、成果，以及对于唐代许多历史著作、史学评论的产生、内容、观点有了一个比较全面的认识，初步把握了其中发展的脉络及其得失，以及它在承上启下中的作用。第二，对于唐代历史发展同唐代史学发展的相互关系形成了比较具体的、深刻的认识，如唐代的政治统一局面、唐代的门阀制度、唐代中后期的藩镇割据等，如何影响到唐代史学的发展；又如唐初八史的修撰、关于封建的讨论对于在思想观念上维护国家统一所起的积极作用，《贞观政要》《通典》等政治史、制度史的问世对于当时政治生活的积极影响，民族史和域外记载的增多进一步开阔了人们的视野，加深了人们对国家和世界的认识，而谱系之学的发展则延续着人们的门阀意识，影响着当时的社会风气等。我认为，有了这两个方面的收获，才谈得上对唐代史学有了初步的认识，才算得上在中国史学史研究领域里有了一个立足点，当然也是继续前进的出发点。

（2）着意于“通”的追求，以便对中国史学史有一个比较完整的认识，这是向研究工作的深度、广度发展的前提。

中国史学史是一门专史，而对于专史的认识仅仅停留在某一个断代的认识上是远远不够的。这是因为：不“通”，便不能纵观全局，看清脉络，揭示规律，从根本的意义上去认识中国史学史；不“通”，便不能对局部做出准确的认识、定位和恰当的评价，容易陷入以偏概全甚至一叶障目不见泰山的误区，此乃学术研究之大忌；不“通”，难以深入理论层面，而缺乏理论上的综合，便难以揭示事物的内在本质；不“通”，也不符合中国史学之会通的传统。基于这些认识，我是有几分自觉而着意于“通”的追求和努力的。不论我事实上达到何种程度，以为这种追求和努力是必要的。

在“通”的追求和努力方面，我时时感到力不从心。一是中国史书汗牛充栋，一生当中读不了多少，这里就有选择上的难度。二是自己的功力不足，对不少历史著作理解不深，难以揭示其要义。尽管如此，只要方向对头就应坚持去做。1992年，我出版了《中国史学散论》，这也是一本论集，其时限上起先秦，下迄当代，其内容则有史学史方面的专论，也有从宏观上对一些理论问题的阐述。这本书的出版，使我在两个方面增强了信心：一是对有些理论的阐述（如中国古代史学理论发展大势、传统史学的现代价值等）受到史学界不少朋友的关注，再就是“通”的追求和努力不断提高自己对中国史学史的认识。在这种心情驱动下的攀登，虽然很艰苦，但总是很有兴味的。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我参与《中华文明史》的撰写。1994年，十卷本的《中华文明史》出版，其中起于先秦、迄于清末的史学史各章，是我在“通”的追求方面的又一尝试。在撰写中，我力图把史学同时代的关系和史学自身发展的特点结合起来，既反映出史学史发展的总的脉络，又显示出其各个发展阶段上的独特面貌。比如，我从魏晋南北朝的历史特点和史学特点中，概括出“史学的多途发展”；从明代社会特点和史学特点中，概括出“史学走向社会深层”等认识。这似乎多少有一点自得之学的意境，但如前所述，在我做这种努力的过程中，甚感自己的功力不足。我时时在想，对于中国史学史的“通”的追求，应当是终生努力的目标。学无止境，这是真理。

（3）向理论方面提高，探索学科建设问题。

中国古代史学有丰富的史籍、多样的体裁、生动优美的表述，为世所公认。但是它有没有理论呢？这个问题长期以来困惑着人们。20世纪80年代中期，在一次全国性的史学讨论会上，不少人认为：中国古代史学以描述见长，没有理论。我不同意这种看法，提出了中国史学上的五次反思说。此说在《历史教学》上发表后，《人民日报》海外版、《解放军报》《文汇报》《新华文摘》等七八家报刊转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但在当时我却拿不出充分的、有力的根据来证明中国古代史学确有自己的理论，我只能承认还有待于研究。这件事情给了我很大的启发：在中国史学史研究中，要十分关注理论问题。1992年，我在《历史研究》上发表了《中国古代史学理论发展大势》一文，首次对中国古代史学理论发表较系统的认识。这篇论文的基本观点和主要思路是：在文字被创造出来以前，人们就有了历史意识；有了文字以后，人们的这种历史意识通过历史记载、历史撰述保存下来。这一点过去人们都讲到了。当历史记载、历史撰述有了一定的积累，人们便开始了对它们和它们的作者进行评论，于是形成了史学意识；这种史学意识的发展，启发着人们对史学的改进、发展提出要求，这就是自觉的史学发展意识。史学意识、自觉的史学发展意识启发着史学批评的展开，而史学批评所涉及的各个方面的问题的积累与深化，便促进了史学理论的产生和发展。概括说来，就是这样一个演变过程：历史意识——史学意识——史学批评——史学理论。当然，这个演变过程不能脱离人们对客观历史的认识，这是毋庸置疑的。这篇论文大致反映了我对中国古代史学理论的认识；当然，这个认识只是粗线条的，它还有待于进一步丰富和深化，并取得具体的表现形式。1994年，我出版了《中国古代史学批评纵横》一书，可以看作这种深化的一个阶段和具体的表现形式之一。这是一本带有探索性质的书，以前还没有类似的著作。这本书涉及中国古代史学批评的一些主要范畴，如史德、史才、史学、史识、直书、曲笔、史法、史意等，也涉及史学批评的标准、原则、方法，还涉及史学批评的主体把握和社会效果，以及史学批评对史学理论的发展，以至于对史学的发展所起的作用等问题。

（4）注重史学史与史学理论的结合，史学史研究与关注现实历史运动的结合。

这些年来，我在中国史学史研究中，对这两个结合是逐步认识和明确起来的。我认为，只有自觉地意识到这种结合的重要性，才可能通过长期的努力而获得些许的积累，中国史学史研究的学术意义和社会意义，最终应以此为归宿。1998年4月，我的另一本论集《史学与史学评论》出版。此书以朴素的方式表明了作者对现实的历史运动的关注，其中也包括对当前史学发展的关注。在这里，参与意识和责任意识更能反映作者的旨趣和追求。学术工作的出发点与归宿，不应当局限于个人的范围，它是同社会联系在一起的，中国史学史的研究也是如此。基于这一认识，我把探索中国传统史学的精神本质和对当前史学工作发表评论性意见，看得同样重要，并孜孜不倦地去从事这些工作。展读此书之时，我唯一感到庆幸的是，我所从事的研究没有脱离社会，没有脱离他人，而是同社会联系在一起，同他人联系在一起。

上面说的这些，或许多少可以反映出我的治学历程和学术风格吧。

问：您能否对您的著作多做一点介绍？从这些著作的问世来看，您是否有一个长远的计划？

答：刚才讲到，我研究中国史学史，已有25年了。前10年是蹒跚而行，现在也还是在摸索之中。中国史学丰富厚重，博大精深，我所能认识到的，距离它的实际存在，还有很远的路程。我的研究，只不过是为中国史学史学科建设做一些拾遗补阙的工作。这20多年来，我的研究路径是：首先致力于一个断代史学的研究；在此基础上，一方面朝着贯通的方向努力，另一方面朝着理论的方向努力。因为史学史研究要以对历史的认识为基础，以纵通和横通为不断追求的目标，以具有理论性和现实感为最终的归宿。我的几本小书和一些文章，留下了这一路径的轨迹，它们是：《唐代史学论稿》（1989年）、《中国史学散论》（1992年）、《中国古代史学批评纵横》（1994年）、《史学的沉思》（1994年）、《史学与史学评论》（1998年）、《史学志》（1998年）、《中国史学史纲》（1999年）。其中，《史学志》也可以说是上述两个方面结合的心得。这些书，有的前面已经讲到了，这里再补充说几句。

《唐代史学论稿》是我的第一部论集，前面我已经讲到了。从断代史学史角度讲，这部书是开创性的。有些海外学者对我说，最初就是通过这部书认识我的。

《中国古代史学批评纵横》一书，是一部探索性的书，在我所写的几本书中是比较受欢迎的。如果说《唐代史学论稿》是作为对断代史学史的研究的话，那么，《中国古代史学批评纵横》则是作为理论研究的一个尝试。虽然这个研究仅仅是开始，但这是一个重要的开始。这本书出版后，在史学界有较大的反响，许多报刊相继发表评论，认为它开拓了中国史学史研究的领域，提出了研究中国史学史的一种新的模式和新的视角，对促进史学理论研究的发展和当代史学批评理论的建设，以及中国史学史学科的建设，都有一定的学术参考价值。这是大家对我的鼓励，我深深感到，在史学界同行中蕴藏着很大的理论热情，以至于像我所做的这一点工作也受到这种热情的关注。

我的另一部著作《史学志》（《中华文化通志》之一，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是以中国传统志书的形式来概括和反映中国史学的历史、理论之诸多方面的成就的尝试，其核心部分是“史”的演进与“论”的展开相结合，既有纵的梳理，又有横的论述。这本书包含的内容是：中国史学发展的历程、史官制度和修史机构、史书的内容和形式、历史文献整理和历史研究方法、历史观念、史学理论、史学发展的基本规律和优良的传统。全书有史有论，史论结合。书中明确地提出了“历史观念”和“史学理论”两大范畴，在理论上的特点显得更突出一些。全书首叙中国史学发展的历程，概述其产生与成“家”、发展与转折、繁荣与嬗变、近代化趋势与科学化道路之总的脉络，上起先秦，下迄20世纪40年代。其后各部分内容即对中国史学之若干重要领域做历史的与逻辑的论述：从史官、史家而及于修史机构，从史学成果的内容与形式而及于历史文献的利用与历史研究的方法，进而及于历史观念的发展、史学理论的形成，最后以论述中国史学发展规律与优良传统为底调。这本书在关于中国史学发展的总体及其阶段性特征方面，在关于历史观念与史学理论的发掘、清理和阐述方面，在中国史学的发展规律与优良传统方面，提出了比较系统的见解，反映了这些年来我在中国史学研究方面的思考和积累所得。从一定的意义上讲，它或许可以看作关于中国史学的一部通论。

至于《中国史学史纲》一书，是为了阐述中国史学产生、发展的全过程及其阶段性特征和理论上的积累，并全面地说明中国史学的价值与作用。这本书和现在所见到的同类著作相比，试图在以下这些方面提出我的见解，以表明它的特点。第一，在内容方面，力图在阐述清楚中国史学发展之全貌的基础上，适当突出这一发展过程中的理论成就，并尽可能兼顾到有关认识历史的理论和有关认识史学的理论。第二，在分期方面，采用长期以来人们比较习惯并易于理解和接受的时段划分，使更多的读者在他所熟悉的历史时段的框架中去认识该时段史学发展的面貌。第三，在历史进程与史学发展方面，于横向上力图把握和揭示相关历史时段的社会面貌对史学发展的影响，于纵向上力图把握和揭示在社会历史发展进程中史学自身萌生、发展的过程，及其在各相关历史时段中所显示出来的主要特点或发展趋势，从而力图历史地和逻辑地来阐明中国史学的面貌。我希望这样的思考与表述，能够有助于我们在认识历史发展中来认识史学的发展，进而体察它们之间所存在的辩证关系。这本书出版后，受到了同行们的广泛关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中华读书报》《中国史研究动态》先后发表评论文章，还有一些不同年龄阶段的同行们给我写来热情鼓励的信，这对于我来说，是教益，也是鞭策。这本书还被一些院校历史系用作教材，这是对我的学术研究的检验，我更加感到肩头责任的重大。

从论文来看，如我写的司马迁如何总结秦汉之际历史经验这篇文章，迄今为止仍有参考价值。秦朝为什么会灭亡？项羽为什么会失败？汉朝为什么能建立？一直为后人所关注，可见这个问题的重要。认识这些重要问题，都有赖于司马迁的《史记》。如关于《隋书》史论、唐代谱学、吴兢与《贞观政要》、杜佑与《通典》的研究，以及柳宗元的史学理论、两宋史家的忧患意识、明代史学走向社会深层、近代中国史学走向世界的历程、中国古代史学理论发展大势、史学的时代精神等文，都提出了比较重要的问题，多少有一点新意。还有几篇谈历史智慧的文章，也受到了社会的关注。我所做的工作，还有一方面为社会所关注的，就是我写的评论性文章。我曾说过，没有评论，社会怎么知道史学的存在和价值，评论是史学同社会沟通的重要桥梁，是推动史学社会功能发挥作用的重要手段之一。我们应该加强这方面的工作，说评论重要，不能只停留在口头上，而应该脚踏实地地去工作，为此我出版了《史学与史学评论》一书。史学评论是让社会和公众了解史学研究成果，并从中得到教益和启发的重要途径，希望能有更多的人投身其中。

总之，我的研究，是在为中国史学史学科建设增添一砖一瓦。中国史学史学科大厦，要靠师友、同仁共同努力，甚至是几代人的努力才能建设起来。中国历来的学人对于“道”虽有广泛的理解，但总的说，“道”是一种很高的思想境界，我们可以把它看作人的认识从“必然王国”通向“自由王国”的标志。回顾自己研究中国史学史的经历和感受，远未达于“道”的境界。倘还有一点自知的话，那就是在学术研究中要有不断进取的意识。我对于中国史学史，从断代的研究走向尝试着作贯通的研究，从当代史学理论的研究得到启迪而回眸于中国古代史学的理论遗产，从对中国古代史学优良传统的概括性说明进而对传统史学的现代价值的深入思考等，都是受时代的启迪，受当代历史科学发展的启迪。诚如章学诚所说：“学问以知人，知学先须知人。”我的这一自知，也只是自知之始；为了“知人”“知学”，“自知”也是要不断提高、不断深化的。

接着上面的话题，我想说的是，一个人要在学术上做出一点成绩，除了自身必备的素质外，不仅还要有一个长远的计划，而且要能够面对客观环境所提出的问题。我对中国古代史学批评所做的研究及撰述就是如此。我之所以确定写中国古代史学批评方面的问题，在认识上是一个不断积累和发展的过程。归纳起来，大致有这样几点认识。第一，中国古代史学批评著作如《史通》《文史通义》素有盛名，多为人们所称引，因而有很大的影响。但是，中国古代史家和学人关于史学评论方面的著作或言论，是一个非常广阔的领域，其真知灼见、发展历程，并不是这两部名著所能涵盖的。古代的历史撰述、史学论著、文集、笔记中，多有史学评论的闪光思想。这是一笔丰厚的史学遗产，只因为我们缺乏自觉的系统发掘、整理、阐述，故这一宝藏尚未充分显露它的光华，这是需要我们努力去做的。第二，我在研读古代历史撰述、史学论著的过程中，获得一个不断明确起来的认识，即中国古代史学的发展除了社会的推动之外，史学批评所展开的对史学的反省，也是一个重要的动因。从这个意义上说，对中国古代史学评论或史学批评的探讨，将有助于我们全面地认识中国史学发展的过程及其规律。第三，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历史学界在史学理论研究方面有了很大的进展，取得了不少成绩。这方面研究的不断深入，要求我们进一步从理论上去认识和总结中国古代史学，撷其理论成果，为丰富和发展当代史学理论提供借鉴，这是史学理论建设上的继承与创新所不可缺少的。这些年来，我逐渐认识到，中国古代史学理论的发展，虽非全然是但却往往是在史学批评中实现的，并取得了自己的表现形式。极而言之，不能脱离研究史学批评问题而探讨中国古代史学理论。

一言以蔽之，个人的设想和现实的启迪是分不开的。这20多年来我的研究路径也是如此。所谓长远计划，就是这样一个设想和实践的过程。

问：您为什么对中国史学史的研究有这样浓厚的兴趣？中国史学史研究对您来说意味着什么？在您的学术生涯中，谁对您的影响最大？

答：如果说20世纪60年代报考中国史学史专业研究生时，还有一些盲目性的话，那么这20多年来，我自身的经历是和中国史学史密不可分的，它已成为我生命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其间，选择中国史学史研究作为我终生为之奋斗的事业，这个信念我从来没有动摇过，更没有后悔过。这不单单是对白寿彝先生的中国史学史研究事业的继承和发展，也是对发掘、整理、继承中国古代史学遗产的一种责任，旨在推动当代中国史学的发展与进步，同时也是为了有益于当代中国社会历史运动的发展与进步，这是史学工作者的时代感和使命感的体现。

在我的学术生涯中，曾得到过许多师友的帮助和提携，但是对我影响最大的，还是我的导师白寿彝先生。从读研究生开始，特别是1981年到史学研究所工作以来，我所受到的白先生的教诲是多方面的，最重要的有三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是重视理论的指导作用。白先生非常重视以唯物史观指导研究历史，这是他近半个世纪以来的追求。在这个问题上，白先生给我极深刻的教育。他提出这样一个论点：我们首先要坚持唯物史观指导；同时，我们也应该在唯物史观指导下进行新的理论创造。我想，这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很深刻的理解。这种理论上的坚定信念和创造精神相结合，是对待理论指导的辩证态度，是理论上有活力的表现。第二个方面，是重视发现新问题。白先生认为，创新的学术才有生命力。对于读书、治学、写文章，他都强调发现、提出、说明新的问题。因此，他从不固守已有的成果和见解，一旦有了新的认识，即以其补充甚至修正过去的认识，他认为这就是发展。不囿于前人的成见，固然不容易，不囿于自身的成见，就更不容易了。这种治学态度，总是催促着自己自我更新，不断进步，永无止境。第三个方面，是重视文章表述的平实和精练。白先生不赞成烦琐的考证，认为选用最关键的材料才是真正的功夫所在；他也不赞成猎奇和对于孤证的夸张，认为一般说来，还是要靠基本材料来说明问题。他主张力戒浮词，同时也不赞成刻板，提倡准确、凝练、明白的文风。

此外，还有一条重要的原则，即史学工作同社会的关系。白先生始终恪守这样一个信念：史学工作者应当出其所学为社会服务，这是史学工作者的时代使命，也是史学工作者自觉地参与当前的历史运动的重要途径。他的这些话，表明了史学工作的社会价值，也表达了史学工作者的时代意识和历史责任，至今仍言犹在耳，铭刻在心。

总之，不论是治学还是做人，我从白寿彝先生那里所得的教益是深刻的，难忘的。虽然我自己做得很不够，但我始终非常珍惜这些教益，并不断地努力去做得更好一些。

问：您研究中国史学史的旨趣和准则是什么？您能否谈谈您从事中国史学史研究的方法？

答：我研究中国史学史的旨趣和准则是在研究工作中不断明确、不断锤炼起来的，可以做这样的初步概括。一是旨在发掘、总结和继承中国传统史学的丰厚优秀遗产，用以自觉地推动当代中国史学的发展；在保持史学发展连续性的前提下，继承和创新，是庄严的历史任务。二是力图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史学遗产结合起来，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阐释中国史学遗产，使其获得新的生命力、新的表现形式，也就是取得民族的形式——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从而使其达到民族性和科学性的统一。三是坚持史学同社会的密切联系，即史学是社会历史运动的产物，而又反作用于社会，影响历史的发展。因为中国史学所蕴含的丰富的经验与智慧，至今仍有强大的生命力，有利于当前人们的历史创造活动。具体地说，史学可以使今天的人们把自己的视野延伸到遥远的过去，再从遥远的过去来审视现实，进而投向未来，使人们的精神世界极大地丰富起来，在自觉的历史感和强烈的时代感结合的基础上，焕发出更多的期望、**、智慧和勇气，在当前的历史运动中发挥出更大的才能和创造精神。重复地说，史学所反映出来的改革进取精神、民族凝聚意识、忧患意识和重视历史智慧等优良传统，在现实的历史运动中都具有活力。从史学的社会功能来看，这要求我们认识到史学对于了解历史、观察现实、解喻人生的重要意义；认识到史学中所蕴含的智慧和**，是现实社会中的人们最基本的素养之一。

中国史学史研究同任何其他学术研究一样，不能不讲究研究方法。然而，说到研究方法，我觉得很惭愧，一是不懂得新颖的方法，二是不精于传统的方法，只是恪守以勤补拙、自强不息的信念罢了。当然，这些年来的研究，也有一些做法和感受。我想，我所遵循和使用的方法，主要是辩证的方法、历史主义的方法，以及比较的方法和考证的方法。这里我想讲讲我的一些具体做法。

第一，对于中国史学的认识一定要建立在对中国历史的认识基础之上。因为，首先，一定的时代产生一定的史学，对时代特点认识不清，就不可能准确地阐说这个时代的史学特点。其次，任何关于史学的评价，归根到底都是以历史评价为前提。因此，要在中国史学史研究方面有所创获，就应当在认识中国历史上多用些工夫。我在20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初约八九年中，从事中国古代史的教学。我曾以此向白寿彝先生“诉苦”，说是耽误了许多宝贵的时间。白先生却认为不仅没有耽误时间，而且对研究中国史学史大有益处。随着岁月的推移，我才逐渐领悟到这话的含义和分量。这些年来，我虽然不再讲授中国古代史的课程，但却仍然十分关注中国古代史领域研究的新进展，使自己随时补充新知，使中国史学史研究与之相适应。

第二，以研究一个时期或一个朝代的史学为立足点，进而纵向或横向深入发展，是研究中国史学史的路径之一。这是因为：中国史籍浩繁，任何个人都难以在短时间内展开全面的研究，势必要有一个立足点，然后向外拓展。我们知道，对于一个时期或一个朝代的史学做深入的研究，大致可以获得对史学之诸多重要问题的认识。以此为出发点，可收举一反三之功。

第三，对于一个时期或一个朝代的史学的研究，一个有效的方法是先做编年。做编年有两个好处：一是了解大势，二是发现问题。我在研究唐代史学之初，先读了有关的八九十种文献，做了十几万字的唐代史学编年。于是，大致了解了唐代史学发展的脉络，同时发现了二三十个需要研究的问题，收获之大是我始料所不及的。应当承认，这个方法很笨，但却是扎扎实实的。近些年来，南开大学杨翼骧教授编著了《中国史学史资料编年》，现已出版了第一、二、三册，足资参考，这是对中国史学史研究的一大贡献。

第四，中国史学史是一门专史，它同任何专史一样，贵在通识。因此，对于任何时期之史学的研究，对于任何史家、史著的研究，一是要根据那个时期的历史条件去评价，二是要置于中国史学发展总体中去评价，这样才可能避免或减少片面与夸大，不至于在评价中否定前人、无视后人，产生这样那样的偏颇。中国史籍的浩繁，以致任何人都难以达到真正的“通识”。因此，“通识”只是相对的，但“通识”的意识和要求，却不可没有。踏上走向“通识”的道路没有捷径，多读书、多思考是唯一可靠而有效的方法。

第五，要关注当代史学的发展。关注当代史学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要关心当代人的著作，重视研究现实问题。当代人要读当代书，要研究现实问题，这好像是不成问题的事情。其实，也不尽然，我们有一些研究历史的朋友，却未必都对当代感兴趣。这实际上就等于把自己封锁在小楼里了，不能广泛地吸取今人的成果。治学如积薪，后来者居上。忽视今人的著作，不去汲取今人的研究成果，是难于在学术上有大作为的。关注当代史学的发展，还有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要营造良好的、健康的学术氛围，重视史学评论工作。学术上的繁荣进步，要靠评论工作来促进。怎样开展评论呢？最重要的是要实事求是。赞扬，但不捧场；批评，但不挑眼。要造成这样一种学风：一部著作出版了，有人关心，有人过问。我们研究史学史的人，更要关心。这样做，不仅有利于自己的提高，而且对作者和广大读者都有益处。可以肯定地说，正常的史学批评的开展，健康的学术氛围的形成，是推动史学发展的动力之一，是史学工作者关注当代史学发展的重要途径，也是史学史工作者义不容辞的责任。

第六，历史研究成果的表述形式是史学工作的重要环节，把文章写好是史学工作者的基本功。学术论文贵在平实，切忌华丽辞藻的堆砌和各种新式语汇的排比。对材料要分清主次，不能平摆。话不要说得太满，要以商量的口吻，平等地进行交流。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太史公也强调“心知其意”。在实践中要多一点悟性，有了较深刻的感悟，再去实践，如此反复，就会不断提高。

第七，我想着重指出一点：中国史学源远流长，博大精深，为世界各国所仅见。中国古代史学遗产中有些已经落后了，没有继承的必要了，但优秀的遗产十分丰富，在当代仍然有活泼的生命力和现实价值。因此，当我们还没有认识这些问题的时候，不要轻易地去否定古代史学。因为那样做，不仅反映出自身的浅薄，而且无益于一般读者。中国史学是中国历史的记录，从这个意义上说，它是神圣的。尽管它有缺点、有局限，但这并不会改变它的神圣性和固有的价值。

问：从全局来说，您怎样看待中国史学史研究的发展趋势？

答：作为近代学科史之一的中国史学史研究，是20世纪20年代梁启超提出来的，30、40年代是草创时期，50年代显得寥落，60年代初是一个比较活跃的阶段，“**”10年陷于沉寂。80、90年代，中国史学史有了迅速的发展，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中国史学史研究迎来了它的春天，进入了它的建设时期。它有如下几个特点。

第一是研究步伐的加快。第二是研究队伍的扩大，这两点我就不细说了。第三是研究领域的拓展。从时限上看，中国史学上自古代、下至近现代以至于当代，都成为研究的对象。从内容上看，研究者大都力图走出史官、史家、史著的模式，而关注史学发展的脉络及其阶段性的特点，关注史学思想的演变，关注史学与社会的关系；有通叙史学之整体发展趋势者，也有着重论述某一断代史学面貌者，有着重爬梳史学流派而分别予以评价者，也有就某一史家或史著写成专著者；尤其值得重视的是，还有就少数民族的史学做专门研究者。从研究成果的表现形式看，有论文，有专著，有教材，有专题论集，有综合论集，有史家评传集，有史著评介集，有资料编年，有史家词典，有史学史辞典，有史著解题等。所有这些，都反映出了中国史学史研究领域有了很大发展。第四是研究成果丰硕。自1980年至2000年以“史学史”名书的中国史学史著作，有20种左右；如果把多种表现形式的著作统计在内，其数量当有百余种之多，而论文则在千篇以上。第五是突出了理论色彩。主要表现为这个时期的中国史学史研究，提出与探索的理论问题很多，大致围绕着中国史学史的研究对象和范围、中国古代史学的求真原则与致用目的的关系、中国近代史学的形成和发展，以及传统史学在当代史学建设中的地位等重大问题展开了深入的探讨，并取得了可喜的进展。

当然，在这样一个良好的发展趋势下，也存在不少问题。我看目前的中国史学史研究至少还存在如下几个问题。一是重复研究过多，创新意识不够。二是个案研究、具体研究多，而关于中国史学史学科建设与发展的整体研究显得不足。三是现实感比较淡薄，与现实社会的发展有些脱节。四是史学评论滞后，争鸣、商榷文章很少。五是中国史学史还没有资料翔实、内容丰富、结构恢廓的鸿篇巨制，这同浩如烟海的史学遗产很不相称。

至于中国史学史研究未来的走向，现在也只能作一个大概的估量。我认为在21世纪，中国史学史研究在继承以往研究的基础上，将呈现出这样的发展前景。

一是继续开拓中国史学史研究领域。诸如加强对断代史学史及少数民族史学史的研究，因为迄今为止还没有一部翔实的、有分量的断代史学史专著，这主要源于我们对史学认识不够深刻。而少数民族史学史研究则更为薄弱，这是因为研究史学史的不懂少数民族语言文字，而懂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却对史学史很陌生。应当看到，这方面的研究有很大的空间。

二是加强中国古代历史编纂学及其理论的研究。中国古代历史编纂学主要讲的是史书的体裁、体例问题，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史书之外部形式和内部结构。在这方面中国传统史学有丰富的遗产，加强这方面的研究对我们认识中国史学史一定会有很大的帮助。还有对史注、史表的研究也很缺乏，史注、史表不仅是反映了对历史的一种认识，而且也是文化传承的一种媒介和积累，但是我们还没有从史学史的角度进行整理和研究。

三是深入研究理论，即对历史理论和史学理论的研究。历史理论研究应该向着历史哲学方面发展，这对推进中国史学史发展具有重大的意义。研究历史理论，应该首先从研究中国历史理论入手。研究中国历史理论，就要弄清在中国史学史上有哪些范畴？如司马迁《史记》中所讲的“势”“天人”“古今”“物盛而衰”，以及后来人们所讲的“理”与“道”，再如“水能载舟、亦能覆舟”，还有“天时、地利、人和”等，这些概念是否可以作为稳定的范畴提出来，至今还是若明若暗。除了范畴之外，还有一些重大问题，如地理条件与社会发展的关系、人口状况与社会发展的关系、民族融合与社会发展的关系等，都还有待于从史学史上做更加深入的探讨。关于中国古代史学理论的研究也是很不够的，同样都有很大的研究余地。总的说来，从理论的层面上看，我们同当代西方史学比较起来，有明显的不足和差距，无法与人家在同一水平上进行对话。这种情况应当有所改变。

四是中外史学进一步加强联系，特别要加强比较研究。虽然经济全球化并不会导致文化的全球化，但经济全球化必然会加强文化之间的联系和交流，加强比较研究就显得尤为重要。

五是加强史学史研究与史学理论研究的结合、中国史学研究与外国史学研究的结合。史学史研究与史学理论研究的结合，是把史学史研究引向深入的一个重要途径，同时也使史学理论研究有更深厚的根基。中国史学研究与外国史学研究的结合，是为了让外国同行更全面地了解和认识中国史学的发展与成就，同时也使我们从外国史学中获得启迪，以推动中国历史学的发展。

问：人们经常讨论的一个问题是，“史学有什么用？”您对这个问题有什么看法？

答：这个问题问得好。从孔子、孟子、司马迁以来，2000多年了，人们对于这个问题的理解和认识有许多讨论，我认为可以就这个问题写一本专书。史学的作用有丰富的内涵，当然，最重要的还是史学同社会的结合，同人生的结合，同国家与民族命运的结合。史学究竟有什么用？这是许多人包括一些史学工作者甚感困惑的问题。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那不仅是“史学危机”，恐怕更是民族的悲哀了。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外国史学著作的大量引进，人们可以读到关于这个问题的种种解释，同时，也伴随着产生了对中国古代史学的种种误解，有些误解至今仍然存在。比如，有人认为中国古代史学是“资治”史学、“劝诫”史学，因而在今天没有什么值得重视的地方。中国古代史学确有资治、劝诫的功能，但它的功能绝不止于此，它在今天也还有现实的价值。1991年，我发表了《传统史学的现代价值》一文，从进取精神、凝聚意识、历史智慧三个方面，论述了传统史学中的优秀部分在当代的现实意义，受到学术界的关注。在这个认识的基础上，1994年，我出版了《历史·现实·人生——史学的沉思》一本小书，这是专门论述史学社会功用的著作。这本书依据中国丰富的史学遗产，试图通过深入浅出的叙述和阐释，说明史学在人们思想历程的发展上所占有的位置，说明史学同社会、文化、人生的关系，从而说明史学对于人们认识历史、现实、人生所具有的重要作用，以及它对于促进社会进步所具有的重要功能。它首先论述了中华民族是一个有深刻历史意识的伟大的民族，以及人们的历史意识的发展同人们社会实践的关系。其次论述了史学与认识历史、史学与社会进步、史学与文化发展、史学与人生修养、史学与历史教育等问题。这书在理论上的特点是：强调人们的历史活动是人们的历史意识产生的前提，而人们通过史学去认识历史，则是史学的社会作用得以发挥出来的前提，人们重视历史则不能不重视史学，其理固无疑义。这本小书在帮助人们对历史科学与现实历史运动之关系的认识方面，提供了理论上和历史上的较有系统的说明，从而有助于提高人们对历史科学与社会实践之密切关系的认识和理解，进而对史学的社会功能有深刻的认识和理解。

一定的社会条件创造了一定的史学。但是，史学对于社会的反映不是被动的，而是能动的。这就是说，史学既是一定的社会历史的反映，但它同时又作用于一定的社会历史，这就是史学的社会作用。史学的社会作用，在不同的时期表现出不同的特点。第一，通过史学认识历史是最基本的也是最重要的途径。只有当人们真正认识了历史，才可能继承各种优秀的历史遗产，为现实的历史运动提供借鉴、经验、智慧，开辟和创造未来。从这个意义上说，人们通过史学去认识历史，确乎是史学的社会作用中最根本的方面。第二，史学与社会进步的关系。史学与社会进步的关系在政治、文化、教育三个方面反映的最为突出，也最为重要。在政治方面，又以政治决策、历史经验、忧患意识同史学的关系最为密切。史学家对历史的正确认识是当政者进行政治决策的重要的历史和理论依据。历史上的治乱兴衰、得失成败之故，是古人留给我们的宝贵精神财富。而史学上深沉的忧患意识对社会各阶层人们的思想影响，是推动社会进步的精神动力之一。第三，史学与文化发展的关系。史学是文化的一个方面，史学的发展不仅需要有一定的经济条件、政治条件，也需要有相应的文化条件。但是，史学因其自身的特点，也对文化的发展产生重大的作用。史学的每一个进步，都为文化的发展增添了新的成果和积累。史学是推动大众文化发展的重要形式。民族文化的发展在中华文化发展中占有重要地位，史学以其独特的形式推动着民族文化的发展。如史书对于多民族历史活动的记载成为历代正史的重要内容之一，从而对于多民族共同心理的形成起着潜移默化的作用；史书对于西周、汉、唐这些盛大朝代的记载，既作为史学的形式又作为文化的形式影响着周边少数民族历史文化的发展。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历史演进的过程，也是多民族文化融会、发展的过程，而史学则在这个过程中承担着重要的任务。第四，史学与人生修养的关系。中国先民从很早的时候起，就重视通过学习历史来提高自己的德行、见识。“君子多识前言往行以畜其德”，当是对于这一传统的总结，并以此为基础，以修身、治世、明道为目标，以有益于社会实践、历史进步为归宿。第五，史学与历史教育的关系。优秀的史学遗产，使历史教育可以充分发挥它的特点和优点。一是由于历史著作的覆盖空间恢廓，可以使历史教育具有广泛的社会性，使社会公众都能受到这方面的教育和熏陶。二是由于历史著作的内容、形式、层次之结合的多姿多彩，可以使历史教育具有突出的适应性，使社会各阶层人物都能从与之相适应的历史著作中得到有益的启示和教益。三是由于历史著作中所蕴含的中华民族之民族精神的底蕴和众多杰出人物的人格魅力，以及各方面的经验和智慧，使历史教育具有巨大的吸引力和深刻的感染力。我想用刘知幾的一句话来概括这个问题，这就是：“史之为用，其利甚博，乃生人之急务，为国家之要道。”今天看来，其言诚可信矣。

问：您今后有什么研究计划？您对青年史学工作者有什么希望？

答：在今后一段较长的时间里，我将主要从事中国古代史学理论遗产和中国古代历史理论遗产研究。前者旨在说明中国古代的人们对史学如何认识，这和今天史学理论建设有关，因为这可以从古代史学遗产中得到启发，丰富和深化我们的研究。后者则着眼于中国古代的人们对历史怎样认识，这和历史理论建设有关。这两件工作完成之后，下一步做些什么，还要视当时情况来决定。

我认为中国历史学的发展（当然也包括中国史学史研究的发展），希望都寄托在青年人的身上。青年史学工作者在新的世纪里，在这样一个难得的历史时代，如何提高自己的学养，更好地发展自己，更好地为社会服务？我想到几点建议。

第一，研究方向要明确。坚持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方向，并且能创造性地运用唯物史观指导历史研究，应当是明智的选择。我想，如果不坚持这一点，中国学者在国际史坛上要有自己的地位是比较困难的。

第二，要有明确的目标和可行的计划。目标，是研究领域和成果设想；计划，是实现目标的步骤，也是学术积累的过程。有计划的学术积累对于学术成长非常重要。中国史学史的研究始终需要有一个计划，在这个计划范围内做不懈的努力。这是因为中国史学史研究不仅需要读许多书，而且要懂历史，还需要有理论修养，除了奋发上进以外，还要有一个切实可行的计划，这也可以看作自我鞭策的手段之一。

第三，要明确史学史是研究史学发展的过程及其规律，而史学的发展过程是和社会历史发展过程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因此，始终不应该忘记紧紧把握史学与社会发展之间的关系，克服所谓“纯学术”的倾向。我们只有明确地认清这个问题，才能有一种社会责任感，才能自觉地以专业知识去影响社会，参与社会实践，促进社会进步。

第四，不要赶时髦，更不要媚俗。应该敢讲一点不同的意见，有独立的见解和创新的精神，同时又能虚心地看待自己、看待他人。惟其如此，才能有利于自己在学术上的健康发展，才能在学术上做出无愧于历史和时代的贡献。

近几年，人们都在讲学风，这很必要。上面说的这几条，都是关乎学风建设的问题。我不惮其烦地说这些，就是觉得这些都很重要。

最后，我想说的是：历史在继续，史学在继续，史学工作者的神圣使命和崇高追求与历史同在，与史学同在。我谨以此和青年史学工作者共勉。

[1] 载《史学月刊》2003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