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上所讲的是中国古代史学理论的特点和发展大势，最后，我想谈谈深入研究中国史学的理论遗产的有关问题。

在当前形势下，我们一方面是开放，引进、研究、分析外国史学，借鉴其中的积极因素，以有益的成果来丰富我们。同时，我们要发掘自己的理论遗产，这两个方面是辩证统一的关系。我们要争取和西方史学“同步走”，再进一步“领着走”，不能总是“跟着走”。但是，我们想“领着走”，有更大的话语权，那就必须有“领着走”的条件，不是几句话能解决的。中国史学在世界史学中想要扮演“领着走”或者至少在某些方面“领着走”的角色的话，有一个问题值得我们思考，那就是我们能不能提出全世界同行都关注的重大问题，至少他们也认为是重要的问题，甚至是他们未曾认识到的重要问题。我当时针对这个问题讲了一番，海登·怀特先生马上就说，我们从“二十四史”中能看到什么理论呢？这就是差别。所以，年青一代要有使命感，要有责任感，要经常思考一些问题。知识是非常重要的，但是提出新的问题更重要。因为有了问题才能够创新，有了问题才能够有突破。

首先，要深入研究中国史学的理论遗产，问题意识非常重要。提出新问题的能力，决定着我们对于理论问题的深入程度和成就大小。中国史学素有重视思想和理论的传统。从孔子、孟子讲事、文、义，到司马迁说“好学深思，心知其意”，一直到梁启超明确提出不懂得历史哲学就不能成为良史，这个优良传统一直在随着时代的变化而不断延续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李大钊、郭沫若、翦伯赞、侯外庐等都特别重视理论。他们为后人留下了丰厚的理论遗产。那么，在继承中国古代史学的理论遗产的基础上，我们今天应该怎样深入研究和利用这些遗产呢？我想一个最重要的基础工作就是从梳理概念和爬梳问题入手。中国历史学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提出了一些重要概念，比如，天人、古今、时势、理道等。这些关于历史理论的概念一直在沿用，我们应该研究中国历代思想家、史学家赋予了它们什么含义，有着怎样的流变。比如说，“天”的概念是在不断变化的，据一位年轻朋友的研究，中国古代人们关于“天”有十七种含义，概括说来一个是指有意志的天，一个是指自然的天，一个是指客观形势的天。章学诚说：“尽其天而不益以人。”这个“天”就是指客观的历史，“不益以人”就是不要加上个人的主观意志。对于“人”的认识也是在变化的，我们说司马迁奠定了中国古代史学的人本主义传统，也就是人在历史发展中的中心地位。历史就是人的活动，这也符合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对于这样一些基本概念，我们要进行梳理，同时在梳理过程中要善于发现问题，然后再把这些问题加以论述，这样我们就慢慢做好理论研究的准备了。我和龚书铎教授主编的《中华大典·历史典·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分典》三卷本，对很多理论问题进行了比较系统的分类和初步的梳理，大家可以参考、批评。

其次，从史学理论领域来看，也是如此。我在《中国古代史学批评纵横》这本小书中提出了一些看法，比如，史学家在才、学、识方面的修养问题；历史撰述中的直笔与曲笔，史法与史意问题；会通与断代问题；时代与史学的关系问题；史学的审美问题等，这些都是很重要的理论问题。对其中某一问题进行深入的研究，拓展开来论述，写成专门著作，可以更加凸显中国史学的特色和风采。

最后，我要说，我很高兴在25年之后回到华中师范大学来交这份答卷，一个初步的答卷，同时也展望未来，希望和青年朋友们继续共同努力，深入研究中国史学的理论遗产，把中国史学推向更高的境界！

[1] 2011年11月1日，在华中师范大学历史学院的演讲。

[2] 《左传》襄公二十五年，杨伯峻春秋左传注本，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1106页。